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天才的史學家”與他“將就”的婚姻

張蔭麟（1905—1942），號“素癡”，間署“燕雛”，廣東東莞人，在民國史學界有“天才的史學家”的美稱，陳寅恪評價說，“其人記誦博洽而思想有條理”，“必為將來最有希望之人才”。然而，這樣一個史學天才卻在37歲不幸英年早逝，只留下了半部《中國史綱》。錢穆慨嘆，若非張氏37歲早逝，“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于張君之身完成之”。

這個天才史學家倏然消逝的一生，曾長期隱而未現。《張蔭麟傳》一書廣泛收集張氏著作、譯作、往來書信，并引述時人對其的評價、研究數十種，以“他觀”視角，還原張蔭麟的人生軌跡，闡明其史家素養之生成，同時亦表現民國史界學術理路之過渡性與多元化，觀察史家在世變中的因應之道。

本文選自《張蔭麟傳》“聯大時期的教學和生活”一節，標題為編者所擬。

1938—1939學年度，張蔭麟在歷史社會學系開設宋史課程，兩學期，為三、四年級開設，學分2＋2。另一門“歷史哲學”，為該系三、四年級選修課（同時為哲學心理學系開設），學分4。1939-1940年度，張氏在哲學心理學系開設必修課“邏輯乙”，學分6；“邏輯甲”由金岳霖講授。

張氏并不喜歡課堂直接講授的方式，如其形容容庚至清華兼課，“不過留聲機多開一遍，無所苦，原不必固拒不為也”。故其授課以啟發性為主。宋史課程以《宋史紀事本末》為教本，要求從中自選六十篇作“提要”，每篇提要不得過百字，以作文字鉤玄的訓練。其引導學生做研究的辦法更為獨特：

課上只講專題，很富啟發性。他總是每兩三周，提出一個問題，指定幾卷書，要我們從那幾卷書中找材料，去解決那個問題。以后，問題越來越難，指定的書越來越多；最后，他不再指定，要學生自己提出問題，自己找書看。他用這樣的方法，訓練我們一步步地學會獨立做研究工作。

在眾多學生中，張氏特別識拔云南本地學生李埏。李氏出身于云南路南的傳統書香家庭。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平師范大學，抗戰軍興后歸里，1938年8月轉學聯大歷史系，跟從蔭麟研究宋史。李埏在半個世紀后尚記得當時指導之情形：

在西南聯大，我從他學宋史，常送習作請他指教。每次他都是立即當面批改，邊改邊講，不僅改內容，而且改文字，教我怎樣做文章。有時候改至深夜，一再請他休息他也不肯。

另有學生丁則良，1933年入讀清華歷史系，1938年畢業于聯大歷史系，并留校任教，亦跟從張蔭麟研習宋史。盡管西南聯大常委會在1940年6月底做出決議，聘請張蔭麟為歷史學系及師院史地系教授，月薪380元，但此待遇并不令其感覺滿意。

《張蔭麟傳》

作者：李欣榮 曹家齊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6

因為抗戰前他請假專修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銷假歸來，月薪僅支取請假前的月薪三百元（清華教授的最低月薪）。而許多與他同資歷，甚至稍晚入校的教授待遇，已經較他為高。按照校章，“每服務滿二年（休假之年除外）者，加月薪二十元；其于所任學科有特殊學術成績者，加月薪四十元”。張氏從1935年秋季以專任講師（位同副教授）請假一年，1936年秋季升任教授，仍舊請假一年，直到抗戰爆發。張氏仍向清華當局提出，希望待遇至少能與同資歷的人相同。問題在于“請假”與“休假”是否相同，以及如何認定“有特殊學術成績”。此舉亦引來許多同事譏笑他爭薪水，輿論上頗為被動。

不過，真正導致張蔭麟出走的，卻是1939年7月回昆明以后，發生在其身上的感情風波。此事涉及傳主之真性情和以后事業的走向，出走之后僅兩年，便歿于山城遵義，哲人枯萎，起因正在于此，故不能以敏感私事省略之。事實上，學人亦有七情六欲，表現其感情之羈絆與躑躅，不過還原本相而已。

據賀麟憶述，蔭麟回昆明后，住在歐美同學會，地址偏僻，少與同事往來，“使得他與Y小姐十年多潛伏著的愛苗，因而長成”。“這位小姐十年來不斷地與他有通信及見面的機會，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忠誠欽仰者。她的文章和譯品常經過蔭麟精心校改。蔭麟歷年來所給她的片紙只字，她都當如至寶般珍藏著，但直至這時他們才明白互吐傾愛之意。”

