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余明鋒|哈貝馬斯: 思想破產，還是依然活在當下？

德國大思想家哈貝馬斯于2026年3月14日去世，成為全球思想界的現象級大事。

他是當代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最有影響的哲學家，可能沒有之一。哈貝馬斯的思想，從交往理性，到公共領域、憲法愛國主義，對于今天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時代，究竟是被證偽了、破產了，還是有更加珍貴的稀缺價值？

2026年3月17日（周二），許紀霖文化說·螢火蟲夜談第20期，主理人許紀霖教授邀請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余明鋒副教授，對談哈貝馬斯與當代世界。

余明鋒，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歐洲思想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同濟大學博士（慕尼黑大學聯合培養），慕尼黑大學博士后。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理事，德國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政治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德國哲學、技術哲學和藝術哲學。著有《還原與無限——技術時代的哲學問題》（2022），譯有《敵基督者》《何為尼采的扎拉圖斯特拉》《政治哲學與啟示宗教的挑戰》等。

下面是AI整理的對話精華。

01

與大師面對面

許紀霖：

今天我們談的主題是"哈貝馬斯之后，如何繼續啟蒙？"請到的嘉賓是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余明鋒，他在德國長期留學，是慕尼黑大學博士、博士后，研究德國哲學。

哈貝馬斯3月14日去世，是當代世界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他可能是當時在世的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哲學家。我們今天就趁熱打鐵，聊聊哈貝馬斯。余老師在德國時曾和哈貝馬斯聊過，我本人在2001年哈貝馬斯訪問中國時也有機會當面接觸。我們先從親身經歷聊起。

余明鋒：

第一次見到哈貝馬斯是在2009年西門子基金會的講座上。我的老師是卡爾·弗里德里希·馮·西門子基金會的主任，基金會每月邀請世界頂尖學者做報告。有一次請了霍內特——哈貝馬斯的繼任者——來做講座，哈貝馬斯受邀做導言。我第一次見到哈貝馬斯真人，有種"次元壁破掉"的感覺。第二次是2011年或2012年，有一位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特海默做關于中國崛起的講座。我當時問：德國媒體和公共討論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很關心，但對思想文化討論很少。那一次我就和哈貝馬斯有了面對面的討論。

有兩點印象特別深。第一，他的德語非常含混，有先天的語言缺陷。雖然我當時德語沒有溝通問題，但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我居然沒聽懂。我當時想，這個一輩子講溝通行動、交往理性的人，自己在語言能力上卻有天然缺陷。第二，他特別善于傾聽、耐心傾聽、試圖理解對方。在這個意義上，他是知行合一的理論家。作為一個他不認識的中國留學生，我能感覺到他是認真傾聽，還是應付一下。

許紀霖：

2001年哈貝馬斯訪問中國時，我參加了一次小范圍座談。哈貝馬斯有德國學者的嚴謹，先講了一個小時，很有激情。我坐在他正對面，多次和他眼神交叉。大人物目光和常人不一樣，目光如炬，就像我80年代見到梁漱溟先生一樣，有圣人氣象。但哈貝馬斯的眼光并不嚴厲，有一種包容和親切。那次主要是對話，哈貝馬斯特別希望聽到中國學者的意見。我們提了差不多十二個問題，他笑著說："看來你們都是深思熟慮而來。"一個個問題他都回答得很從容。后來他還是忍不住提了一個問題：中國現代化發展這么快，為什么這么多知識分子會接受歐洲的后現代理論？

后來我也有機會問了他兩個問題。當時我正在讀羅爾斯的著作，問了他關于哈貝馬斯思想和羅爾斯思想比較的問題。就像余老師說的，哈貝馬斯的確是一個知行合一的人。他提倡交往理論，在和中國學者交往中體現出包容、傾聽的風度。后來我們都要求合影，他都非常愉快地滿足了。

余明鋒：

哈貝馬斯始終在爭論中發展理論，但"論敵"在他那里又是"論友"。別人問他跟?？略趺礃?，他說?？率俏业呐笥眩液透？聸]有實質差別。羅爾斯也是他的朋友。他的爭論是化敵為友的，永遠不是人身攻擊，永遠是帶出理由的：先把對方的理由總結出來，我不同意的地方在哪里？他的爭論是一個模板。整個二十世紀的思想史，從他1953年批評海德格爾和納粹問題那篇文章開始，一直到他去世前還在就俄烏問題發表看法。幾乎所有重要的思想論爭都繞不開他。他本人就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一部思想史。

