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章士釗為袁克定工作問題專門致信中央，希望得到解決

1949年秋天，北京的天氣已經有了涼意。城里不少當年北洋舊臣，悄悄搬了家，或回鄉，或投親，生怕一個不慎，被卷進新的風浪。就在這樣微妙的氣氛中，一個消息在老文人圈子里傳開：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日子過得很艱難。

不少人聽到這名字，心里都咯噔一下。這個人，當年鼓動父親稱帝鬧出“洪憲鬧劇”，幾乎成了“復辟”的代名詞。可轉念一想，又有人低聲嘀咕：“畢竟是識字人，是個念書寫文章的，真要是窮到揭不開鍋，也有點凄涼?！?/p>

就在這一年前后，年過七旬的章士釗，在北京已經小有名望。他既是著名教育家，又是有影響力的民主人士，早年在北洋、民國兩朝都做過事，對袁氏父子并不陌生。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封出人意料的信，送到了他的桌案上。

信是袁克定寫的，言辭懇切，開頭仍循舊禮，自報家門，但內容已經很難再維持昔日“太子”的架子。字里行間，都透著中老年人那種說不出口的窘迫：手頭拮據，生活艱難，希望能謀個差事，哪怕只夠糊口，也算有個交代。

章士釗看完這封信，沉吟了很久。有人曾問他：“袁克定那樣的人，你還管他？”章士釗只淡淡答了一句：“他是袁世凱之子，也是寫文章的讀書人，總不能真讓人餓死?！庇谑?，那封后來影響了袁克定晚年的“推薦信”，便擺上了他的案頭。

一紙書信，牽出的是半個世紀的興衰。要看懂這封信背后的曲折，就得從袁克定出場的那幾年講起。

一、從“袁家大少爺”到南北議和紅人

如果往前倒推，在1890年前后，袁家的黃水村老宅，還是另一番景象。袁世凱在朝里剛剛嶄露頭角，官運正旺，家里人都知道，他最看重的是從原配于氏所生的這個長子——袁克定。

袁世凱一生兒女眾多，兒子十七個，女兒十五個，單論人數在北洋系中也能排到前列。但在宗法觀念極重的年代，“嫡長子”三個字，就足以壓倒一切。于氏出身河南富戶，沒什么文化，卻因嫡妻之位，讓自己這個兒子，從一出生就站在袁家子弟的最前頭。

袁世凱對這個兒子傾注的心血，遠超常人想象。他外放朝鮮任總理衙門大臣時，不放心兒子在家，索性帶在身邊，看著他長大。移鎮山東、入主濟南，也依然如此。外人只見袁大人出入前呼后擁，很少有人留意到，這隊伍里常常跟著一個略顯瘦削的年輕人，一直站在父親身后聽差。

在當時的官場環境里，這種耳濡目染，比讀幾本書更直接。袁克定看著父親與朝廷斡旋，學習如何與洋人打交道，如何磨合地方與中央的利益。袁世凱也不吝投資，在老師的選擇上，從傳統經史到外語，一律不缺。國內的名師請了好幾位，外文則專門聘了德國人教英語、德語，用的都是洋課本，費用高得驚人。

幾年下來，這位“袁家大少爺”的底子打得不算差。談起政治，能說幾句頭頭是道；論到軍務，也不像一般書生那樣兩眼一抹黑。加上相貌端正，風度儒雅，在同時代的年輕人中，的確算得上出挑。

辛亥革命爆發后，清王朝搖搖欲墜。1911年底，武昌起義之后，南方各省紛紛響應。朝廷走投無路，只能再次請出早已“榮退”在家、實際養望的袁世凱，希望借他手中握著的新軍壓住革命黨。

袁世凱運籌帷幄，一邊出兵，一邊密切觀察形勢。在漢陽一役，他麾下新軍攻占了漢陽城，準備過江再取武昌。但這時，袁世凱已經看出，清王朝大勢已去，繼續替朝廷賣命，不如轉而與革命黨談判，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有意思的是，真正代表袁世凱出面與革命黨人談條件的，并不是那些久經沙場的北洋將領，而是這個長期在他身邊耳提面命的嫡長子袁克定。原因不難理解：一則袁克定受過新式教育，會外文，懂新名詞；二則袁世凱對他信任，知道他能傳達自己的真實意圖。

袁克定赴武昌議和時，年紀并不算大，卻已經能與南方代表據理力爭，提出了三條核心主張：推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南北統一，蒙古西藏保留皇帝名義。這幾條，既為袁世凱預留了最高位置，又給清廷殘余勢力留下體面，還考慮到列強在邊疆問題上的敏感，算得上說得過去。

