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聰被拐案背后的村莊：5個人販子都來自一個村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達的執行死刑命令，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對罪犯張維平、周容平執行死刑。

至此，“申聰被拐案”落下帷幕，但由此引發的思考才剛剛開始：何以至此？

根據申聰的父親申軍良向紅星新聞提供的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顯示，除張維平、周容平兩名拐賣兒童罪的主犯外，申聰被拐案還涉及其他3名人販子，他們分別是：被判無期徒刑的楊朝平、劉正洪，以及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的陳壽碧（女）。

↑申軍良（右）和另一名被拐孩子家長

研讀前述《判決書》發現，申聰被拐案的這5名人販子都來自同一個村莊——貴州省遵義市綏陽縣黃楊鎮清溪村。

“這事發生后，在我們村中引發極大震撼。”4月27日晚，清溪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尹際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我們感到很痛心，但這是他們罪有應得。”

01

村里出了5個人販子

“申聰被拐案”至今早已廣為人知。

2005年1月4日10時許，周容平、楊朝平、劉正洪、陳壽碧等4人來到位于廣州市增城區石灘鎮沙莊街道江龍大道68號的出租屋樓下。隨后，由周容平、陳壽碧在樓下把風、接應，楊朝平和劉正洪帶著大號透明膠、辣椒水等工具，闖入申軍良租住的出租屋內。

據申軍良向紅星新聞介紹，案發時，他還在廠里上班，他妻子于曉莉正在出租屋內做飯，當時即將滿一周歲的兒子申聰則在床上睡覺。

判決書顯示，楊朝平和劉正洪進入屋內后負責捆綁和控制于曉莉，隨后，他們把申聰強行抱走并轉交給周容平和陳壽碧藏匿。最后再由周容平轉交給張維平銷售，張維平以13000元的價格將申聰販賣后分贓。

法院審理認為，張維平、周容平、楊朝平、劉正洪、陳壽碧等5人的行為，均已構成拐賣兒童罪，依法應予懲處。而張維平，包括參與申聰被拐案在內，他前后一共參與拐賣兒童9宗、涉及9名兒童，且是累犯。

據申軍良向紅星新聞透露，在周容平被執行死刑前，周容平的弟弟多次給他致電，希望他能給周容平出具諒解書，期待周容平能免去一死。周容平弟弟對此給出的理由是：“我哥就參與這么一單。”

事實上，在申聰被拐案中，周容平的角色不容忽視。判決書顯示，周容平是“犯意的提起者”：事前，他伙同同案被告人密謀策劃、準備犯罪工具；事中，他具體參與入戶強搶被害人的行為；事后，他又將被害人交給張維平販賣。

法院認為，在申聰被拐案中，周容平的作用最重要，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給當地群眾的安全感造成極大危害，依法應予嚴懲。

在申聰被拐案中，盡管張維平只是“轉手倒賣”角色，但這是個累教不改的慣犯。判決書顯示，1999年7月19日，張維平因拐賣兒童罪被原東莞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2007年3月2日，張維平因犯盜竊罪被原增城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2010年5月31日，張維平又因犯拐賣兒童罪被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刑滿釋放后，張維平又參與拐賣申聰的案件。

令人震驚的是，前述5名人販子都來自貴州省遵義市綏陽縣黃楊鎮清溪村，他們大都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年紀最小的是劉正洪，出生于1982年。

“相對于其他人販子，劉正洪的家教其實還不錯。”4月27日晚，清溪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尹際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對此，村里也感到很震驚，但他同時強調，“村民也認為，這也是他們罪有應得。”

除了都來自同一個村莊，前述5名人販子還存在更親密的關系，比如張維平和周容平是老表關系——“他們的母親是親姐妹”。此外，周容平和陳壽碧還是夫妻關系。

一個村里為何出現5個人販子？尹際試著向紅星新聞分析：“應該說，這里面有過去貧窮落后的因素，也有文化知識太少、法律意識淡薄等原因。”

