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特務藏身農村九年成勞模，領導下鄉卻察覺身份有異？

1958年正月，江西萍鄉安源鎮九荷村的土操場上，幾百名村民圍成一圈，看人表演騎自行車。有人摔得灰頭土臉，引得一片哄笑。就在眾人起哄的時候，一個平日里干活賣力、在村里口碑極好的“勞模”擠出人群，自信地說了一句：“我來試試。”

他雙腳一點地面，翻身上車，握把、抬腿、踩踏，一氣呵成。車子沿著田埂繞圈，時而轉彎，時而壓過窄窄的土坎，穩得像城里老手。圍觀的人全看呆了，一陣猛拍巴掌，直夸“漆老三真有兩下子”。

有人在笑，有人在鼓掌，只有站在人群外的范君治，眉頭慢慢鎖緊。這個剛剛被下派到九荷村掛職鍛煉的干部，心里升起了一個疑問：一個“窮苦農民”，怎么會在這個年代，把自行車騎得比城里科員還利索？

就是這個疑問，把一樁塵封多年的血案，一點點翻了出來。

一、從村痞到軍統學員

時針往回撥到1910年代。宋玉成出生在江西萍鄉郊外的一個普通農家，家里幾畝薄田，遇上荒年，連糠菜都吃不飽。窮人家的孩子，早早下地干活，上學是奢侈事，他也只是在鄉里先生家門口蹭過幾句《三字經》。

童年時候，他倒還算懂事，幫著父母割草、挑水，鄰里口碑也不壞。可年紀一到十七八，人就變了味。在村里，他成了出了名的刺頭，經常拉著一幫同齡人打架鬧事，有一次把同村少年打得躺床上好幾天，整個村都傳開了。

議論多了，臉就掛不住。有的罵他“不務正業”，有的說他“將來沒出息”。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他索性一甩手，離開鄉下，跑到外地去“闖一闖”。

他堂叔宋惠各，當時已經在武漢混出些門道。聽說侄子在外面漂泊，主動托人帶話，讓宋玉成來投奔。等見了面，這個堂叔一開口，就把宋玉成后半生的路，拐到了一個極其危險的方向。

“玉成，鄉下待著沒出路，時局變了，人也得變。”宋惠各態度認真，“叔給你指條路，你要是真有本事，將來也能出人頭地。”

在那個軍閥混戰、局勢動蕩的年代，“有路子”“有靠山”，對一個出身寒微的年輕人來說，確實有巨大誘惑。宋玉成問得很直接：“什么路？”

宋惠各這時已是國民黨特務系統中的一名骨干。他原先是共產黨員，1920年代就在黨組織里活動，后來在一次行動中被國民黨抓獲。面對威逼利誘，他做出了選擇，放棄了原有立場，轉身進入國民黨特務機構，憑著能耐和腦子，爬到了要害位置。

“你來給國民黨做事。”宋惠各說，“我把你介紹給顧順章，你跟著他學特務工作的本事，以后前程不會差。”

顧順章這個名字，在當時的情報圈相當響亮。早年他是中共的重要情報負責人，1931年在漢口被捕后叛變，投入國民黨陣營，被安排在中央黨務調查科任職，后來又參與軍統系統工作。他熟悉共產黨內部情況，精通特工技術，一度是國民黨情治系統里的關鍵角色。

在上級授意下，顧順章主持創辦特務培訓班，專門培養情報、破壞、抓捕方面的人才，給國民黨輸送了一批“專業特務”。宋玉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拉進了這個系統。

進入特務培訓機構后，他被要求改名，以便日后行動隱蔽。顧順章替他起了個新名字——漆玉麟。從這一刻起，他在檔案上、在行動報表里，不再叫宋玉成。

有意思的是，這個在家鄉被當成“混混”的年輕人，一旦進了特務訓練班，反而像換了個人。訓練中，他不怕苦也不怕累，射擊、格斗、跟蹤、化裝，每一項都練得很瘋。他很清楚，自己在村里曾經被人看不起，心里憋著一股勁，想在這個全新的環境里搏一個“出息”。

顧順章對這個學員，也頗為看好，曾當面說過他“有血性”“是塊好料”。在那種高度殘酷、對人性要求極低的特務訓練體系里，“有血性”其實往往意味著狠、敢下手。

二、血腥履歷：從“紅人”到劊子手

1933年前后，宋玉成（漆玉麟）第一次參與重大戰役行動，便表現得極為積極。在一次圍捕行動中，他參與抓捕了包括馬玉龍在內的多名中共地下黨員和革命人士。行動迅速、手段狠辣，很快在軍統內部出了名。