在反復交涉后，南方方面出于形勢考量，接受了這個方案。很快，宣統帝在1912年初頒布退位詔書，清朝正式終結，袁世凱以“共和功臣”的身份登上臨時大總統之位。袁克定在南北議和中的表現，讓不少北洋老臣刮目相看，也讓袁世凱更篤定：“這娃還能成事?！?/p>

誰都沒想到，從這里起步的袁克定，會在幾年后把自己帶進一個完全不同的泥坑里。

二、“洪憲太子”的一夢與一鞭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袁家的氣氛一下子變了。過去的北洋將領，如今成了共和國的中流砥柱。袁家的親戚、門客、故舊，紛紛涌到北京，每個人都在盤算新局面下的機會。而在這群人中，最興奮的莫過于剛剛從黃水村到京城的于氏母子。

袁克定得知父親當上大總統后，一時豪情萬丈。回京的路上，他騎馬疾行，難以自抑。偏偏馬受驚，他從馬上重重摔下，摔折了足脛。按理說，及時就醫，未必致殘，可他偏信巫術，耽誤了正經治療，從此落下右腿殘疾。再加上他手掌天生肉薄，體態略顯畸形，這些外在缺陷，在極重“形象”的袁世凱眼里，很難不留下印象。

驕傲的兒子與講究“面子”的父親之間，微妙的裂痕就這樣出現了。袁克定敏感地察覺到，父親看他的眼神，不再像以前那樣充滿期許，多了幾分不耐與嫌棄。這種心理變化，他耿耿于懷。

為了治腿，也為了尋求西方支持，袁克定后來前往德國。那時的德意志帝國正處于強盛期，德皇威廉二世推崇君主立憲，對東方大國的走向格外上心。袁克定作為中國大總統的長子，被視作重量級人物，受到超乎尋常的禮遇。

在多次接觸中，威廉二世不止一次向袁克定灌輸一個觀念：在當時的世界格局里，帝制國家并不比共和國落后，相反，一位有權威的君主，有利于國家集中力量發展。德國自視為帝制陣營的代表，也希望拉中國入這一“俱樂部”，以對沖英法等民主國家的影響。

這種話，對當時正處在心理焦慮中的袁克定來說，簡直是一劑強心針。他想得很簡單：父親如果只是“民選總統”，任期終究有限，早晚要把權力交出去；若能登基稱帝，便可以長久掌權，自己作為嫡長子，順理成章就是“皇儲”，地位牢靠得多。

回國前，德皇還專門致信袁世凱，言辭間含蓄表達對“帝制”的期待。袁克定帶著這封信，和滿腔“帝制自信”回到了北京。然而，他帶回來的，只有鼓吹帝制的念頭，卻沒能帶回一條好腿。殘疾的身形，在父親面前更加刺眼，袁世凱對他的態度愈發冷淡。

面對這種冷淡，袁克定心中憋著一股勁。他認定，只有幫父親“更進一步”，才可能重新贏得父親的看重。于是，推動袁世凱稱帝，成了他的一根“救命稻草”。

復辟帝制，從一開始就不是個容易的事。誰都知道，民國才剛剛建立，輿論上升起的共和觀念尚未穩固，但至少形成了一股趨勢。袁克定先去找北洋內部的重臣，如馮國璋、段祺瑞等，希望他們表態支持。但這些人對局勢各有盤算，既不愿公開反對，也不肯熱情擁護，基本上是“軟釘子”伺候。

軍事路線不通，袁克定轉而尋求知識分子與輿論界的助力。這個階段，楊度的出現，成為一個關鍵人物。楊度出身書生，卻格外崇拜權術，對“強人政治”有一種近乎盲目的信仰。在他眼里，“天下大勢，必歸統一”；袁世凱這種握有軍政大權的人，若能披上帝制外衣，正好符合他心中的“救世主”形象。

楊度不僅支持袁克定的帝制主張，還刻意把自己比作房玄齡，把袁克定捧作“當世秦王”，嘴上說得十分好聽。袁克定聽得心花怒放，更加認定自己肩負所謂“開國太子”的使命。

為了營造條件，他們動起了輿論的主意。北京有份《順天時報》，在當時影響不小，是日本外務省在京發行的中文報紙，其態度某種程度上反映著日本對華政策。袁世凱平日也?？矗阉斪鞔θ毡拘乃嫉囊粋€窗口。

在楊度等人的策劃下，袁克定炮制出一份偽造的“順天時報”，報紙形式與版式極力仿真，卻由他們自己撰寫社論與新聞，鋪天蓋地鼓吹帝制好處，渲染“民眾對共和失望”的氣氛。這份假報紙，固定送到袁世凱案頭，讓他每天翻閱。日積月累，袁世凱越來越相信，自己登基是“民心所向”、“列強支持”。

有意思的是，在這一連串操作中，袁克定還常在父親面前裝作不經意地說出一句：“外間都說，民國失望透了，大家盼個能主持大局的皇帝?！痹谛睦戆凳局拢绖P漸漸把“稱帝”從一個心里不敢想的念頭，變成可以討論的選項。

