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頭卷｜老一代學人的夢想與真誠，凝聚在這些舊雜志中

“六時金石學會在大美番菜館開會。到者三十余人，改名考古學會。”1934年9月1日，容庚在日記中寫道。

大美番菜館在“西單南大街145號”，是當時名西餐館，上世紀30年代，畫家張大千、徐燕孫誤會，幾致公開“斗畫”，后在大美番菜館握手言和。1936年，北平記者協會也在此宣告成立。

上世紀20年代初至“抗戰”前，是中國現代學術活躍期，民間團體勃興，如南高史地研究會、中國史學會、禹貢學會、食貨學會等，考古學便有三家：一是1922—1923年北京大學的考古學會，“困于經費，未能進行”；一是1933年5月，關百益首倡，在上海成立的中國考古會，蔡元培、葉恭綽、劉海粟等30余人與會；一是容庚等12人在北京發起的考古學會，董作賓、徐炳昶、徐中舒、梁思永、莊尚嚴、唐蘭、謝國禎、魏建功、商承祚、楊樹達、容肇祖、吳其昌、張蔭麟、周一良等皆為會員，堪稱當時歷史學界的“天團”。

考古學會不拉贊助、不集資，全靠會費（全年每人二元），社刊名《考古》，不定期出版。到1937年，隨著聞一多、關百益、沈兼士、顧頡剛、羅常培等加入，會員增至100多人，被《學術世界》雜志贊為 “社務異常發達”“皆為積學之士”。或為緩解經費壓力，葉恭綽也被拉進來，他出了當年《考古社刊》（第六期）的印刷費，但考古學會上半年仍虧11.90元。

作為學術組織，考古學會為何發展勢頭這么猛？因為它做的是有溫度的學術。

在《考古》創刊號中，容庚寫道：“海通以來，我國古物多增一厄。異邦豪商達官……巧取豪奪，捆載以去……永不返歸。”作為文物原主，竟再難一見。邵子風（古文字學家）也在發刊詞中寫道：“茍不急起圖之，則數十年后，一代新出之重器或遺文，將霍然隨歲月以俱滅。”

晚清以降，戰亂不止，中央政府無力投入，民眾果腹且難，遑論保護文物。與此同時，考古新發現不斷，敦煌文獻、漢晉木簡、殷墟甲骨、清內閣大庫檔案、瀚海文書、各地出土青銅器……“無一非珍罕資料”，卻大量流失海外，成“吾國學術之痛史”。容庚是金石學家，未參與過田野考古，出于責任感，決心站出來。

考古學會前身是“頌齋之會”，“頌齋”是容庚的號。1922年，剛辭去中學教師工作的容庚過天津，以所著《金文編》向羅振玉請教，羅大為贊賞，力薦給北京大學教授馬衡，無大學本科學歷的容庚破格成了北大國學門唯一的研究生，從此走上學術道路。容庚還沒畢業，便被燕京大學錄用，他在燕東園24號的寬敞宅院成顧頡剛、魏建功、臺靜農、唐蘭等好友的聚會之所，稱“頌齋之會”。

容庚14歲喪父，據他回憶：“嘗得三小錢，（姐弟7人）購一三角糕剖而食之，默念茍能月得三十元者，則余富矣。”成大學教授后，月薪300多元，容庚遂多購古器，晚年全部捐出，許多珍貴文物因而免于流失。

容庚與同學商承祚（容庚拉商承祚同讀北大國學門研究生，商承祚未畢業）是藏友，常為真偽鑒定爭吵，商承祚說，容庚“性子急，‘頂起牛’來一頂到底”“事后卻認真考慮研究”，一次容庚上當，被商承祚指出，極為沮喪，可半個月后，容庚卻高興地對商承祚說，他把那件假文物賣了，竟然賣給了福開森（在華居住60余年，曾給北洋政府當了10年顧問，號稱“中國通”）。

《考古》只出了6期，刊載的都是《考古學與鄉村政治》《石鼓文概述》《魯山縣新出二石記》《四國多方考》等“硬核文章”，在當時，學術文章沒市場，胡適將容庚的代表作《金文編》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只要600元稿費，卻被拒；中華書局簽了關百益的《伊闕石刻圖表》，拖了5年仍“闃無動靜”。《考古》為專業研究者們提供了發表空間，還有稿酬，實為不易。

容庚一生治學精勤，留下20多部專著、近百篇論文，總計800余萬字，門下多桃李，在書法、繪畫、文物鑒定等方面均有成就，《考古》則是他對學科建設的貢獻。重讀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雜志，感受到的卻是老一代學人夢想與真誠之重。

文/唐山

編輯/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