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恒在論是阿奎那的發明？孫玉良：我的靈感來自于老子的“道”

文｜孫玉良

關于真理與實踐的關系，我提出了“真理是客觀恒在的，實踐不能決定真理是否存在，只能檢驗人是否正確認識了真理”以及“真理是檢驗實踐是否正確的準繩”觀點，被一些學者歸納為“真理恒在論”。若論追根溯源，“真理恒在論”的發明人并不是我，它的源頭是先賢老子。老子早在2500年前的《道德經》中，就以“道”為核心，構建了一套真理恒在、獨立于任何超驗存在的哲學體系。真理就是老子所說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不需要上帝來背書，也不需要實踐來“出生”，真理就像太陽，你摸黑實踐一萬年，它也照樣掛在天上，不因你沒看見就消失，不因任何人的“盲人摸象”而改變。

人類思想史上，“真理是否恒在”這一命題始終是哲學與神學的核心辯題。在西方，中世紀經院哲學集大成者托馬斯·阿奎那以其“真理存在于上帝”的神學體系，試圖為這一命題提供終極答案。但我是不認同阿奎那觀點的，也沒有從他的思想中汲取什么靈感。我是無神論者，而阿奎那是基督徒，信仰上帝的。我認為阿奎那將真理依附于神格的思路，本質上是對真理客觀性的削弱。相較之下，老子以“道法自然”為核心的真理觀，才是真正經得起哲學推敲的恒在論，比阿奎那高明一萬倍。

托馬斯·阿奎那在其巨著《神學大全》中提出：“真理本質上存在于神智之中。”他認為，世間萬物的真理不過是神智的“分有”，真理的恒在取決于神的永恒。這一觀點看似為真理找到了終極依托，實則暴露出兩個根本性的哲學缺陷：其一，將真理建立在信仰預設之上。阿奎那的論證起點是“神存在且全知”，這一前提本身無法被理性證明。換言之，他所言的“真理恒在”，其實是“只要神永恒，真理便永恒”。而神的存在恰恰是需要被證明的。這種循環論證使得他的真理觀淪為神學的附庸，失去了哲學應有的普遍性與自洽性。

其二，混淆了真理的“載體”與“本體”。阿奎那將真理限制在神的心靈中，這就等于說：真理之所以恒在，不是因為它本身具有永恒屬性，而是因為它被一個永恒的存在者“持有”。打個比方，這無異于說“太陽之所以發光，是因為有一只永恒的手在點亮它”。哲學史上，從巴門尼德到柏拉圖早已指出：真理之所以為真理，恰恰在于其自身的不變性與普遍性，無需外求于任何主體，哪怕是“萬能的上帝”。

所以，我認為神學家是不配談哲學的。當一個人將哲學問題的最終答案訴諸信仰而非理性時，他便已經離開了哲學的地界。阿奎那固然精于亞里士多德哲學的詮釋，但他在真理起源這一根本問題上，終究是用神學覆蓋了哲學。而中國的先賢老子，是不信上帝不信神的，他在《道德經》中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這段論述堪稱真理恒在論的經典表述：道在時間和空間之先，不依賴于任何存在者而被定義。

道的存在不依傍任何外在條件，其本身即是永恒的。道遍在萬物、運行不息，卻在運動中保持自身不變，這正是“恒在”的最佳注腳。老子的“道”并非某種人格化的實體，而是宇宙運行的根本法則。它“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沒有任何意志性、目的性，純粹以“自然”為法則。這意味著：真理的恒在不需要一個“守護者”來擔保，它本身就是自足的、永恒的。

老子是不信上帝的，他與傳說中的“玉皇大帝”、“三清”、“太上老君”沒有一毛錢關系，這些傳說只是后世對他的神化。老子從未為他所說的“道”尋找任何外在依據。他強調的是“道法自然”，道的法則就是它自身。這種自因自本的思想，在哲學上遠比阿奎那“他因”模式更為徹底。后世莊子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直接將真理與存在內在于宇宙本身，徹底擺脫了任何神學預設。老子代表了真理觀的“內在超越”路徑，真理內在于宇宙又超越宇宙，不依賴任何主體而自存；而阿奎那的觀點則代表了“外在賦予”路徑，真理是外在于宇宙的神的恩賜，使哲學淪為神學的婢女。

長期以來，西方哲學史敘事習慣性地將“真理恒在論”的源頭追溯至古希臘巴門尼德乃至中世紀的阿奎那。事實上，老子以其深邃的“道”論，不僅早于西方任何哲學家提出的真理恒在學說，更在哲學純粹性上超越了后來被神學束縛的中世紀思想。阿奎那作為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在調和信仰與理性方面確有貢獻，但若論真理恒在這一純粹的哲學命題，他的神本主義路徑恰恰偏離了哲學的本務。哲學探討真理，應如老子一般，追問真理本身；而不應如阿奎那一般，追問“誰擁有真理”。前者通向普遍性，后者則墮入信仰的私域。

在這個意義上，老子才是當之無愧的“真理恒在論”鼻祖。他的思想不僅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不僅是古代的，更是永恒的。正如《道德經》所言：“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真理恒在，不以古今中外為限，老子所開辟的這一哲學路徑，至今仍是我們思考真理問題的寶貴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