02

刺猬與狐貍

許紀霖：

我注意到哈貝馬斯擔任過記者，身上有媒體人氣質。以賽亞·柏林說學者有兩種：刺猬成體系，狐貍發散式。哈貝馬斯是最典范的刺猬型思想家，有龐大嚴謹的體系。但一般有體系的哲學家和現實世界比較隔膜，哈貝馬斯不一樣，非常敏銳。他對國際大事都有敏銳判斷。911事件時他說"觸及了一個世俗社會的宗教神經"。對基因能不能造人，他認為這實際上是宗教和倫理學的終極性問題。這幾年歐洲的各種政治事務，他都有自己的看法。

哈貝馬斯讓我敬佩的是，既是大理論家，又接地氣。如果就理論程度而言，歐美能和哈貝馬斯比肩的不是個別。但他有這么大的名聲，除了是哲學家，還因為是國際公共知識分子，而且是關注度最高的公共知識分子。所以他去世后在全球成為現象級事件。余老師，哈貝馬斯在德國、歐洲的地位和影響，是否是這樣？

余明鋒：

許老師概括得很準確。他一方面體系性強到驚人，從《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到《交往行為理論》，思想非常一以貫之。另一方面又有媒體人的氣質，對時代、社會、世界實時在關切。他除了理論寫作，還有大量政論寫作，主要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等大報上。1953年他24歲就發表了談海德格爾的文章，談海德格爾和納粹問題。而最早談這個事情的人就是哈貝馬斯。海德格爾也是他早年崇拜的思想英雄。所以他一開始就是論爭性很強、一定要介入現實的理論家。

他的體系背后有道德關切，成長于納粹時期和戰后重建。他面臨的是德國重大現實問題：老師輩當年基本都和納粹政權站在一起，戰后都沒有公開反思。他的反思涉及到德國的國民性問題，青年一代如何檢討祖輩、檢討哲學思想文化傳統。他的切入點從一開始就是德國社會的現實問題。他的體系是在論爭中展開的，包含著一個值得繼承的傳統：哲學不是概念的推演，而是介入現實的概念反思。哲學一定要和別的學科對話。

我在國內讀書時不喜歡讀哈貝馬斯，喜歡海德格爾、尼采、康德、黑格爾。德國哲學有獨特魅力，語言有魅力。但哈貝馬斯的語言是非?？菰锏纳鐣W語言。我后來真正感興趣，是去了德國之后，了解到他對于德國現實、歐洲現實的意義，才知道他的理論其實是充滿激情的，緊密關切現實的。而我們在教科書上讀到的哈貝馬斯是抽象的，會覺得無聊。他的理論發展是在二戰后反思以及重建德國市民社會、公共空間的過程中展開的，是在公共空間中生發出來的德國哲學理論體系。

許紀霖：

老師輩像雅斯貝爾斯、霍克海默也經歷過納粹，有強烈反思。但哈貝馬斯在納粹時期是類似少先隊員的少年，和直接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人不一樣。對那段時期有反思，但有距離感和隔膜感，更有一種有距離的、自信心的感覺。你看哈貝馬斯的著作，直接像阿倫特那樣反思納粹的不太多，他更多的是建設性的：公共領域、公共交往、憲法愛國主義，為了防止納粹再出現，怎么建構理想的、制度化的歐洲。這是他一生所從事的事業。

但遺憾的是，哈貝馬斯去世前兩年，有人提到他晚年非常孤獨。這幾年歐洲、美國、整個世界呈現的景象，和他期待的理想愿景越來越遙遠。特別是妻子去世后，有人提到他長期陷入絕望，感覺畢生為之奮斗的一切正在解體。但我想，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有沒有價值，不能從短期來看。思想被證偽是非常長期的過程。威爾遜的理想當年被打得粉碎，但二戰以后就實現了。哈貝馬斯也是這樣。

03

交往理性與啟蒙

許紀霖：

我們來盤點哈貝馬斯的思想遺產。至少有三個：交往理性、公共領域、憲法愛國主義。

現在的人檢驗思想家，通常檢驗理想是否可能。但還有一個緯度叫"可欲性"——理想是否值得追求。很多理想剛提出時匪夷所思，但孜孜不倦追求后實現了。人的歷史和自然歷史不一樣，可欲性最后創造條件，從不可能轉為可能。