從那以后，他的任務不斷升級。城市里的聯絡站，一處處被破獲；工人中的骨干，一個個被抓捕。各地的秘密據點，只要落到他手里，大多結局慘烈。組織方面當時的記載中，多處提到“敵人特務漆玉麟”“手段極為殘酷”等字眼。

1940年代，抗日戰爭結束后，國內局勢重新緊張，國共關系惡化。國民黨情報機關把大量精力用在“清剿共產黨”上，軍統、中統以及地方黨部情報機構，紛紛加大行動力度。宋玉成這樣的“得力干將”，自然成為重點倚重對象。

到1948年，內戰已接近尾聲，國民黨在軍事上節節敗退，但在一些大中城市的監獄、軍警系統中，仍對共產黨人展開殘酷迫害。就在這一時期，他參與了對多名中共重要干部的抓捕與刑訊。

資料中提到，他曾直接參與對江竹筠（江姐）等人的審訊。江竹筠1915年出生，1948年時不過三十出頭，在重慶地下黨組織中有重要地位。被捕后，面對刑訊和誘降，她堅決不屈，隨后被秘密殺害。

在審訊室的燈光下，一個是早年進步、后來變節的軍統特務，一個是寧死不屈的女共產黨員，選擇截然不同。宋玉成這一邊，繼續在記錄上累積“功績”，在軍統內部的地位愈發穩固，但他的雙手，也沾染了越來越多無辜者的鮮血。

有的資料估算，他先后直接或間接參與迫害、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超過一百五十名。這些數字背后，是一條條被掐斷的生命，一戶戶破碎的家庭。不得不說，在那段歲月里，他從最初求“出人頭地”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劊子手。

然而局勢變化，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1948年底到1949年，戰場形勢已經清清楚楚：解放軍節節推進，國民黨在東北、華北、華東接連失敗。1949年春夏間，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

軍統這樣的機構，最先感受到寒意。上層人物能撤的撤、能逃的逃，大量特務被安排轉移到臺灣及東南亞等地。但在倉促之中，許多中下級人員，根本顧不上全部撤走，有的被甩在各地，有的自行尋找出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關鍵時刻，宋玉成沒有跟隨大批國民黨殘部退往臺灣。他選擇留在大陸，理由外人不得而知，但以他多年“從事敵工”的經歷，很清楚新政權對這類人員的態度和政策，也清楚自己背后的血賬。按理說，他最該逃，偏偏沒走，這一點多少讓人有些意外。

三、九年農民：從“劊子手”到“勞模”

1949年，隨著解放軍接管各地，軍統系統在大陸迅速瓦解。部分骨干繼續頑抗，還有一批人妄圖拉隊伍打游擊。宋玉成起初也有類似想法，試圖組織余部在山區進行抵抗。但計劃還沒成形，部隊就被解放軍擊潰，他本人也被俘。

當時，人民解放軍和地方軍管會對大量普通國民黨軍人、警察，一般采取區別對待、審查甄別的政策。具體到情報、特務系統，由于案情復雜，往往要層層審查、逐一核實。有的人被送去勞動改造，有的被羈押審查，有的在混亂中登記失誤甚至漏網。

宋玉成抓住了“縫隙”。審查過程中，他盜用了一個普通士兵的身份資料，把自己的履歷改寫為“某部隨營人員”，再加上戰亂時期材料混亂，他居然從這一關里鉆了出去。再把名字從“漆玉麟”改回“宋玉成”，整個人等于在紙面上“重新出生”了一回。

審查結束后，他被遣返江西，回到了萍鄉老家附近。對于一個原本就出身農村的人來說，重新扛起鋤頭，并不像城里人那樣難以適應。田間地頭，對他不過是回到最早的生活方式。

剛回村那幾年，他表現得極其低調。干活搶著上，分配工作從不推脫，哪家有困難，他也肯搭把手。人緣逐漸好起來之后，村里人都覺得這個“從部隊回來的小宋”，既能吃苦，又不多嘴，看著就踏實。

幾年過去，大家發現他一直一個人過日子，便開始張羅給他介紹對象。媒人前腳剛去，后腳就有街坊幫腔，誰家姑娘賢惠，誰家條件適合，議論得熱鬧。最終，他娶了隔壁村的一位農家女，頭一年成親，第二年便抱上了大胖兒子。

有了妻子和孩子，他的日子似乎徹底安穩下來。合作社成立后，他積極參加生產，插秧、犁田、修水渠樣樣帶頭。每次評比勞動積極分子，他不是入圍，就是光榮上榜。時間長了，大家口中的“漆老三”，就成了“宋勞模”。

村民對他的印象，幾乎一邊倒：老實、能干、肯吃虧。有老人回憶，當時誰家缺勞力，他是最愿意搭把手的人之一。集體修堤垸，他總在最前面挑土。看上去，這就是一個典型的“解甲歸田”的普通農民。