只是，紙總有包不住火的時候。一次，袁家的一名丫鬟上街買東西，包貨的紙恰好是真正的《順天時報》。袁世凱偶然瞥見，發現上面的內容與自己桌上的“版本”完全不同。一查之下，才知道被人連哄帶騙了許久，而幕后主使，正是這個自己最看重、也最失望的嫡長子。

怒火上頭的袁世凱，把袁克定叫到眼前，拿起皮鞭就是一頓狠抽，嘴里罵出那句傳得很廣的話：“逆子，欺父誤國！”這一鞭，不光抽斷了父子之間最后一點信任，也給袁克定“太子夢”的下場埋下了伏筆。

被拆穿伎倆后，袁克定并沒有就此收手。為了給帝制造勢，他又策劃成立“籌安會”，組織各種“請愿團”在全國各地活動，什么“乞丐請愿團”“妓女請愿團”之類，名目繁多，一律高呼“請大總統稱帝”。這些場面雖顯得荒誕，卻在當時確實造成了不小轟動。

在持續不斷的鼓噪下，袁世凱終在1915年12月正式宣布稱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把民國四年改成“洪憲元年”。登基后，袁克定倚仗嫡長子身份，暗中以“皇太子”自居，身邊親信也開始稱他“太子殿下”，儼然一副未來儲君的模樣。

然而，這場“洪憲帝制”從一開始就注定站不住腳。各方勢力迅速反彈，南方的蔡鍔、唐繼堯等人發動護國戰爭，號召“討袁”。就連袁世凱自己的部隊，也多有陽奉陰違。短短數月，局勢急劇惡化，袁世凱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昔日的大總統，成了眾矢之的。

1916年6月，袁世凱在重壓與病痛中死于中南海懷仁堂，終年五十七歲。靈堂前，袁克定跪地痛哭，據說一邊磕頭一邊喊：“爸爸，是我對不起你啊。”這句話，是發自內心的愧疚，還是事后被人添油加醋的說法，已難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袁世凱身敗名裂之后，“逼父稱帝”的袁克定，自然難辭其咎。

袁家隨之走向分崩離析。按宗法，作為嫡長子，袁克定分得的財產最多，現金就有四十萬，加上大量古玩字畫、房產田地，起初的日子還算寬裕。可風光散去，后半輩子的路，他卻越走越窄。

三、拒絕屈節的晚景與一封改變命運的信

分家之后，袁家遷往天津。新舊勢力在這里角力，軍閥、政客來來往往，昔日北洋“第一人”家族的后代，也不過是其中一顆棋子。袁克定年輕時養成的大手大腳，很快讓他的生活出現窟窿。到三十年代，父親留下的大部分財產已被他耗費殆盡。

更糟糕的是，國民政府出于對北洋舊勢力的防范，對袁家殘余財產采取了沒收、限制等措施。家中尚存的一些字畫古董，又被一個心術不正的傭人以“替老爺晚年留點生活費”為名，陸續騙走典當。到了這個時候，昔日被稱作“太子”的袁克定，已經不得不靠變賣舊物維持生計。

好在身邊還留著一位忠心老仆。這個老仆人每天上街，在菜市收攤時撿別人不要的爛菜葉、白菜幫子，回家洗洗煮煮，勉強湊出一鍋菜湯。就這么簡陋的一桌飯，竟伴著袁克定挨過了許多饑腸轆轆的日子。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北方戰況吃緊，天津、北平形勢陡然緊張。袁克定這時已經窮得捉襟見肘，曾經托人向國民政府方面活動，希望能歸還部分被沒收家產，至少給他留條活路。事情尚未有結果，日本人就打到了門口。

在日本侵略者眼中，袁世凱的名字依舊具有一定號召力。他們判斷，打著“袁家后人”的旗號，可能拉攏到一部分舊北洋勢力。于是，一些日本特務開始接觸袁克定，希望以“收購宅邸”“提供生活費”為籌碼，換取他為偽政權站臺。

袁克定心里很清楚，一旦答應，就等于在“漢奸”二字上畫押。盡管身無長物，他還是婉言拒絕了這種“好意”。不久后，華北日軍特務機關重要頭目土肥原賢二親自登門。土肥原深諳拉攏術，開口便提“要職”“待遇優厚”，甚至暗示可以安排他在華北偽政權中出山，做個體面人物。

面對這樣的誘惑，有人可能會心動，袁克定卻搖頭。按照當時的說法，他只是淡淡表示：“身體不好，不宜擔任何職。”這話一出口，等于當面拒絕。土肥原知道，勸說不成，只能暫時作罷。