錢永祥先生說：哈貝馬斯生于納粹時代，死于川普時代，但就在這一生當中，他扛起了一面啟蒙的旗幟。哈貝馬斯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守護啟蒙、發展啟蒙。

啟蒙按康德的說法，是有勇氣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但二戰后理性受到了挑戰，理性變成了神話。霍克海默、阿多諾認為啟蒙已經變成了神話，說的是工具理性。后來啟蒙運動有個異變，以工具理性為核心?；艨撕Ｄ桶⒍嘀Z的使命就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但哈貝馬斯說啟蒙是一個沒有完成的方案。怎么理解啟蒙理性本身是可以發展的？他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交往理性——通過人的自由交往，用交往理性來繼續啟蒙的事業。

這個交往理性，在今天新媒體和社交媒體時代，我們碰到最大問題是處于不同群聊，被算法支配，進入信息繭房。在信息繭房中的人們，幾乎都相信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和不同價值觀的人在一起，覺得沒法討論。在這種情況下，難道真的要放棄對話嗎？還是說哈貝馬斯說的啟蒙的最后一個陣營——交往理性，依然有效？

余明鋒：

許老師談得非常對。今天我們的焦慮，恰恰這個意義上哈貝馬斯又是極有診斷力的。他為那個樂觀理想所構建的理論框架，所謂的交往理性或溝通理性，這個對話的精神，反過來恰恰因為精神的稀缺、成問題，對我們現在的時代很有診斷力。我們今天甚至可以處在一個"交往非理性"的時代，不同立場之間根本無法溝通。

哈貝馬斯所處的批判理論傳統認為：理論本身不是沒有立場的，理論跟現實、實踐不是隔絕的，理論的建構其實在參與現實的建構。這意味著公共空間不是簡單的現存的，不是有了報紙、互聯網就有公共空間，而是需要我們去建構，需要參與對話去把它撐起來。公共空間不是物理空間，不是咖啡館，而是當一群人坐在那里就公共議題展開討論的時候，它才是公共空間。

今天的公共空間處境，恐怕是哈貝馬斯那個時代沒有足夠反思的，需要我們去檢討。他所處的時代，是大家還看《法蘭克福匯報》、通過權威媒體了解資訊的世界。而今天互聯網曾經帶來烏托邦想象，但媒介環境使得言論語境發生巨大裂變。信息繭房、算法推送，互聯網輿論的攻擊性——今天大家一發言就容易有攻擊性，因為缺少面對面的制約。我們面臨印刷術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人人可以發言、不必承擔責任的發言條件下，公共空間確實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我們還進入AI時代，信息制造是巨大的黑箱，資本權力在背后控制言論環境。

但是，我們不能放棄希望。啟蒙的理想背后指向的是人類根據理性去共存，根據理性的反思去建構自己的生活的愿望。這是一種人性的光芒。在今天我們要看到啟蒙的有限性、動態特征、過程性，并且這個過程不是永遠都在進步的。啟蒙所依據的理性，其現實形態的多元性，當然是哈貝馬斯的遺產之一。理性不是主體的，而是主體間性的。但在今天，這樣多元互動的特征，還要加上各種有限的條件。而這個有限的條件，不能因此就說理想沒有現實意義。理想在這個意義上是無法被反駁的，最后的根據在于人性的希望。

許紀霖：

傳統啟蒙觀念強調主體性，笛卡爾"我思故我在"。但二戰后受到挑戰。哈貝馬斯重啟理性：從追求目的轉向理解，從本質主義轉向程序、過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需要規則，這個規則就是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設想了理想的交談語境：第一可理解性，表達必須讓對方聽懂；第二真實性，陳述必須客觀真實；第三正當性，言行必須符合社會規范；第四真誠性，發自內心。但今天受到很大挑戰：知識體系的黑話造成理解困難，雞同鴨講；信息爆炸時代什么是真相？后真相時代，AI摻和使真實性撲朔迷離。

但哈貝馬斯說的這四點確是理想交談情境，我們必須遵守。怎么達到這個理想境界？我和余老師這兩年都走向公共生活，在自媒體上用大白話表述知識觀點，這就是可理解性的努力。講專業黑話是最偷懶的自我保護。用大白話講清楚，說明第一自己想明白了，第二能讓對方聽懂。讓對方聽懂，不是同道聽懂，而是大眾聽懂。這樣彼此間的誤讀就減少很多。

