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美麗中國建設的法治根基

近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生態環境法典。這是繼民法典之后，我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一場從38部生態環境領域單行法到統一體系的深刻變革。作為參與編纂相關工作的學者，筆者深感這部法典不僅具有法律文本的厚度，更承載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重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境法律制度與時俱進、完善發展，整體實現“升級換代”，取得重大成就。現行有效的30多部生態環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規、1000多件地方性法規，以及相關的司法解釋、規章制度、政策措施，為運用法治方式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有力保障，也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提供了堅實基礎。

不過，此前采取“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分散立法模式，雖靈活務實，卻也帶來了規范重復、交叉甚至沖突的問題。這就好比一顆顆零散的珍珠，雖各具光彩，卻難以串成精美的項鏈。法典編纂正是要通過體系化整合，讓法律規范從零散走向系統、從沖突走向協調。

從現實意義看，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已從重點整治轉向系統治理、從末端治理轉向源頭防控。這種治理邏輯的深刻變革，對法治提出了體系化、協同化的更高要求。法典確立了總則編的統攝地位，將基礎原則和普遍性制度進行提煉，好比給整個法典安裝了一顆“中央處理器”，各分編在總則編的統攝下協調運行，從根本上避免了此前單行法“政出多門”的法律沖突。從深遠意義看，這是將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制度、實踐成果以法典化方式予以固化，向世界展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中國方案。

領會立法意圖，需要把握法典的功能定位。立法采取“適度法典化”模式，既非簡單的法律匯編，亦非推倒重來，而是分類處理、系統集成：將環境保護法等10部核心法律經編訂纂修全部納入；對長江保護法、森林法等資源保護類法律，擇其要旨納入但保留單行法；對碳達峰碳中和等新興事項則作出原則性、引領性規定。這種務實的立法方式，既實現了環境法體系“基干”的高度統一，又保留了“血肉”部分的專業性與靈活性。

細覽法典，有三方面尤具開創意義。其一，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實現從“末端治理”到“源頭引領”的根本跨越。這是全球范圍內的首創之舉，意味著我國環境保護立法不再滿足于“污染物排放了怎么罰”，而是將法律觸角延伸至經濟社會前端，直接對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進行綠色重塑。該編建立健全綠色消費制度、完善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明確企業綠色轉型義務，將“雙碳”目標的宏觀戰略轉化為全社會一體遵循的法律規則。它不僅告訴社會“不能做什么”，更指引社會“應該鼓勵做什么”，為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了根本的法律驅動力。

其二，“適度法典化”的編纂模式，展現實事求是的立法智慧。生態環境領域涉及面極廣，若追求絕對完整的“完美主義”，不僅體量過于龐大，還可能打破資源、能源等領域單行法已形成的穩定格局。法典采取分類處理的策略，形成“法典+單行法”雙法源格局，既實現了環境法體系的統一協調，又保留了單行法的專業針對性和制度靈活性，契合當前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深化的現實需要。適度法典化不是保守妥協，而是在穩定性與開放性之間尋求最優平衡。

其三，堅持過罰相當原則，讓法律既有剛性也有溫度。法典加大了對監測數據弄虛作假等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如對監測機構的嚴重造假行為給予50萬元到200萬元的罰款，有關責任人員還將受到禁止從業等處罰。與此同時，法典優化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增加了從重、從輕、減輕或不予處罰的適用規定，有助于避免執法實踐中“小過重罰”與“大過輕罰”并存的尷尬。法典還新增信用修復條款，給知錯能改的企業改過自新的機會。這些制度設計既體現了法律的剛性約束，也蘊含了引導合規經營的柔性關懷，做到剛柔并濟、法理相融。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態環境法典承載著14億人的福祉。我們期待執法司法機關深刻理解法典的內在邏輯，適應法典化時代環境執法司法的新要求；期待各地抓緊清理、修改與法典精神不符的地方性法規，確保國家法治統一；更期待法典能夠走進百姓生活，讓油煙不再嗆人、噪聲不再擾民、綠水青山永續長存。

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將宏大敘事落細為可感可知的法治溫度。它既為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也讓每一個普通人能夠在藍天白云、清水綠岸中共享法治文明的成果。這，正是美麗中國建設最堅實的法治根基。

(秦天寶，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法學院院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