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赫赫、身后寂寞——近代歷史上的一個“失蹤者”

在二十世紀晚期，蔣廷黻還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失蹤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名的歷史學家，僅僅經過三十年的遮蔽，不僅從大眾記憶中消失，即便歷史學的專業研究者對蔣廷黻的印象也漸漸模糊。

沈渭濱先生1999年這樣寫道：

“現在的年輕人，對蔣廷黻這個名字，恐怕大多數是很陌生了?？墒窃谛轮袊闪⑶?，無論在學界還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學界，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先后做過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以主張史學改革著稱于時；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為臺灣當局駐美‘大使’。在國民黨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聞名于世?！?/p>

然而時移世易，在沈教授說這番話之后僅十幾年，一度被籍籍無名的蔣廷黻梅開二度，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最受追捧的老一代歷史學家之一。的那本僅僅五萬余字的《中國近代史》被多個出版社不斷改換由頭一印再印，一會兒自詡“全本”，一會兒自稱“未刪節”，一會兒是“紀念版”，一會兒是“彩圖增訂”。

如此繁多的版本一方面說明市場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暗示著蔣廷黻作品的引進太過單一，他的許多東西并沒有像胡適、錢穆那代人那樣，系統且全面在大陸再版。這是非常惋惜的。

▲1944年7月，孔祥熙（左）和蔣廷黻（右）在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時合影

大變局的時代背景

正像許多研究者所意識到的那樣，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是因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沒有西方人東來，沒有鴉片貿易，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不會有后來的變化，中國還會在原來的軌道上穩步發展，中國人還會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羨慕的田園生活，恬靜優雅。然而，因為西方人的東來，中國的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對于近代中國的改變究竟應該怎樣看，這種改變對于中國來說究竟是好還是壞？一百多年來，史學家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西方人的東來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對中國的傷害。

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學家不這樣認為，他們從世界史、全球史的視角，從人民本位的立場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體系敘事框架。這個解釋框架的提出最重要的取決于時代因素，是新時代、新世界要求歷史學家提出新問題、新解釋。蔣廷黻就處于這樣千載難逢的歷史轉折期。

蔣廷黻生于1895年，極具象征意義。那一年為甲午戰后第一年，也是《馬關條約》簽署的年份。假如說近代中國確有一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話，那么這個變局的具體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

▲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隨后在1895年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

1840年，是近代中國政治史的開端，先前幾百年的中西問題至此訴諸戰爭。中國一戰而敗，開放五個口岸，擴大與西方的貿易，暫時緩解了幾百年不斷累積的貿易失衡。

但是，1840年的戰爭，以及1842年的《南京條約》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西之間的矛盾，中國并沒有意識到西方東來是一個時代的開始，更不存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

于是在五口通商不到二十年，戰火再燃，英法聯軍長驅直入，占領京師，中國與西方諸國就此達成《北京條約》，進一步擴大開放，南部中國自沿海各地至長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北方的天津、張家口、庫倫等處，均開放為商埠。

清政府還就此同意與西方諸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系，互換公使。這是中國走向世界至關重要的一步，洋務運動就此發生，向西方學習，構建中國自己的近代工業，迅速成為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

1860年開始的洋務運動意義重大，是近代中國現代化的起點。然而從大歷史視角觀察，這場運動依然不能構成中國歷史的重要節點，還不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因為此時的中國盡管開始了學習西方的步伐，也打開了久已封閉的國門，與世界交往，但此時的中國并沒有在西方強勢壓力下自怨自艾，顧影自憐，而是很坦然地學習西學之長，且不是像日本那樣囫圇吞棗，脫亞入歐，全盤西化。

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人看到后發優勢帶來的好處，這些好處均是中國只變其末不變其本的結果，因而那時的中國人在經濟大幅增長的事實面前，更不愿意像日本那樣進行改革。因而此時的洋務運動還不能構成重大歷史節點。

三十年經濟增長毀于一旦，1894年一場局部的可控制的戰爭讓中國人猛醒，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后，中國人并沒有怨天尤人，更沒有只記住仇恨，忘記教訓。

知恥而后勇，中國人迅即踏上維新之路，向日本學習，重構一個近代國家，這才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開啟，一個全新的工業化時代由此開始，而工業化必然帶來的社會變化、政治變化，對于那時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而言，似乎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蔣廷黻就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來到了這個世界。

