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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公民，我們往往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境下，掌握著對政府進行獎懲甚至更迭的生殺大權。隨著澳大利亞工黨開啟其第二個執政任期，新書《首屆阿爾巴尼斯政府》對該政府的第一任期進行了一次冷靜而透徹的清算：詳細剖析了其推行的改革、犯下的過失以及受到的局限。

身為一名政治學者，審視和批評政黨是我的專業素養，亦是本能所在。這通常意味著我要去羅列他們的失敗、反復無常以及那些空洞的承諾。這部著作卻迫使我意識到，在一個短暫的任期內，政府能夠施展抱負的空間已變得何等狹窄。

這篇評論聚焦于《首屆阿爾巴尼斯政府：在動蕩與分裂時代的執政記錄2022至2025年一書，該書由約翰·霍金斯、米歇爾·格拉頓與約翰·哈利根共同主編，由新南威爾士大學出版社出版。

以單一民族黨支持率攀升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浪潮，便是其中一大挑戰。除此之外，我們還面臨著公共空間的日益碎片化、快節奏新聞周期對即時回應的逼迫，以及社交媒體等通信技術的雙刃劍效應——它們在便利施政的同時，也讓虛假信息和網絡霸凌呈現出工業化生產的態勢。

如果再將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極短的任期、無休止的競選邏輯，以及持續不斷的民調與媒體炒作考慮在內，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內閣部長們往往會被表面的政治表現所累，而無暇顧及深度的政策制定。

在我看來，年輕選民比例的不斷攀升進一步加劇了這些挑戰。年輕一代往往更傾向于在兩大主要政黨之外尋找政治寄托，有時甚至會支持一些在意識形態上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治組合。與建立忠誠度相比，他們更樂于對政黨進行懲罰。

在如此嚴峻的挑戰下，首屆阿爾巴尼斯政府交出了一份怎樣的答卷？我們又該對其第二任期抱有何種期待？

這部著作最卓越的貢獻，在于其嚴謹的證據支撐與克制的價值判斷。它深入分析了澳大利亞議會構成的演變，全面評估了政府在各項關鍵政策領域的表現，并對未來可能的改革方向進行了展望。最后，它將這屆政府置于宏大的歷史坐標系中進行了審視。

在2022年的大選中，工黨在選民對傳統政黨深感幻滅、獨立候選人尤其是那些被稱為“青色陣營”的知名女性支持率飆升的背景下，以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最低的初選得票率勉強贏得了執政權。

這屆政府接手的是一份冗長且棘手的待辦事項清單，其中包括在性別平等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上重塑澳大利亞的國際聲譽，以及修復與全球伙伴尤其是與的關系。

這一切都發生在動蕩不安的全球大背景下，包括烏克蘭和巴以地區的戰火。而在國內，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生活成本危機的蔓延、住房和租房可負擔性的持續惡化，以及新冠疫情后大規模移民的涌入，都讓政府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

在此背景下，阿爾巴尼斯的第二任期同樣在動蕩的全球局勢中拉開帷幕。書中的撰稿人們一致將阿爾巴尼斯的第一任期定調為“謹慎”。在一些人看來，這種謹慎甚至已經滑向了怯懦的邊緣。阿爾巴尼斯被反復描繪成“動蕩時代里一雙穩健的手”，他更傾向于通過微小、漸進的調整來維持局面，而非大刀闊斧地推行具有變革意義的改革。

盡管全書的基調并非完全負面，但字里行間卻流露出明顯的沮喪情緒。多位撰稿人指出，即便在政治環境允許其展現更大野心的時候，這屆政府依然對重大的結構性變革避之不及。以移民政策為例，人口統計學家莉茲·艾倫犀利地指出，政府“錯失了一些重大的歷史機遇……未能在重塑那種充滿民粹主義色彩的人口恐慌情緒上展現出應有的領導力”。

我對此種評價深表贊同，但政府的這種謹慎態度，很可能是一種后天習得的政治生存本能。畢竟，澳大利亞選民對激進的變革向來抱有深深的戒備。

這些替代性的政治力量往往在社會和氣候議題上推行更為激進的議程。工黨作為一個執政黨，必須在一個更為廣泛的選民聯盟中尋求妥協與平衡。在我看來，這種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暗流及其對政府行為的深遠塑造，絕對值得在書中開辟一個獨立的章節進行深入探討。

展望未來，我認為尚未解決的核心懸念不僅在于工黨能否繼續保持其執政的專業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否在一個忠誠度極低的選民群體中，建立起一個堅如磐石的政治基本盤——以及它能否在這個因規避風險而被迫謹慎、又因過度謹慎而飽受選民抱怨的時代里，清晰地闡述出獨屬于工黨的政治理念。

這正是第二任期之所以至關重要的原因。它將最終決定，工黨究竟是繼續充當一個僅僅因為對手太弱而“躺贏”的政府，還是能夠蛻變成一個憑借自身政治魅力和說服力贏得未來的偉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