公共藝術如何為城市賦彩

來源：市場資訊

清晨，在北京海淀北太平莊的一個社區里，幾位老人正圍坐在一棵老樹旁聊天。樹干上原本破損的樹洞，不知何時被修復成一幅生動的環保彩繪，孩子們路過時總要伸手摸一摸，大人們也愿意在樹邊多站一會兒。兩千公里外，廣州天河體育中心，253根原本灰撲撲的老柱墩被彩繪點亮，嶺南美食、廣府花卉、全運會等主題彩繪讓天河體育中心變身“城市萬花筒”——公共藝術就這樣悄然改變了人們的居住環境。

這些“小切口”的案例，正在不同城市里悄然發生。它們不宏大，不張揚，卻切中了一個核心命題：當城市化進程從“增量擴張”轉向“存量提質”，公共藝術能發揮哪些作用，又能為城市帶來什么。

┤公共藝術的理念之變├

“原來一提公共藝術，大家想到的都是城市雕塑，比較有紀念性的那種。”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青島藝術與科學創新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汪建松回憶，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各地成立雕塑機構，以城市雕塑為主體美化環境，“那是中國改革開放城市建設的重要時期，著力點都在城市的重要空間，以主題雕塑的形式呈現，多數由政府主導。”如雕塑家潘鶴于1982年為珠海創作的《漁女》、1984年為深圳創作的《開荒牛》，設計師鐘寶駒為汕頭設計的《升騰》等，都是這一時期的經典作品。

這種模式在進入新世紀后被逐步打破。汪建松表示：“隨著城市國際化進程加快，大家的觀念逐步發生改變。城市環境需要的不只是單體雕塑，藝術以更豐富的形式進入到城市各個空間場域中。”

2000年伊始，北京朝陽區的798廠房因租金低廉、空間開闊，吸引藝術家紛紛入駐。誰也沒想到，這些原本要被拆除的工業遺存，會生長成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當代藝術街區。在上海，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也于2008年開始進行藝術化改造，通過歷史建筑保護、藝術公共空間嵌入與生活圈的打造，為當地居民提供了便捷的生活體驗和溫暖的精神寄托。

對此，四川美術學院院長焦興濤從理論層面給出了精準的概括：“過去公共藝術往往被視為城市空間的裝飾性元素，主要承擔景觀美化或文化符號表達的功能，而在今天的城市治理語境中，公共藝術正在從‘視覺景觀’走向‘社會媒介’，從‘空間美化’走向‘情感連接’和‘社會調解’。”他說，它不只是改變城市的外觀，更是在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網絡。

“現在從事公共藝術的并非都是專業藝術家，越來越多的普通大眾也參與到公共藝術的項目中。”中國雕塑學會秘書長孫振華將公共藝術的變化趨勢概括為五點：社會化、大眾化、社區化、媒介多樣化、生態化。他舉例說，隨著藝術和技術手段的發展，公共藝術呈現出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它甚至不再是永久性、具備實際物質載體的媒介和形式，像燈光藝術，以光影的形式在夜間顯現，擴大了公共藝術的邊界。“同時，公共藝術開始朝著生態化的方向發展，注重用生態環保的材料，如建筑余料、廢棄的房屋山體等進行藝術創作，變廢為寶。”孫振華說。

┤日常空間的藝術覺醒├

當公共藝術的理念發生轉變，它關注的對象自然也就從城市廣場、交通樞紐轉向了社區、街道。

在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趙囡囡看來，環境藝術的融入，讓公共藝術開始將整體環境作為創作對象，包括建筑、街道、過街天橋、城市設施等都變成了藝術提升的著力點。“小到公共汽車站、垃圾箱、指示牌、井蓋，都應該用藝術化的形式去表達。”趙囡囡認為，公共藝術發展的潛力就在于讓那些原本只有實用功能的城市設施變得美觀起來。

孫振華舉例印證了這一觀點。在古巴的海濱城市北圣克魯斯，那里房屋相對破舊，當地人把一條街的外墻都畫上畫，營造出一種人文氛圍，成為這個城市必看的景點。而在摩洛哥舍夫沙萬的“藍色小鎮”，鎮上所有房屋都被涂成藍色，成為世界級旅游打卡點。“很神奇，制造了一個視覺奇觀，烘托了一個城市、一個街區的人文氛圍。”孫振華說。

汪建松將這一現象概括為“公共環境的藝術化”，而非“藝術作品的公共化”。他說，前者是真正民眾所需要的，把藝術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焦興濤看來，公共藝術的核心在于“以美為治”，即通過藝術參與，激活社區內部的情感互動機制。“藝術在這里既是媒介，也是過程。居民在共同參與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建立合作關系，從而形成新的情感紐帶。”焦興濤進一步說，在創作邏輯上，這意味著公共藝術不再只是藝術家的個人表達，而是一個“共創式”的社會過程。藝術家需要從“創作者”轉變為身兼“創作者”“組織者”“策展人”數職的人，通過社區工作坊、共同創作、協作設計、組織評論等方式，讓居民成為創作與評論的主體之一。

重慶江北機場航站樓大廳里的《火鳳渝飛》裝置

在重慶，四川美術學院師生參與的九龍坡區民主村社區公共藝術實踐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社區更新過程中，四川美術學院師生團隊以“社區規劃師”的身份進入民主村，與居民、志愿者和學生共同開展社區藝術行動。他們并沒有簡單地把藝術作品放置在社區，而是通過招募居民志愿者、組織家庭參與活動、共同討論社區空間使用方式等，讓藝術成為一種協商與共建的過程。在社區規劃的藝術節中，團隊與30余名社區志愿者、25組家庭共同參與藝術裝置與公共空間微改造，讓社區公共空間成為居民交流、討論和共創的場所。