但有個事實，悄悄藏在這一切背后：這個被推舉為勞動模范的男人，曾在另一條戰線上，親手送走過無數條生命。此時此刻，他把所有過去，壓在心底最深處，裝作從來沒發生過。

四、騎車的一瞬間：疑點浮出水面

1958年初，中央號召干部下鄉掛職，了解農村實際情況，參與基層建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范君治被派到萍鄉安源鎮九荷村掛職。范君治當時不過三十多歲，做事細致，對人對事都習慣多留一個心眼。

那年正月，九荷村張燈結彩，家家戶戶忙著拜年。大年初一晚上，村干部會議室還亮著燈，公安干警和干部們正在里面低聲商量一件事。窗外是爆竹聲和說笑聲，屋內卻異常凝重。

“晚上不好動。”到村里的公安人員反復強調，“目標是軍統出身的老特務，對風吹草動很敏感，又不清楚他手里有沒有家伙，這種情況下夜間抓人風險太大。”

范君治點頭。他腦子里反復回味著前幾天看到的一幕——那場看似熱鬧、其實非常異常的“自行車表演”。

在那之前，九荷村連自行車都少見，更別說會騎得那么熟練。村里哪個人家能有一輛車，都能吹上好幾年。別說騎花樣，光是上車不摔跤，就得練半天。而宋玉成騎車時那種“游刃有余”，在他看來，很不尋常。

起先，他只是覺得奇怪，后來越想越覺得不對勁：一個據說從小就在農村干活，從沒離開過村子的農民，怎么可能在這個年代，把自行車騎得像城里交通員一樣嫻熟？這背后，要么是他曾經在城市里長時間生活，要么是他受過專門的訓練，二者都和他對外的“普通農民”身份不相符。

有了懷疑，范君治沒急著表露。他先找了村里的治保主任，打聽宋玉成的來歷：什么時候來的村，怎么回到萍鄉的，原先在什么部隊服役，家中情況如何。治保主任一邊回憶，一邊敘說，前后多少有些含糊，其間也出現了時間和細節上的矛盾。

這些零碎情況，進一步加深了范君治的懷疑。于是，他通過安源鎮與萍鄉公安局取得了聯系，請求對這個看似“勞模代表”的村民進行背景核查。萍鄉方面很重視，隨即把線索報給重慶公安機關，原因也很簡單——宋玉成曾經活動的重點地區，就在重慶、四川一帶。

一段時間后，重慶那邊傳回的消息，讓所有參與這件事的人都倒吸一口涼氣：這個九荷村的“勞動模范”，真實身份竟然是軍統系統的王牌特務漆玉麟，曾直接、間接參與迫害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一百五十人以上，其中包括江竹筠等重要人物。

可以說，這個名字，對重慶公安機關來說并不陌生。早在1949年前后，對軍統、中統的大搜捕中，就有他的記錄，只是后來因為身份混雜、材料散失，部分線索沒有理順。而如今，一個騎自行車的小細節，竟然把這條斷線重新接上了。

身份確認后，抓捕刻不容緩。重慶公安機關立即派人趕赴江西，與萍鄉公安和當地干部一同制定行動方案。因為行程緊張，他們到九荷村時，已經是1958年大年初一的晚上。

正月的鄉村，鞭炮聲一陣接一陣，村里大多數人沉浸在過年的氣氛當中。村干部會議室里，卻是另一番景象——地圖鋪在桌上，椅子圍成一圈，幾個人不斷在紙上畫畫圈，仔細推演行動細節。

“人就在村里。”有干警肯定地說，“但不能讓他有絲毫警覺。”

范君治提出一個看似平常，卻極關鍵的建議：第二天初二，村里按慣例要召開團拜會，邀請包括勞動模范在內的群眾代表參加。宋玉成作為勞模，是“必到”的。利用這種公開場合抓捕，最不容易引起事前騷動。

討論持續到后半夜，抓捕方案一版版修改，細節不斷完善，為的是保證行動迅速、穩妥、不傷及無辜村民。

大年初二一早，九荷村的會議室門口掛上了紅布條，寫著“團拜會”幾個字。屋內提前擺好桌椅，干部、公安人員各就各位，有的扮作普通參會者，有的假裝忙前忙后。

八點左右，一個熟悉的身影跨進院門。宋玉成穿得和往常一樣，見到人就笑，口里還打著招呼：“叔，來得早啊”，“今兒熱鬧。”