余明鋒：

哈貝馬斯把哲學看作公共空間。我們所處的時代是知識高度分化的時代，學科巨大分裂。哈貝馬斯心目中的后形而上學哲學，不再有自己的領域，而是試圖整合人類知識系統。哲學在今天有知識領域公共空間的功能。哈貝馬斯勇于跨出專業領域，把不同領域知識整合進公共空間，讓大家展開對話。這是哈貝馬斯對哲學研究者的重大遺產：哲學在今天能做什么？各個知識系統面臨分裂，以何種方式直面它？哈貝馬斯是典范。

關于可理解性，我問過哈貝馬斯傳統和現代的問題。我覺得他對從傳統走向現代有過于樂觀的進步論。2011、2012年時，中國思想界開始對于現代性本身的整體質疑。我問他：啟蒙只是還沒有完成，但有待于我們去完成？他用了一個德語詞"Ja und Nein"（既是又不是）。這其實是911之后，他對世俗時代的宗教神經投入巨大精力，要展開對話。他后來跟教宗、各種神學家對話。2013、14年我見證了他參與的西門子基金會討論，請各文明領域代表談文明沖突問題。我稱之為哈貝馬斯的軸心時代論——他把主體間性擴展到文化間、文明之間的討論。

這涉及理性本身的文化根基、心理結構、文明土壤問題。哈貝馬斯后期的主要思想就在于此。他2019年出的《另一種哲學史》比《交往行動論》更厚，證實了這個事情。但他仍然堅持理想，特別強調"學習"的概念。他認為文明有學習的過程，會把人類引向有理想討論語境的時代。他仍然堅持希望，但已看到可理解性不是沒有條件的，還有文化語境、歷史語境、現實力量制約的語境、心理語境。

04

憲法愛國主義與政治決斷

許紀霖：

哈貝馬斯踐行的是實踐哲學，源頭之一通過法蘭克福學派和馬克思主義溝通。馬克思說重要的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變世界。哈貝馬斯要借助哲學體系來落地，改變世界——重新保衛理性。他從實質理性轉向程序理性，從主體性轉向主體間性。

今天進入AI時代，很多理性問題AI都能解決，但AI缺溝通能力。馬斯克強調，以后超越AI的重要能力是理解溝通，這是AI不具備、自然人應該具備的。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就是解決這個問題：人與人之間怎么互相溝通理解。重要的不是為了贏，不是為了說服對方，而是相互理解、相互傾聽，盡可能達到共識。沒有共識也行，但至少相互理解。

這背后能感覺到溫暖，人的內心渴望，情感的力量。在AI時代，這種可欲性不是弱了，是更強了。杜威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哈貝馬斯發展為交往理性、溝通理性——相信人們可以通過理性溝通解決分歧。哈貝馬斯有點樂觀主義，雖然世界朝相反方向走，但世界雖然不如我們所愿，應該是那樣的。

孟子性善論不是事實層面，是可欲性論述：人應當為善。交往理性也是這樣：人應當有交往理性，才能達成理想社會，人才成為人，而不是像動物一樣被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今天全球慕強，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主流，我們更應覺得交往理性更可欲、更需要。

余明鋒：

交往理性讓哲學謙卑下來。傳統哲學把理性看作人類的能力，交往理性首先讓我們意識到個體理性、整個文化的理性是不足的。任何語言給我們開了一扇窗，但語言能力意味著獨特性也意味著局限性。溝通理性是在意識到局限性、有限性的同時，不放棄普遍性追求，不放棄讓他人理解的追求。它一方面是謙卑的，另一方面有表達的勇氣、溝通達成共識的勇氣，內含著道德勇氣。

但哈貝馬斯不只談人性理想、倫理層面，還涉及具體政治。我在德國留學時才意識到，他的理論構建涉及戰后德國重建、歐盟建設方案?，F在的歐洲呈現有道德立場但缺少政治決斷的狀態，無論是俄烏戰爭還是伊朗問題。聯合國也是無休止討論但形不成政治決斷。

