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北平周恩來與故人相見，15年未見卻說20年

民國的亂世時期，民不聊生，列強橫行，家不成家，國不成國。

許多有志青年想教育救國，有的想從軍救國，而有的年輕人從最初的教育救國轉到了從軍救國。

比如年輕的侯鏡如就是從“教育救國”轉向了“武裝革命”的人。

侯鏡如1902年出生于河南永城。早年就讀于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今河南大學前身），雖校名中帶有“留學歐美”之名，他本人卻并未遠渡重洋。

然而1924年，在聽說黃埔軍校招生后，他放棄了這條平穩的求學之路，他從開封出發，南下奔赴上海的招生點，懷揣著一腔報國熱血，想走進軍校的大門。

彼時的侯鏡如不會想到，這一年將徹底改變他的一生。在上海參加黃埔軍校招生初試時，主考官是身兼國民黨宣傳部長的毛澤東。

經毛澤東主試合格，他領了路費趕赴廣州復試，被正式錄取。進入黃埔后，他編入第一期第三隊，與陳賡、蔣先云等人成為了同學。

在黃埔軍校，侯鏡如很快接觸到了進步思想，加入了中共在黃埔軍校內的外圍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

1925年，他參加了兩次東征，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三師三團一營副營長。這一年的冬天，在周恩來的介紹下，侯鏡如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那是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侯鏡如的入黨介紹人正是周恩來。從此，這位黃埔一期生成為了秘密的共產黨員。

此后，他隨北伐軍東征西戰，1926年任第一軍十四師團參謀長，1927年初奉黨組織之命離開北伐部隊赴上海，追隨周恩來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

那是一場血與火的洗禮。1927年4月12日凌晨，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侯鏡如在閘北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四樓指揮工人糾察隊作戰時，右胸中彈，血流不止，仍苦苦堅持了兩個小時。

是周恩來到來，將他送往醫院救治。幾個月后，他又追隨賀龍參加了南昌起義，右臂再次負傷。

那一年，侯鏡如25歲。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名年輕軍官，他的入黨介紹人周恩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

在南昌起義失利后，侯鏡如隨部隊轉戰南下，后化裝成難民與陳賡一同逃到香港治傷。

傷愈后，他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工作，一度擔任中共江蘇省委軍委書記。1928年，他受命就任中共河南省委軍委書記。

那個年代的革命道路布滿荊棘。1928年，侯鏡如到河南開封工作時，因中共河南省委機關已被破壞，他不幸遭國民黨反動派逮捕，被關押在開封第一監獄。

出獄后，侯鏡如先后到香港中共華南局軍委和天津中共順直省委軍委工作。1931年，他再次回到上海，準備繼續為黨工作。這一年發生了一件震動全黨的大事，就是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投敵。

顧順章的叛變給上海地下黨組織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許多黨員被捕、被殺，單線聯系的網絡被切斷，無數革命者在一夜之間與組織失去了聯系。侯鏡如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怎樣的一種處境？沒有手機，沒有網絡，上線的同志或犧牲或轉移，接頭地點被特務監控，暗號密碼全部失效。

侯鏡如像一只斷線的風箏，在白色恐怖的天空中飄蕩。他在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用只有組織能看懂的暗語發出呼喚，但回應他的只有沉默。

“我始終是孝敬父母的”——這是侯鏡如當年在報紙上留下的暗語，其真實的含義是：我始終忠于黨。這條尋找組織的路，一走就是十幾年。

但當時白色恐怖下，幸存黨員都不得不暫時隱蔽，最終他尋找無果。

與組織失去聯系后，侯鏡如非常的痛苦，但是他沒有放棄，他甚至在山西、河南等地輾轉尋找。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1933年，他黃埔一期同學找到他后，找他共同抗日，后來侯鏡如加入國民軍第三十軍，先后任師參謀長、旅長。1935年，他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在此期間，他從未向國民黨承認過自己曾加入共產黨，也沒有寫過任何“自首書”，更沒有出賣過任何同志和組織秘密。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侯鏡如奉命率部奔赴抗日前線。從臺兒莊到武漢，從娘子關到長沙，他的身影出現在一個又一個正面抗日戰場。1938年，他任九十二軍二十一師師長，率部參加了著名的臺兒莊會戰。1943年春，他升任九十二軍中將軍長。