他走到會議室門口，抬腳邁臺階的當口，兩只手從門后同時伸出，牢牢扣住了他的胳膊。動作一氣呵成，不留半點空隙。

“干什么？抓我做什么？我沒犯事！”宋玉成條件反射般掙扎，聲音也揪了起來。

此時，幾名公安干警迅速上前，將他牢牢控制。場面雖突然，卻沒有出現混亂，之前設計好的動作，在短短幾秒內全部完成。村民們面面相覷，一時間都沒反應過來。

隨后的手續，便按法律程序進行。重慶公安機關配合當地，對他的歷史案卷、相關證人證言進行了系統整理，對他在軍統期間的身份、職務、具體參與的案件逐項核實，材料一層一層歸攏。

事實擺在那兒：大量確鑿證據表明，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舊軍人”，而是多次參與抓捕、刑訊、殺害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特務骨干，特別是涉及江竹筠等重大案件，情節極其嚴重。

在依法審判后，宋玉成被判處死刑，并被押送至勞改場所。在羈押期間，他患病去世，結束了這條充滿暴力和掩飾的一生。

五、雙重面孔背后的冷現實

回看宋玉成的軌跡，會發現一個很刺眼的對比：在軍統系統里，他是讓人聞之色變的特務；在九荷村里，他又是被鄉親們推舉出來的勞動模范。兩張臉之間，只隔了一個改名、一段口供、一封調往鄉下的通知。

一邊是刑訊室里的毒打與逼供，一邊是田埂上的揮汗如雨。這種反差，帶著強烈的諷刺感，也讓人不得不思考：在社會劇烈變動的年代里，有多少人試圖通過偽裝，逃避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又有多少看似普通的“好人”，其實藏著見不得光的過去。

有意思的是，暴露他的，并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是一輛自行車、一段看似尋常的“表演”。他忘了掩飾，或者說，他習慣了在舊日生活里騎車穿巷，以至于在村民笑聲的簇擁中，一時忘了“多余的本領”在這個地方其實很扎眼。

從某種角度看，這件事也說明，哪怕在和平年代，一些干部敏銳的觀察力和對細節的警覺，仍然非常關鍵。范君治并沒有掌握什么“驚人內幕”，起初只是一點違和感——一個“只當過農民兵”的人，自行車技藝卻超過普通城市職員。這一點點疑慮，讓他多問了幾句，多查了一層，才牽出后面的故事。

不得不說，這類案件之所以最終被揭開，很大程度上依靠制度化的審查和跨地區公安機關之間的協作。萍鄉與重慶之間檔案的核對，使得那些曾經被戰亂遮掩的碎片重新拼接在了一起，才還原出這個人真正的模樣。

宋玉成在九荷村的九年，表面上是一個“浪子回頭”的故事——解甲歸田、勤勞樸實、成家立業、評上勞模。如果只有這一段，他的人生恐怕會被當成勵志教材。但在這九年之前，還有更長的一段歲月，他在另一端，站在刑訊室的燈光下，面對的是手無寸鐵的被捕者。

這兩段完全不同的生活，拼在一個人身上，形成了鮮明對照。前一段，靠的是狠、靠的是背離良知；后一段，靠的是勤勞、忍耐、低調。可惜的是，在評價一個人時，不能只看他晚年的一角，還得看他一生中做過什么、毀掉過什么。

從時間上看，1910年代出生的宋玉成，走完自己的路時，還不到五十歲。幾十年之間，他經歷了舊中國軍閥混戰、國共合作抗日、內戰分裂、新中國成立這一連串劇烈變局，幾乎每一次重大歷史轉折，都在他個人命運上刻下了痕跡。

九荷村的村民，曾真心實意地把他當成“自己人”，這點并不難理解。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看的是眼前的表現：誰肯幫忙，誰勤快，誰不惹事，誰就是好人。在他們眼里，這個干活不偷懶、對人還算熱情的中年男人，的確算不上壞人。直到抓捕那天，他們才知道，這個和自己一起下地干活的人，曾用槍口對準過那么多無辜。

這件事傳開后，在當地引起了不小震動。很多人一度難以把“勞模宋玉成”和“軍統特務漆玉麟”聯系到一起。嘴上說“不敢相信”的同時，心底多少帶著一種后知后覺的寒意：原來，真正的殺人犯，也可以戴著老實巴交的面具，在身邊走動。

從史料和各類回憶看，像宋玉成這樣在建國初期隱藏身份、企圖逃避追究的原軍統、中統特務，絕不是個案。有人早早被揪出，有人潛伏多年，有的甚至混入基層單位或工廠當中。少數人，確實在后來的勞動改造和生活中，逐漸遠離了舊日軌道；但類似宋玉成這種被查實有嚴重血債的，最終大多還是難逃法律制裁。

這一連串事件的存在，提醒人們在回顧那段歷史時，不能只看那些響亮的名字和正面典型，也需要看到這些藏在角落里的復雜人物。他們的選擇，他們的偽裝，他們試圖與歷史“周旋”的方式，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