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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AI(人工智能)帶來的失業潮被反復渲染,像是“狼來了”一樣,讓公眾麻木。但最近網易等互聯網大廠對外包員工的“汰換”,開始將這個問題擺在臺面上,讓人不得不正視。
這不僅僅是一家互聯網企業的動向。據媒體報道,雖然不同互聯網企業的進度不一,但如何推進“AI換人”,已成為各家互聯網企業的重要戰略。海外的互聯網企業,諸如Meta,也在醞釀高達20%比例的裁員。
隨著智能體的普及和成本的走低,人工智能正在越過某個臨界點,以比預想快得多的速度改變就業市場。
IT巨頭Cognizant(高知特)3月發布的報告認為,AI已以某種方式影響了93%的工作崗位,而此前的預測是2032年才到這個比例。
有人認為AI會沖擊就業市場,但也會像之前的技術革命一樣,創造大量新的就業崗位。然而,一方面,對個人而言,這種創造和消滅之間無法“約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意識到AI與此前人類發明的所有技術都不一樣。
過去人類發明的都是工具,而AI是智能本身,這意味著其有不斷進化和發展的可能,即使有新的就業需求在這個過程中被創造出來,也有可能迅速地被不斷進化的智能體所替代。
所以,這一次可能真的不一樣。
一些仍算樂觀的研究報告,已經給出了未來五年世界1.7億勞動人口將受到AI沖擊的預測,在更激進的報告中,世界受沖擊的人群能達到8億。
上世紀不少科幻小說幻想過這樣的場景:當人類不再需要工作時會怎么樣?經濟學家凱恩斯也曾暢想過,由于機器的繁榮,100年后的人類一天只用工作3、4小時,生活是什么樣?
現在AI把這種“科幻級”的現實擺在了每個人的面前。
我們該怎么辦?什么都不做肯定不是個好選擇。
從短期看,有些事情已經迫在眉睫了。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更加敏銳的、更針對AI沖擊的就業監測體系,這個體系應該由更多部門參與其中,在更高層面建立聯席工作制度。我們需要更密切地關注企業大規模裁員行為中潛藏的對勞動者權益的損害,比如對“假外包、真派遣”員工的裁撤。
我們還需要加強對重點人群的就業幫扶。目前普遍認為AI對就業的沖擊有結構性特征:一方面對“白領”崗位的沖擊比對“藍領”崗位的沖擊大,另一方面,對初級崗位的沖擊比對資深崗位的大。這意味著,大學生群體可能恰恰是受沖擊最大的一群人。考慮到這一群體過去數年本來就面臨承受著較大的結構性就業壓力,社會需要格外關注其就業困境。
他們有著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是數字時代的原生居民,我們相信他們在AI時代會有更強的適應性。高校、企業和社會要幫助他們在巨大的變化中找到人生的落腳點。
還有些措施,雖無需立刻著手,但應進入公共話題的討論之中。應對這樣規模的沖擊,注定需要經濟、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制度調整。
這其中,可能需要很多“超常規”的制度建設。是否應該對機器人、人工智能公司征收高額稅收,以儲備充足的公共資金,為大面積的就業轉型兜底?是否應該建立全民基本收入(UBI)制度,讓人們即使不工作,也能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教育制度是否應該迎來全方位的改革,在智能快速貶值的今天,讓孩子學些什么,才能讓他們保持“人之為人”的價值?
這些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中,頗顯“離經叛道”的觀點,或許在未來的AI時代,都有其可以參考的部分,值得討論。
所有這些措施采取的前提是,政府、企業和社會,應該充分評估AI對就業市場的沖擊,要理解這種影響“無論怎么重視都不為過”。其中,政府部門的責任尤其重大。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很難采取保守的方式推進AI建設,政府部門就應該采取更謹慎的態度,至少應該更全面地評估AI的影響,而不是只扮演技術加速器的角色。
從目前的情況看,建立這種共識,可能是最緊迫的。
(作者 宋笛)
免責聲明: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供參考、交流,不構成任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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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笛
大科創新聞部主任兼高級記者 主要關注于科技類、創業類產業政策、創投領域以及交通物流領域。擅長深度報道和人物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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