這種“參與式”的公共藝術實踐，讓居民在共同創作和協商中逐漸達成共識，也讓公共空間從單純的功能空間轉變為具有情感連接的文化空間。正如焦興濤所說：“公共藝術真正的價值不只是留下幾件作品，而是通過審美與參與的過程，幫助社區重新建立情感連接與公共意識。”

┤藝術落地亟需頂層設計├

理念轉變之后，如何落地？專家不約而同談到一個核心問題：機制。

汪建松提到澳大利亞的經驗，如一些城市的交通部門在建設過街天橋、地下通道時，會提前把藝術家請來共同策劃。“這些不是簡單的基礎設施，一旦建在城市里，就會對城市風貌產生深刻影響。”汪建松說，澳大利亞的藝術家參與城市建設已成常態，這一模式值得我們去學習借鑒。

焦興濤主張推行“藝術顧問”制度，鼓勵藝術工作者掛職城建部門、街道社區，為公共藝術的主題構思、創作表達、空間落地提供全流程專業指導。他說：“既保證藝術專業性與國際審美視野，又讓作品契合城市空間肌理與本土文化特質。”

顯然，我國的城市公共藝術還需要整體規劃和引導。“目前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這幾個城市群有較好的基礎，比較重視城市公共藝術發展，但是仍然缺乏關于公共藝術的頂層設計，沒有健全公共藝術的發展機制。”孫振華提出，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它們普遍有城市公共藝術委員會，由這樣的機構來確定、商議城市和地區公共藝術的事項。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國內在推動公共藝術賦能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也會面臨一定矛盾與挑戰：一方面，市級層面需要形成清晰的制度框架與資源統籌，以保證政策的連續性與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公共藝術實踐往往依賴社區的在地經驗與自主參與。如果過度標準化，容易削弱社區創造力；如果完全依賴自發行動，又難以形成持續影響。

在四川自貢，用藤制成的“喇叭”，中間相連，兩頭可坐，人們可以坐在里面傾聽音頻。

針對這種張力，焦興濤提出建立“有框架的彈性機制”。“政府層面通過設立公共藝術委員會、建立項目評審機制、設置專項基金等方式提供政策與資源框架，以‘試點社區’不斷積累實踐經驗；基層社區通過微空間、微課堂、微賽事等小規模行動激活內生動力。”他介紹，四川美院師生連續七年開展的“虎溪計劃”，就是在政府和街道的支持下，通過墻繪、社區展覽、公共裝置、美育課堂等項目，邀請居民參與空間改造，讓普通生活空間逐漸轉變為具有共同記憶的公共文化空間。

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或許正是當前值得探索的可行路徑。

┤公共藝術需引入評價機制├

公共藝術項目做得好不好，誰來評價？用什么標準評價？

趙囡囡從實踐角度強調了功能定位的重要性。“處于不同空間的公共藝術項目有不同的需求。”他以自己2023年設計的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律動的妙想”動態海報展為例。這個項目采用橘色幾何體在商場公共空間堆疊出高低錯落的“數字園林”，觀眾可以走進去、坐下來，在屏幕上觀看來自國際設計師的動態海報。作品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傳播量持續走高，吸引了大量年輕人前去打卡、拍照。趙囡囡表示，這個設計的初衷就是要激活商業空間的人氣，讓人愿意停留、愿意互動。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商場公共空間的“數字園林”

但同樣的邏輯放到別處就需要調整。“比如在大城市地鐵樞紐中落地公共藝術作品，就不能夠影響乘客的高效通行，不能讓人群滯留圍觀，而應以環境提升為主。”趙囡囡說，地鐵的第一要務是效率，導視系統要清晰，空間氛圍要舒適，但不需要作品本身成為景點，那反而會干擾通行。

而在社區、鄉村，邏輯又有所不同。中央美術學院建筑學院連續三年在江蘇省無錫市開展“創意未來——裝飾材料創作營”，學生們在無錫鄉村地區生活、創作，在多個村莊落地了非永久性的藝術作品，受到當地居民普遍歡迎。趙囡囡說，這個項目的目的是通過構建鄉村美學場域，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村民們天天看著學生們動手搭建，從感到新鮮、好奇，到慢慢參與進來。“要讓居民在創作過程中感受美、參與美。”趙囡囡說。

焦興濤談到了一個關鍵詞：共識，并提出“軟硬雙指標綜合框架”。硬指標包含公共藝術覆蓋率、居民參與度等可量化數據；軟指標則涵蓋社區矛盾化解率、鄰里交往頻次、居民幸福感指數等維度。以此來檢驗公共藝術是否真正搭建起情感鏈接、凝聚起審美共識。

孫振華則把評價標準引向更深層的社會維度。他認為，公共藝術與整體社會發展，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方面是高度關聯的。“公共藝術是要建設一個和諧的、平安的、幸福的城市。因此，公共藝術需要公眾的熱情和積極性，需要公眾的文化素養和文明程度的提升。當城市中每個人都有歸屬感，愛自己的社區、愛自己的城市的時候，公共藝術才能扎根生長。”孫振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