迎接新世代，擁抱新世界

蔣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陽一個農村家庭。從他的祖父開始，蔣家在務農的閑暇，做點農村社會可以做的小生意，漸漸有了自己的一間經營鐵器的店鋪。

蔣廷黻的祖父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為人很文弱，早年不幸染上了煙癮。老二即蔣廷黻的二伯父在童年時代曾接受過教育，也曾想過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他們蔣家還從來沒有一個有功名的人，二伯父雖然致力于此，其結果卻屢試不中，名落孫山。

世代務農的家庭要想走出一個有功名的人，必須經過幾代人的積累，二伯父自己無望金榜題名，但讀書讓他開闊了眼界，知道知識的重要，使他決心讓下一代好好讀書，希望他的子侄輩能夠實現這一代夢寐以求的理想。

按照蔣廷黻的說法，如果不是他二伯父極具主見，他和他的哥哥都會被蔣父安排到自家的店里學徒，將來做個生意人。蔣廷黻和他的哥哥后來有機會讀書，有機會留學美國，主要得益于他的二伯父堅定的意志，“希望他的子侄，能夠努力讀書求取功名” 。

蔣廷黻兄弟在二伯父的安排下，于1906年秋季開學時轉至美國長老會設在湘潭的益智中學，開始接受比較西方化的近代科學教育。

在明德小學、益智中學那幾年，正是中國政局急劇動蕩的年份。明德小學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有關聯，校園里充滿著革命氣息。

蔣廷黻此時年齡雖小，但在革命氣氛感染下，也清楚地意識到：“所有中國青年都應該努力用功，以備將來為國犧牲?！?中國必將發生巨變，青年應該為巨變做好準備，迎接新世代，擁抱新世界。

▲蔣廷黻與美國原國務卿杜勒斯交談

重構中國歷史敘事

1912年2月11日，蔣廷黻乘坐的輪船抵達舊金山，并從那兒登岸留學，通過基督教青年會聯系，密蘇里派克維爾派克學堂允許蔣廷黻入學。

十多年留學生涯仿佛一晃就過。 1923年，二十八歲的蔣廷黻以《勞工與帝國： 關于英國工黨特別是工黨國會議 員對于1880年以后英國帝國主義的反應的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29年5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邀請蔣廷黻擔任歷史系主任， 外交史研究特別是研究成果在現實政治中獲得巨大回響激發了蔣廷黻濃厚的研究興致，使他覺得有必要運用一種全新視角、觀點回望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他發誓用十年工夫去寫作一部《中國近代史》。 然而由于時局急劇變化，他的這個理想并沒有得以實現。

1938年春，蔣廷黻在繁忙的政務之余，終于有了一個短暫的空檔。 在這個短暫的閑暇時間，蔣廷黻居住在臨時首都漢口，身邊并沒有多少圖書。 但他的寫作念頭卻越來越強烈，抑制不住，于是他幾乎完全憑著記憶，一鼓作氣寫完了一部《中國近代史》，表達了他對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看法。

蔣廷黻的這部《中國近代史》現在已成為炙手可熱的名著，盡管只有幾萬字，但卻是蔣廷黻多年思索、閱讀的思想、學術結晶。當然，蔣廷黻自己謙稱是一個觀感式的簡略的初步報告。其實，蔣廷黻的這部“大家小書”，真的應了古人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老話，他并非刻意經營的一本小冊子卻奠定中國近代史一個全新敘事框架。

▲蔣廷黻青年時期照片

在《中國近代史》中，蔣廷黻為讀者大致描繪了近代中國一個基本走向。根據他的研究，近代中國原本可以不發生問題，中國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構中繼續存在，只是因為英國工業革命。因為這場革命引發了巨大的產能過剩，人類先前對生存能力的恐懼自然消除，反而激發了西方人對外擴張的本能。

西方人在工業革命后的擴張，并不能完全從惡的層面去理解，他們除了市場、資源企求外，其實也是一個雙向互惠互利行動。因此英國工業革命后所謂“后發展國家”，除了中國，好像并沒有哪幾個國家對工業革命成果如此痛恨，如此拒絕。

蔣廷黻認為，近代中國不管面對多少困難與問題，但走向世界，不斷拉近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差距，始終是近代中國的主題。他指出，中國在過去或許確實有著自己漫長的歷史傳統，但到了近代，中國錯過了工業革命，錯過了啟蒙運動。