哈貝馬斯強調突出的理性概念，是我們平時容易忽視的。平時講理性是算計能力、解決問題能力，這些在哈貝馬斯看來都叫工具理性。但人還有另一種理性：人和人之間的溝通理解。AI時代，大學主要不是培養記性、計算能力，這些都貶值了。但和別人形成共識的能力、傾聽理解不同立場的能力，這非常重要。

但結合國際政治現實、歐洲現實，哈貝馬斯在政治上的理性還有一方面是決斷能力。亞里士多德傳統有"實踐智慧"的概念，指政治家面臨亂局時要下判斷，這沒有辦法訴諸無限理性討論。實踐理性政治家要下決斷，可能事后給理由、協商，但當時無法通過不斷協商實現。哪怕有善意，歐洲各國各自為政，為自身利益吵架，而不是從歐盟整體利益、人類道義出發，這也是現實。

許紀霖：

哈貝馬斯那個時代要解決交往溝通問題。我見到他時，歐洲是中道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占主流：英國布萊爾、德國社民黨、美國克林頓。今天左右分裂兩個極端，當年大家都走中道，尋求共識妥協。那個時代決斷力反而不重要。但今天極端年代，絕對問題恰恰不在哈貝馬斯理論里，留下遺憾。這是施米特理論的延續：哈貝馬斯怎么和施米特對話？怎么形成決斷？決斷依據個人意志？那容易出現納粹，把權利交給人格化的利維坦很危險。即使決斷，也要借助實質正義。

這就引到憲法愛國主義。哈貝馬斯重建德國、歐盟的核心概念。憲法愛國主義也提供了實質正義：憲法是實質性的，有實質性原則。決斷不能超越憲法范圍，最高主權者是民，不是交給超越憲法的決斷者。憲法愛國主義部分回應了決斷問題：決斷不是無條件的，必須在憲法架構下。

其二，憲法愛國主義對今天的意義：今天無論是白左還是反彈的白人政治，都進入身份政治時代——誰的美國？誰的歐洲？指族群、文化、血統。哈貝馬斯已看到危險性。民族主義有雙重性：血緣文化構成的族群民族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公民民族主義。他發展為以憲法為中心的愛國主義，最核心的是政治認同。哈貝馬斯那個時代，大家在政治認同上能尋求共識，不是問什么身份、族群，而是問是不是公民。公民政治為基礎，建構了憲法愛國主義。今天歐盟岌岌可危，右翼起來了，強調族群政治。但憲法愛國主義無論對歐洲還是美國，是平衡器。今天太強調族群身份、文化身份，但元層次上更需要政治身份認同，和憲法有關。這是憲法愛國主義的價值所在。

余明鋒：

憲法愛國主義中有實質正義的預設。當年羅爾斯回應哈貝馬斯：不要以為你講的程序正義沒有實質正義的預設。這帶來棘手問題：如果基于語言學論證構造的程序正義，那它是普世的。一旦有實質正義，哈貝馬斯批判羅爾斯的是：講實質正義蘊含危險，可能把現代價值認同定義為特殊認同。

哈貝馬斯去伊朗開會，伊朗學者說：你總把我們看作特殊道路，把自己看作康德式普世，有沒有想過你才是特殊道路？哈貝馬斯很真誠，后來理論要回應這些爭論，不能給羅爾斯讓步。一旦讓步，立場容易被擊穿——講現代性是未完成的方案，中國也有聲音說背后是西方殖民、帝國主義。

但我的看法是：無論如何強調身份政治的要素、漢語世界獨特性，我們無法放棄普遍性追求。至少要說從漢語思想傳統、儒家傳統看出的東西有可普遍性。堅持這一點，就不是簡單告別哈貝馬斯，只是立場比他弱一些：不是直接決定現實政治的根據，而是對現實討論有約束力的條件——得有普遍性要求，否則只是個人立場表達、情緒表達。

關于決斷，我在施米特的決斷和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之間做區分。施米特的決斷骨子里是非理性主義的，沒有道理可講，天啟式，克里斯瑪，意志決斷，尼采式超人意志，或川普主義信仰川普為天降圣王。但亞里士多德式決斷更溫和理性，基于充分政治經驗、個人溝通理性能力，是有條件的理性決斷。川普式商人思維處理國際政治，風險很高。