賀麟沒有透露Y小姐的姓名，然可從吳宓的日記中得到印證：“至1940因愛容琬而與妻倫慧珠離婚，終則琬乃回北平嫁一協和醫士。蔭麟于是抑郁煩燥，有以促其天才。”容琬（1916-1993）乃蔭麟好友容庚之長女，1939年畢業于西南聯大外國語言文學系。容氏是當時西南聯大的著名才女。張、容兩人曾合譯并發表了婁德（J.A.Froude）的《歷史科學》，以及R.H.Cretton的《近代西洋史學的趨勢》兩文。兩人還在中日戰事史料征輯會共事，張氏為英文編輯，容氏為西文組干事，負責西文索引。

張蔭麟與容庚有同鄉之誼，在學術上互相啟發，感情至厚，因此兩家交往密切。張氏留學美國之時，還不忘提醒容庚，購一冊沈德鴻的《中國寓言初編》予“阿琬等”看之。但是張氏與容琬有輩分之別，且有婚姻道德之約束，唯有用理智止住了這段感情：“她早已訂婚了，她的未婚夫在北平。我勸她回北平與他結婚。”

同時，張氏又將家眷接到昆明，以斷情思。但是夫人倫慧珠所帶來的是龐大的家庭（除子女外，還有倫母和姨侄女），以及持續不斷的激烈吵鬧，有時還要住在樓上的馮友蘭太太出來調解。錢穆晚年還記得張氏家庭不睦之狀：

嗣在昆明，蔭麟屢責其妻治膳食不佳。其妻謂，君所交膳食費請各分一半，各自治膳。蔭麟無以答，勉允之。夫妻對食，蔭麟膳食乃大不如其妻之佳。其妻曰，果何如。蔭麟遂憤欲離婚，經友人勸，先分居，蔭麟乃一人去遵義。

對于蔭麟夫妻不睦，好友賀麟知悉內情：“他們的吵鬧也并不始于在昆明時期，實在是為性格所決定，出于不得已，他們自己也無法克制，別人也無法勸解。”

張、倫兩人的感情經歷，其實頗為曲折，結婚前便有多次反復。張蔭麟任倫氏家庭教師時，便以“誠摯純潔的愛慕”，“死心塌地”地去追求倫氏，卻不被接受。幸得容庚勸慰，方釋心中傷痕。在留學美國時，蔭麟反省這段情思，意識到倫氏并不屬于其心目中的理想配偶：

愛情有兩種方式，皆可得美滿結果。其一彼此事業志趣略同，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此上式也。次則女子絕無遠大志尚，然對男子敬服感激，一心維護，百般依從（或反之），則亦可稱佳耦〔偶〕。珠之于予二者無一可能，若因循敷衍下去，如何能得好結果？

然而兩人通過無數次跨越大洋的通信，到底還是確立了戀愛關系，并于1935年4月結婚。此次經歷抗戰亂離之境，生活之動蕩，感情之波瀾，兩人的婚姻關系終于破裂，以離婚收場。容琬亦與之斷絕來往，至北平任武貞女中教師，在1942年7月24日與表兄徐慶豐結婚，1949年后隨夫定居美國。

經此一役，蔭麟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損失，多年積蓄耗盡，在輿論上也陷于受指責的地位。

對于張蔭麟因待遇要求和家庭波折而出走浙大，極為欣賞蔭麟的陳寅恪似乎也不表同情。其悼張氏之詩云“世變早知原爾爾，國危安用較區區”，即指要求加薪之事，不必太過較真。另一句“自序汪中疑太激”，則是暗諷蔭麟夫妻失和。徐規解釋，汪中著有《述學》一書，其中《自序》有言“孝標悍妻在室，家道坎坷。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乃記述劉孝標和自己的夫婦不合。陳氏借此典故，“惋惜張先生與夫人倫女士的乖離事”。

陳寅恪一向主張：“力主屏絕雜務，專心讀書著作，生活種種，均不足計也。”抗戰時期圖籍頗為難得，而北大可借用史語所（遷李莊以前）的藏書，昆明又聚集后方最多的學者，正是做學問的合適之地。生活、醫藥方面，似乎也較有保障。兩年后張氏在遵義因病去世，昆明學界即有輿論稱，“張蔭麟茍不赴浙大而留聯大，當不至死”。不過此語太無情義，亦有推卸校方責任之嫌，難怪吳宓聽后不由得憤憤不平。

更有人對于蔭麟的多情遭遇表示理解。孫次舟講到：“更加突然而來，若汪中《自述》所說的‘勃溪累歲’，這將如何使一個天才文人生活下去？”謝幼偉也認為，蔭麟既為天才，自由理智發達，必會不滿足于“女人的常態”，容易從戀愛時“極度的愛”變而為結婚后“極度的憎”。

的確，張氏對感情生活極端重視，更甚于形式上的婚姻結合。早在1929年，吳宓準備與陳心一離婚時，諸友皆反對，獨其贊成，“謂人言不足恤”。賀麟則注意到：“他在理論上素來是反對家庭制度的，所以他平日絕口不談家庭事。”可見其對于家庭現實和婚姻制度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