1943年2月，侯鏡如率部援魯抗日。在歷時半年的作戰中，他的部隊與敵偽大小戰斗150余次，殲滅敵軍兩萬余人。那些年，他是國民黨軍隊中的抗日名將，但他的心中始終藏著一條線:那條通往組織的線，從未真正斷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侯鏡如奉命率部先后到武漢、北平接受日軍投降，并兼任北平警備司令。

1946年初，為商討停戰和整編軍隊等問題，周恩來、葉劍英等人飛赴北平，參加由國、共、美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談判。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下榻北京飯店。

在北京飯店的一次活動中，周恩來與侯鏡如不期而遇。

四目相對的那一瞬間，時間仿佛凝固了。上一次見面是什么時候？是1927年的上海，周恩來在槍林彈雨中把他送進醫院；還是更早的1925年，周恩來在黃埔軍校介紹他入黨？屈指算來，從1931年失去聯系算起，不過15年。

但這15年，足夠一個年輕人變成中年將領，足夠一場革命走向另一場革命，足夠讓一個共產黨員在國民黨軍隊中潛伏半生。

侯鏡如一時語塞。他想上前相認，想喊一聲“周主任”，想問問這十幾年來組織是否還記得他。

但周圍有太多眼睛——軍統特務的陰冷目光，國民黨同僚的好奇注視，每一個眼神都可能是陷阱。

周恩來率先開口了。他微笑著走上前，握住侯鏡如的手，語氣平常得仿佛在拉家常：“鏡如兄，我們20多年未見面了，好久好久了。”

侯鏡如心頭一震，隨即明白了這句話的分量。

20年？如果從黃埔畢業的1925年算起，到1946年確實是20多年。但如果從1931年失去聯系時算起，只有15年。周恩來故意說“20年”，是在向周圍的所有人傳遞一個信息：侯鏡如只是我的黃埔學生，我們畢業后就沒怎么聯系過，他跟1931年以后的地下黨沒有任何關系。

這一句話，為侯鏡如洗清了嫌疑，也為他穿上了一件無形的保護衣。

特務們聽了這話，只會當作老同學敘舊，絕不會想到這背后還藏著一段驚心動魄的地下黨歷史。

周恩來是用一句“假話”，救下了一位隱蔽戰線上的功臣。

更深的含義，只有侯鏡如聽得出來：組織知道你是誰，組織記得你，組織沒有忘記你。

那一刻，一只斷了15年線的風箏，終于又連上了那根線。

北平重逢后不久，周恩來派陳賡與侯鏡如在北京飯店進行了一次密談，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

這次談話的具體內容至今未解密，就連陳賡的傳記中也只提到有此事，沒有寫具體細節。但可以想見，陳賡一定轉達了組織的問候，也一定聽取了侯鏡如這些年的經歷。

短短幾句話，承載著沉甸甸的信任。周恩來和賀龍——兩位當年的老領導，親自過問他的事。更關鍵的是，“過去是可以諒解的”這七個字，為侯鏡如十幾年脫離組織的經歷作了定論。