05

公共領域與啟蒙的未來

許紀霖：

我們談了交往理性、憲法愛國主義。但交往理性需要社會性制度條件支撐，這就是公共領域。很有意思，哈貝馬斯30歲時博士后報告《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石破天驚，但長期被埋沒。九十年代初蘇聯東歐解體后，西方突然注意：為什么東歐巨變？因為之前有替代性公民社會、公共領域，所以一下子熱起來。

我最早對哈貝馬斯的興趣就是公共領域。2001年在哈佛寫的唯一一篇論文，就是研究晚清中國公共領域如何以不一樣的方式出現。公共領域簡單說就是咖啡館、沙龍，后來是報紙雜志。今天北京、上海、成都這些文化大都市很活躍，書店各種沙龍活動。最早是文學公共領域，后來轉向政治，生產公共輿論，為政治提供合法性。

功能是不問身份、自由交往的空間。今天我們要達成理想交往理性，不僅需要主觀精神，也需要理想公共領域。沒有空間，難以想象理想情景。用阿倫特的話說，最重要的是中間有張桌子，大家有共同興趣談公共話題。就像今天直播，中間有無形的桌子，大家都對哈貝馬斯有興趣。

這個桌子帶有形式性，讓大家平等圍在中間。不是主席臺——主席臺意味著主體和客體、灌輸和規訓。桌子意味著所有人平等。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對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

我舉個例子：今年年初到成都有杏書店做講座，碰到周末"明亮的對話"辯論。那天題目是"施行愛與被愛，誰更受益？" 年輕人圍著桌子自由討論，主持人是律師，遵守程序理性。大家討論有序，像奇葩說。書店提供了公共領域、沙龍，有交往理性規則，相互尊重講理性。自發擴展的秩序又起來了。

我們和哈貝馬斯不隔，交往理性、公共領域在很多微觀領域落地了。不要總希望寄托大變化，日常生活規則的變化就給新希望。哈貝馬斯死了嗎？在有杏書店、"明亮的對話"里，依然看到哈貝馬斯的影子。

哈貝馬斯死了，哈貝馬斯萬歲！

余明鋒：

今天這樣的公共空間越來越值得珍視。我們在上海經常有這樣的討論，非常珍貴。哈貝馬斯講的公共空間絕沒有過時，它是理性人性的生活，除了職業生活之外還必定要有的一部分生活，只能在這個公共空間展開。只是今天比哈貝馬斯時代大大碎片化了，可能是一個書店，而不是覆蓋整個西方的報紙。但哪怕碎片化，在自己城市、社區、朋友周圍，仍然能夠點亮人。這是阿倫特推崇的共和主義精神，被哈貝馬斯繼承。

許紀霖：

有朋友問：公共空間在哪里？成都我舉了有杏書店，還有其他獨立書店經常討論公共話題。上海有博士生、青年教師自告奮勇報告研究成果的書店，買杯咖啡就能聽、能討論。還有文化活動，我和余老師經常參加，這就是公共空間。

但不要期待人家給，自己可以創造。找到三五知己，吃飯、喝咖啡、坐下來討論，就創造了哈貝馬斯式的小小公共領域，進行了交往理性。理想情形不是別人賦予，是自我創造。今天中國社會，大環境不說，還有空間機會創造小環境。人畢竟活在小環境。此刻我們不也在小環境里嗎？雖然有限，但也感覺到公共交往溝通的空間機會。

哈貝馬斯沒有離我們遠去。今天繼續實踐哈貝馬斯的理想。相信啟蒙是未完成的方案、未盡的事業，以我們的方式繼續。不要把啟蒙想得太宏大，小小空間也是啟蒙。不是對別人，首先是對自我的啟蒙。

我為什么特別喜歡對話？通過對話有自我發現。被余老師啟蒙，也是自我啟蒙。你們提的問題，我回答時也被啟蒙。這是自由溝通交往的理性。達不成共識不重要，重要的是聽聽、聽到、看到，有新發現，把對方合理性納入自己看法，成長，這才是啟蒙的目的。世界改變不要期待根本解決，最重要的是點點滴滴的改變、進步。

余明鋒：

哈貝馬斯給我們啟示：啟蒙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態。哈貝馬斯式交往恰恰是告別高高在上的主體性姿態，回到主體間的傾聽、互相理解。這個意義上的啟蒙是互相的開啟，特別首先是自我啟蒙。我今天無意中在兩個小時里進入了一個公共空間，這是進入直播間前沒想到的。謝謝許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