為了讓日本人死心，袁克定第二天就主動找到報社，請求刊登聲明。聲明內容很簡單，大意是自己有病在身，不問世事，拒絕接見任何人。這篇公告一出，不光日本人看在眼里，本地人也都明白：這個袁世凱的長子，至少在民族立場上，沒有滑到那條線下去。

抗日戰爭結束后，風云再變。解放區勢力壯大，國共內戰爆發，社會秩序更加動蕩。這個時候，袁克定并沒有因為曾經“拒絕做漢奸”而大富大貴，他的生活反而愈發拮據。原本為防老做些準備的股票，又被兒子卷走一空，他自己只剩一副空架子。日常吃飯都成問題，有時真如俗話說的，“吃了上頓沒下頓”。

在這段尤為難熬的歲月里，他得到了一位親戚的援手——表弟張伯駒。張伯駒是近代著名的收藏家，也是頗有名氣的文化人。這位表弟伸出手來，時常接濟他一把，讓他勉強維持生活。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一點扶持，袁克定熬不到1949年，也不是沒有可能。

解放戰爭接近尾聲之際，北平和平解放。新政權入城后，對舊官僚、舊知識分子的態度，與很多人想象中“清算到底”不同，有甄別，有使用，也有改造。袁克定這樣的人，既有歷史包袱，又有抗戰時期拒日的記錄，如何安置，就變成一個頗有象征意義的棘手問題。

就在這個關口，章士釗站了出來。他早就聽說袁克定的窘況，又知道這個人雖然曾在帝制問題上站錯了隊，卻在民族大義面前沒有淪為漢奸。權衡再三，他提筆寫信，向中央有關方面建議，為袁克定安排一個合適的工作崗位，一來解決生活問題，二來給社會傳遞一個信號：新政權并非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待舊人。

這封信的具體措辭，今天已難完整復原。但從后來的處理結果可以看出，章士釗的意見得到了重視。很快，中央文史館給袁克定安排了館員的職務，每月定薪六十元。在當時，這不是高薪，卻足夠讓一個老人擺脫饑寒。

有了固定收入后，袁克定的生活穩定下來。他住在表弟張伯駒家里，日常并無奢求。值得一提的是，他常常一領到工資，就拿出一部分交給張伯駒，說是“當年承你接濟，理該還情”，多少帶著一點舊式士人的執拗。張伯駒則勸他：“一家人，不必這么見外?！眱扇四銇砦彝菜闶窃捳Z間的一點溫情。

1950年代初，袁克定已是頭發全白的老人。飯桌上的菜，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窩窩頭切片，配幾筷子咸菜，偶爾有一點青菜，就算不錯。右腿舊傷，讓他走路不便，更加不常出門，多數時間都在屋里看書，翻舊稿，整理零散的記憶。

街坊鄰居見到他，往往只覺得是個干瘦矮小、穿著長袍的老文人，很少有人會把他和當年那個號稱“洪憲太子”的人物聯系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后來聽人提起袁克定的情況，知道他在生活上仍不寬裕，便從自己的稿費中，每月特地撥出二十元，資助這位昔日敵對陣營的后人。二十元數目不大，卻足夠讓一個節儉的老人改善一部分吃穿。這種處理方式，本身就透露出新政權對舊人物的某種態度：不為其過去的政治立場“買賬”，卻也不否定其民族立場上的底線。

1955年，袁克定在張伯駒家中病逝，享年七十九歲。去世時，身邊只有二夫人馬彩云照看，后事由張伯駒料理。昔日家族的顯赫，早已散盡，靈前并無達官顯貴排隊吊唁，只有親友數人簡單送行。

從某個角度看，他這一生最大的“轉折”，不在洪憲稱帝那幾年，而在抗戰爆發之后。拒絕日本拉攏，為自己保留了一條可以被新政權接納的底線。而1949年前后章士釗那封“替他求個差事”的信，又為他晚年的安身立命，打開了一扇門。

不管怎樣評價他早年的政治選擇，有兩點事實比較清楚：其一，他確實在南北議和中動過腦筋，也在后來復辟帝制的推動中起了不光彩的作用；其二，在民族生死攸關之時，他沒有為求溫飽而出賣人格，這一點，哪怕再苛刻的評判，也很難否認。

再看他的子女，倒是走出一條與其父截然不同的路。長子在貴州工學院任教，成了一位大學教授；女兒嫁入書香門第，過著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的日子。他們在各自崗位上從事的是扎扎實實的建設工作，沒有再重復父輩那種跌宕起伏的政治命運。

袁克定這一生，是舊時代走向終結過程中的一個縮影。袁家從權勢頂峰跌落，財富散盡，子孫重新歸入尋常百姓之列，這個過程里，有時代巨輪碾壓之下個人無力左右的一面，也有他早年出于一己私心所做選擇的后果。哪一部分更重，就留給后人去慢慢掂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