他沒有被懷疑，沒有被拋棄，組織理解他當年的處境，歡迎他回來。

侯鏡如讀完信，激動不已。他立刻將自己的外甥李介人留在身邊，以副官身份作掩護，專門負責與中共的秘密聯絡。

從這一天起，侯鏡如雖然還穿著國民黨將軍的軍裝，但他的心，已經徹底歸隊了。

歸隊后的侯鏡如，開始了他最隱秘、也最驚心動魄的使命。

1946年6月，內戰全面爆發。蔣介石命令侯鏡如率九十二軍進攻冀東解放區，侯鏡如態度消極，敷衍塞責。

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陳繼承揚言要撤他的職，他也毫不在意。

1948年，侯鏡如升任第十七兵團司令官，駐守天津塘沽。此時，遼沈戰役正進入關鍵階段。

9月，解放軍發起錦州戰役，錦州守軍告急。蔣介石急電侯鏡如：率第十七兵團4個軍馳援錦州。

侯鏡如接令后，表面上積極備戰，暗地里卻打定了主意：拖延。

原本兩三天就能到達的路程，他的部隊走了整整十一天。

10月10日，塔山阻擊戰打響，侯鏡如的“東進兵團”與解放軍在塔山對峙。塔山其實不是山，地形易攻難守，但侯鏡如的部隊就是攻不上去。

進攻時，他的步炮協同總是出問題；坦克“忘”了帶，派人回去催，又耽擱了寶貴的時間。蔣介石在南京急得團團轉，卻不知道自己的這位“愛將”正用另一種方式參與戰斗。

10月14日，解放軍攻克錦州。侯鏡如的援軍還在葫蘆島磨蹭。蔣介石氣得暴跳如雷，卻始終沒有懷疑侯鏡如的身份。

遼沈戰役結束后，有人評價：黨國之敗，始于塔山。而塔山之“敗”的背后，站著的正是這位征而不戰的兵團司令。

同時，遼沈戰役結束后，侯鏡如的處境變得微妙起來。

1948年11月，侯鏡如率第十七兵團殘部從葫蘆島撤回關內，進駐天津塘沽地區。蔣介石給他的新任務是：兼任塘沽防守司令，負責守衛華北國民黨軍最后的出海口。此時，東北野戰軍已揮師入關，平津戰役一觸即發。

侯鏡如駐守塘沽期間，通過外甥李介人與中共北平地下黨保持著秘密聯系。他將國民黨軍隊在平津地區的布防情況暗中傳遞給解放軍，并提出了一個關鍵建議：先打天津，切斷北平守軍的海上退路。

1949年1月15日，解放軍攻克天津。消息傳到塘沽，守軍人心惶惶。侯鏡如見率部起義的條件已不具備，于1月17日晨率第十七兵團殘部從海上南撤。

他在撤退前，已將無法帶走的九十二軍（他的老部隊）留在了北平，這支部隊后來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義。

侯鏡如率部撤至上海后，被任命為長江防務預備兵團司令，率部駐防徽州地區。此時，解放軍百萬雄師已陳兵長江北岸，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統治搖搖欲墜。

1949年4月，解放軍渡過長江。5月，侯鏡如奉命率第十七兵團部和三一八師等部撤至福州馬尾，進行整編。他的新職務是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兼華東軍官團總團長。

從葫蘆島到塘沽，從塘沽到上海，從上海到福州——這一路南撤，侯鏡如始終帶著一支聽命于他的部隊，也始終帶著一顆等待時機的心。他在等待什么？他在等待起義的時機。

福州，成了他等待的終點。

1949年8月17日凌晨，在侯鏡如的指示下，他的部下曹仁鳳、賴惕安率第三一八師在福州正式宣布起義，被葉飛將軍的部隊改編為解放軍。

這是侯鏡如從1946年北平重逢、1948年正式歸隊以來，為黨送上的最后一份“見面禮”。

起義后，侯鏡如沒有立即北上歸隊，而是聽從周恩來、李克農的指示，前往香港開展對臺統戰工作。他在香港廣交朋友，聯絡黃埔舊部，為黨的統戰事業奔走效力，直到1952年7月1日才回到北京。

一位漂泊多年的游子，終于回家了。

歸國后的侯鏡如，先后擔任國務院參事、國防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1989年，他當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副國級領導人。

晚年的侯鏡如，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國的和平統一事業中。他擔任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奔走于海內外，呼吁黃埔同學秉承孫中山先生遺志，為促進中國統一而奮斗。

1994年10月25日，侯鏡如在北京病逝，享年92歲。臨終前，他留下了一個遺愿：不要葬在八寶山，把他葬在深圳，那里離香港近，往南看，能看見臺灣省。他放不下的，還是那份未竟的統一事業。

回顧侯鏡如的一生，從黃埔軍校到南昌起義，從抗日戰場到北平和平解放，從香港統戰到全國政協副主席，他的人生軌跡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

他曾經是共產黨員，后來與組織失去聯系，再后來歸隊、起義，最終回到黨的懷抱。這條路，他走了整整二十多年。

1945年重慶談判時，周恩來說的那句“20年沒見了”，表面上是一句敘舊寒暄，實際上是一句暗號、一聲召喚、一份保護。它告訴侯鏡如：組織記得你，組織信任你，組織需要你。

而侯鏡如用他的一生回答了這份信任：無論漂泊多久，無論身在何處，那顆赤子之心，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