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債之路：路漫漫其修遠兮

在近十年，是債務快速擴張的歲月，2015年政府債務26.66萬億，2025年為96.05萬億，十年增加了260%，實際上不僅僅是政府，全社會都在堆積債務，特別是2020年后，全社會債務率 增速是GDP增速 近2倍，這就不能再定義為良性的債務增長模式。

如果沒有化債的閥口，就意味著每一個百分點的GDP增速，同時會伴隨二個百分點債務率增速，債務要增加7.52萬億。

談到農民基礎養老金，董明珠表示，每個人每月增加20元，看起來微不足道，但算大賬就會給財政帶來巨大的壓力，那么 ，增加20元基礎養老金是個什么量級？全國算下來，一年要掏出432億，是7.52萬億的0.5745%，看來，還是債務猛于虎。與債務率的增加，農民基礎養老金實在是微不足道。

怎么化債，這決定著未來經濟的格局，最終會輻射到所有人。

李稻葵的方案是加發30萬億國債，這個量級相當于地方債務（加隱性債務的）65.32萬億的小一半，用中央國債置換地方債，本質上是把地方信用換成國家信用，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地方一向事權大，財權小 ，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土地出讓金過日子，房地產深度調整，地方的財政通通都撐不住。

但李院長的方案與其說的化債，不如說是債務轉移，由地方轉到了中央，債務還是以GDP兩倍增速疊加，一年下來又是個7.52萬億，并呈幾何級數發散。

李迅雷說僅僅債務置換還不行，還要降息。

這又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有助修復負債表，而且是一魚雙吃，既是給地方降息，也是給企業降息，央行降息把市場整體利息壓下來，全社會的負擔都會降，這可以說是通縮期的不二選擇。

但降息是有限工具，空間已經十分有限，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債務風險，于是，姚洋放了個大招，既然是內部債，特別是地方與國企的，直接一筆勾銷就行了。這就是所謂的內債不是債。

這實際上是一個悖論，鈔票是國家信用，勾銷的是內債，不直接影響信用，但錢并不是蒸發了，債務只是貨幣的鏡像，貨幣已經進入市場，對市場產生影響，你勾銷債務，但市場的流動性已經發生了，它并沒消失，消失的是債務債權關系，而市場的貨幣量沉淀了下來，繼續堆積，貨幣對市場的影響依舊在。

所以，專家層面沒有提供真正意義上的解決方案。

實際上提了也沒太大用。

比如企業，最直接的辦法是雙管齊下，大幅減免稅，同時擴張社會保障系統，為居民提供廣義的長期收入，銀行的防御性存款就釋放出來了，這是一筆巨量資金，足以改變目前經濟的格局，企業直接修復了利潤表與債務表，就會做擴表，增加就業崗位，稅基也隨之擴大，下降螺旋就轉向了上升螺旋；國企這一塊取消軟約束，擠掉灰色收入，讓市場考驗它的生存能力和效率；那么，降稅與提升社會保障的錢又從哪來，既要降低負債，又要支撐稅收與社會保障支出 ，最優選只能是降低財政行政性支出，這一部分中國的占比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是經濟深陷結構性矛盾的核心問題。

所有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系統性問題，為什么政策缺少力度。

原因很簡單，就兩個字：晚了。

現在總體負債率已經不低，要支撐一個系統性的、長期的變革，工具箱里的工具已經不夠用，繼續擴大貨幣供應量，就是與風險同行；地方由于失去了土地出讓金的支持，財政缺口已經很大，也難給企業降稅，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在GDP的占比，而取消國企軟預算約束、降低財政行政性開支，這種深水區的改革，風險巨大，說的很熱鬧，都不實際。

最后的選擇會是被動的市場出清過剩產能，完成一個漫長的輪回，時間換空間，它會比較平穩，但真正的代價是，在大國的競爭中，將失去很多機遇。

而我們恰好處在 一個新冷戰時代背景下的一個后工業時代的轉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