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性中藥材的網售“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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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經營報

據上海廣播電臺看看新聞消息，2026年1月，35歲的夏先生像往常一樣，從某直播間下單購買了一包“四川江油附片”，準備泡一杯“養生茶”來調理身體。然而，僅喝下一杯，他便不省人事。經過上海市楊浦區市東醫院長達8天的全力救治，夏先生最終還是于1月28日晚上不幸離世。

幾乎在同一時間，成都另一名男子也因將附片直接泡水飲用、未長時間煮沸而引發急性中毒，所幸搶救及時才撿回一命。這兩起相隔千里的悲劇，共同指向了一個隱藏在互聯網電商平臺深處的灰色地帶：本該受到嚴格管控的毒性中藥材，正披著“初級農產品”的外衣，通過直播間和網店輕易流入尋常百姓家。

《中國經營報》記者調查發現，在這條充斥著模糊與規避的暗道里，商家的“巧妙包裝”與監管的現實困境，正讓消費者的生命安全面臨嚴峻考驗。

“養生茶”變毒湯藥

資料顯示，附子為毛茛科植物烏頭的子根的加工品，有回陽救逆、補火助陽、散寒止痛的功效。其含有的烏頭堿存在毒性風險，口服烏頭堿0.2毫克即可中毒，3—5毫克可致死，普通加工方法難以破壞毒性。若自行加工食用草烏、附子等烏頭類物質，易導致嚴重心律失常、呼吸衰竭、休克甚至死亡。

記者在某電商平臺搜索發現，附片的銷售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經過炮制后的“中藥飲片”，被稱為“黑順片、炮附片、白附片”，另一類則是被商家標注為“食用農產品”或“初級農產品”的生附片。炮制后的飲片往往風險提示也較為規范；但那些標注為“農產品”的生附片賣家，則完全放開了售賣限制。

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曾發布公告表示，生草烏、生附片屬于醫療毒性藥品，列入《醫療用毒性藥品管理辦法》管理，不是食品，不能當作食品、普通藥膳食用，加工不當或擅自食用，極易引起中毒甚至死亡。

一家銷量超1000單的網店客服向記者輕描淡寫地表示：“這是純天然農產品，屬于傳統滋補營養品，購買無需提交任何處方。”而所謂的風險提示，僅隱藏在詳情頁最底部以極小字體標注：“本產品為初級農產品，不能代替藥物，如做藥材使用，請遵醫囑”。對于不熟悉藥性的患者，這樣的提示極易被忽略。

3月17日，記者走訪天津市南開區多家連鎖中藥店發現，幾乎所有受訪藥店均無附片銷售。并且，銷售人員均明確提醒，附片存在毒副作用，若有需求，必須經診所或醫院醫生診斷后憑處方購買，這種線下嚴格限售與線上隨意購買形成鮮明對比。

“初級農產品”

但為何線下藥店唯恐避之不及的毒性藥材，到了線上就能暢通無阻？其中，“初級農產品”的身份界定成為商家規避藥品監管的“免死金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及相關法規，僅經過采收、清洗、切割、干燥等物理初加工，未改變其基本自然性狀和化學性質的產品，可以被認定為“食用農產品”。

但“中藥飲片”則完全不同，它是指中藥材經過按中醫藥理論、中藥炮制方法，經過加工炮制后，可直接用于中醫臨床的中藥。其生產必須符合《中國藥典》和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要求，銷售企業需取得《藥品經營許可證》。

“實際操作中，商家通常采用屬性規避、宣傳隱蔽、責任隔離的技術性手段，但商家對抗監管的各類技術性手段，僅能暫時規避平臺算法審核，無法改變其行為的違法定性。”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韓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據韓驍介紹，商家在對抗監管時，多對毒性藥材僅做曬干、清洗、整株包裝等簡單處理，或僅進行切片、打粉、切段等物理加工，以“原生農副產品”名義銷售，部分還會將毒性藥材與藥食同源農產品混合打包，弱化其毒性藥品屬性，規避中藥飲片的資質監管。

其次，通過宣傳內容的暗語操作，實現監管盲區的違規引流。“商家在商品標題、包裝上僅標注‘初級農產品、非藥品’規避平臺算法審核，卻在詳情頁、直播間以古籍科普、行業暗語、煎服教程等方式傳遞藥用功效，更會通過電商平臺低價引流、私域渠道完成交易和功效宣傳，脫離平臺監控。”

最后，則是通過濫用免責聲明，試圖隔絕法律責任。例如商家在商品頁面、包裝上標注“不可直接食用，僅供育苗/觀賞/科研使用”等內容，主張免除自身責任。

對于商家而言，將附子等毒性藥材定義為“農產品”，意味著可以繞過藥品生產許可的巨額投入、規避藥監部門的嚴格檢查、降低潛在的違法成本。

灰色地帶博弈

記者查詢了解到，根據云南多地（如耿馬縣、盈江縣、麗江市、騰沖市等）政府發布的關于預防毒性中藥材中毒的通告，均明確指出草烏、附子、附片屬于毒性中藥材，已被列入國家《醫療用毒性藥品管理辦法》管理。

同時，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第六十一條和 《藥品網絡銷售監督管理辦法》第八條，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放射性藥品、藥品類易制毒化學品等國家實行特殊管理的藥品不得在網絡上銷售。

但如今，這種利用“農產品”身份規避藥品監管的亂象，給當前的監管體系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背后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與博弈。

附子既是藥品，其原料又是農業活動的產物，當附子被切成片裝進快遞袋，它究竟是“初級農產品”還是“中藥飲片”，在實際執法中往往存在爭議。而對于這一情形該如何界定，韓驍表示，一般來說，司法機關與監管部門的裁量邏輯是先核查品種法定屬性，再審查銷售行為實質，最后結合加工方式等證據綜合認定，為實質性認定，而非僅以包裝標注的“農產品”為準。

與此同時，與線下藥店的高度組織化不同，網絡銷售具有虛擬性、隱蔽性和跨區域性。韓驍表示，《醫療用毒性藥品管理辦法》發布于1988年，彼時并無電商業態。當該法規適用于電商平臺時，最核心的程序性障礙在于管轄權與違法行為的時空分離。

根據《藥品網絡銷售監督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藥品網絡銷售違法行為由違法行為發生地的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查處。“但‘發生地’的認定在實務中充滿彈性——可以是平臺所在地、商家注冊地、倉儲發貨地，甚至消費者收貨地。這種多連接點導致實踐中可能出現管轄權爭議或多頭監管。例如，毒性藥材的賣家在A省注冊、B省發貨、通過C省的平臺銷售給D省的消費者，一旦發生糾紛，四個地方的監管部門都可能主張或推諉管轄權，最終陷入程序僵局。”韓驍說。

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市場監督管理行政處罰程序規定》明確了違法行為發生地、結果地的管轄權，但實務中，基層監管部門跨區域協查周期長、成本高，對異地商家的現場核查、查封扣押難以落地，大量案件因管轄權推諉無法立案，違法成本遠低于線下。

在韓驍看來，針對網售毒性中藥材的監管僵局，需以“嚴管高風險、放開低風險”為核心原則，從立法與監管雙向發力，在守住用藥安全底線的同時，避免誤傷正常農副產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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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佩蘭 視覺｜花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