據他介紹，前述5名人販子書讀得少，出社會也早，加上出去后，他們和村里的聯系也很少，這導致他們走上了歧途。

“這是很痛心的事情，但也很可恨。”尹際說，“事已至此，他們也要為他們的違法行為負責，我們覺得這個（法院判決）是公正的。”

02

為何對“老鄉”也下狠手？

販賣兒童無疑給他人、社會帶來巨大傷害。人們的困惑在于，同為在外漂泊的打工人，為何不能對他人的冷暖和苦難感同身受？

特別是張維平，判決書顯示，他很少進廠打工，白天大多在出租屋睡大覺，看到哪里有孩子，他就冒充老鄉套近乎、在附近租房，主動給孩子買糖、混熟后，以幫忙照看孩子或趁人不注意時，突然抱走孩子售賣。

查閱判決書發現，張維平，這是個幾乎以販賣兒童為業的人，每個兒童經他手售價在1.2萬到至1.3萬元不等，由此給被拐家庭帶來巨大傷害。

2005年12月，為拐賣兒童牟利，張維平在廣州市黃埔區龍珠酒店后面的出租屋租房居住。期間，他故意搭訕、結識在此居住的夏某菊一家，同年12月31日7時，趁夏某菊的家人不注意，張維平把夏的兒子楊某鑫（當時年僅2歲2個月）抱走，最后以1.2萬元的價格售賣。

據夏某菊向警方介紹，孩子被拐后，丈夫楊光（化名）精神受到很大打擊，到2008年上半年，丈夫開始自言自語，總覺得有人要殺他，有時還把水果刀帶在身上。

“他不愿去看病，2008年下半年，我們就帶他從廣州坐火車回四川達州老家。”夏某菊說，但上火車沒多久，丈夫就去廁所了，但很久，她都沒有見丈夫從廁所出來，“去廁所看，也見不到人，火車廣播也找不到人”。

在緊張和不安中，火車駛入四川境內，夏某菊突然接到乘警電話說，在廣東清遠市境內有個人，想讓她確認是不是她要找的丈夫楊光。

“乘警沒說這個人當時怎么樣了，我們到了清遠才知道，我丈夫跳火車死了。”夏某菊說，隨后，她帶著丈夫的骨灰回到了四川老家。

楊某鑫被拐時，是由他爺爺楊某平帶的。因此，楊某平很是內疚，甚至很害怕再次帶孩子。楊光的哥哥楊斌（化名）介紹，父親后來在老家幫他帶孩子，但歷經侄子楊某鑫被拐后，父親很害怕再帶小孩，“他經常叫我回去帶小孩，他出來打工。”楊斌說。

據申軍良介紹，申聰被拐走后，他妻子也受到極大精神打擊，一度造成精神失常，曾被商丘市第二人民醫院診斷為精神分裂癥。

“如今孩子找回后，她的精神狀況才逐漸好轉。”申軍良告訴紅星新聞記者。

另一被拐孩子的母親也介紹，2005年5月26日，兒子歐陽某豪被拐時還不到3歲，因傷心過度，她家婆當年就去世了，“去世時才50多歲”。

判決書載明，經查，張維平在2003年11月至2005年12月兩年多時間內，一共拐賣兒童9人，對被拐兒童的家庭造成了嚴重傷害，導致1名兒童的父親自殺死亡，3名被害人至今下落不明，主觀惡性極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極大，給群眾的安全感造成極大危害，應予嚴懲。

紅星新聞查閱相關判決書發現，張維平參與的系列兒童拐賣案件中，受害者都是和他一樣來自他鄉、在廣東漂泊的打工人，但共同的出身和經歷并不能阻止他對“老鄉”們下狠手。相反，利用共同的出身和“老鄉”對他的信任，利用給孩子買糖、逗孩子玩的機會，張維平努力和對方混成“臉熟”，期待自己突然抱走孩子的那一刻，孩子不會因此哭鬧。

在同村人看來，“張維平們”也很陌生。“在村里等熟人社會，他們的表現還可以，沒有出現偷盜、打架等不法行為，但在外面卻干出這樣的事來。”尹際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除前述提及的這5個人販子外，最近這些年，全村800多戶、3000多人中，沒再出現一單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