中國不是近代世界規則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體化過程中的遲到者，因而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是要挑戰世界已有規則，更不能對這些規則采取非理性沖撞，或魯莽顢頇式摧毀，而是應該引導國民盡快接受、盡快適應，盡快讓中國和世界一致，盡快和其他民族國家一起發展、一起進步。只有一致，才能談得上別致。沒有一致，就沒有別致。

二十世紀中國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世紀初的政治改革，辛亥前后的政治劇變，二零年代的革命、建設、工業化，三零年代的民族危機，在在引起知識人“忍不住的關懷”。蔣廷黻也就在這個時期，從“議政”漸漸走向“從政”。

至1935年底，正式辭去在清華大學的教職，接受蔣介石的任命，入閣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稍后出任駐蘇聯大使，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學術，成為職業外交官，直至出任駐聯合國大使，以及后來代表臺灣“中華民國”駐美。

如果就外交視野、才干而言，蔣廷黻屬于郭嵩燾以后中國職業外交官中的佼佼者，其地位應與顧維鈞、顏惠慶等相當?？上У氖?，蔣廷黻生不逢時，他畢生大部分外交不是對外，而是陷入中國內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內交”。

特別是1949年后，蔣廷黻長時期駐聯合國，駐美國，他的外交才干不是用來為“大中國”爭取最大利益，滿腹經綸，蓋世才華，竟然為國共兩黨之爭而白白耗 盡。直至生命最后時刻，蔣廷黻似乎恍然有悟，期待在七十歲退休時重回學術，并完成自己的口述自傳。

然而隨著他的不幸離世，蔣廷黻的回憶錄最終沒有寫完，戰后二十年的歷史基本上付諸闕如。至于學術上的缺憾，更是無法彌補。在他去世當年曾與老友李濟有段對話，頗能反應蔣廷黻內心深處的一點想法。

李問：“廷黻，照你看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滿足多，還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滿足多？”

蔣沒有直接回答李的提問，而是反問：“濟之，現代的人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

這肯定是無解的，也無法補救。現代中國多了一個大外交家，少了一個無人能替補的大學者。

在近代中國，說起生前赫赫、身后寂寞之人，蔣廷黻必是其中之一。1949年前他在學界、政界都是一個非 常著名的人物。他是歷史學家，是近代中國史研究“開山的人”，提出了 近百年的中國現代化 根本問題 “ 蔣廷黻之問 ”。 傅斯 年在 給胡適的信中稱蔣 廷黻的“近代史尚無第二人”。

同時他是外交家，1935年以非國民黨員的學者身份參加國民政府，歷任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以“知外交”聞名。

然而1949年以后，蔣廷黻這個名字對我們是陌生的。他的一生經歷了從中國學究的私塾到西洋自由的學府，從古老的農村社會到近代的都市文明，從身經滿清專制的皇朝到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禮。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漩渦，同時也看遍了覆雨翻云滄海桑田的世局。因此有人說他的經歷就是歷史，他研究的歷史也蘊含著他的經歷本身。

為此，先知書店特別推薦蔣廷黻一生中最重要的兩本書——《蔣廷黻回憶錄》（增補版）與《中國近代史》，這兩本書，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體的，回憶錄里有近代史，近代史里有回憶錄。閱讀者兩本書，既能了解蔣先生的前半生，也通過他的歷史敘述加深對中國近代這個大變局時代的理解。

◎兼容學者與政治家眼光：蔣廷黻以學者的眼光回望歷史，以政治家的眼光思考現實。他的所見、所思、所讀，即使放到現在也依然不過時，極具啟發意義，既有歷史研究的方法，也能瞥見近代以來種種觀念與政治思想的源頭。

◎蔣廷黻一生中最重要的兩本書：《中國近代史》這本僅5萬字的小書，被何炳棣評價道：“半個世紀以來，又有幾本近代史著作超過了它？當今專為獲獎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來也不及這本書的分量”。其人生經歷與回憶， 也被評價為中國學人從政的一個榜樣——一個清高的、光榮的、有很大貢獻的準樣品。

◎不言而喻的收藏價值：盡管他的近代史與口述自傳僅止于抗戰，但由于他在中國現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外交史中的特殊地位，且他平時無論行文還是口述，都是刪繁就簡，句短言略，留下的東西不多，在大陸就更難得見到，其回憶錄更是斷貨多年，所以，其收藏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購買收藏先知書店獨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