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4日,小馬科斯這次把話說得相對“柔和”:表示想把南海油氣聯合開發談判重新拉起來,并且還把中東戰事形容成“促成協議的契機”。
表面上看像在回到務實路線,但更貼近現實的解讀是國內能源壓力正在上升,需要先把可用的合作選項重新擺上桌面。
2022年他上臺后,菲律賓的對外路線出現了明顯偏轉。杜特爾特時期那種“能談就談、能做生意就做生意”的做法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用力地把對美關系當作支點。
開放更多基地、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開展更多軍演,并且在海上摩擦上不斷加碼,南海局勢被推得更緊張。
在這種氛圍下,油氣合作并不是沒有討論空間,而是談判會被政治對立和互信不足反復拖住。一邊說要合作,一邊在海上對抗,談判桌自然很難穩定推進。
他一方面表示愿意把所謂“領土爭端”和貿易安排分開來處理,并且還特別提到中國在化肥問題上對菲律賓有幫助,暗示對方“沒有借機抬價牟利”。
另一方面又簽署行政令,宣布國家進入能源緊急狀態。兩件事疊在一起,基本等于公開釋放信號:這次態度轉變并不主要來自理念調整,而是現實壓力把政策推到了必須轉彎的位置。
壓力的核心在能源,菲律賓幾乎可以視為高度依賴進口石油的國家,更關鍵的是其原油來源對中東依賴度偏高,相當于把國內能源供給同霍爾木茲海峽這樣的關鍵通道綁定在一起。
美以伊沖突升級會帶來航道安全不確定、保費與運費上升、油價波動加劇,菲律賓就會同步承受成本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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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一漲,運輸行業成本會被快速抬高,公共交通司機收入被擠壓,抗議與社會情緒就容易出現;普通家庭面對的則是通勤、物流、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整體上行。
航空燃油如果偏緊或價格高企,航司就得被迫削減航班甚至停飛,旅游、商務出行、貨運鏈條都會受到連鎖影響,擴散速度往往比想象更快。
所以他公開提出“重啟談判”,更像是在能源壓力上升時,把合作當作一個可操作的緩沖工具,而“能源緊急狀態”的表述也意味著問題已經從“預防性應對”進入“迫近性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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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意提到化肥,也并非簡單客套。化肥影響糧食產量與成本,糧食成本會影響物價,而物價會直接影響民意與選票。
政治人物把化肥單獨拎出來強調,通常說明國內壓力已經傳導到餐桌和市場端,政府需要展示“正在解決問題”的動作與路徑。
更深一層的現實在于菲律賓很難繞開中國市場,中菲關系轉冷后,中國對菲律賓投資減少,這是可見的變化。
但同時也存在另一面,菲律賓在吸引外資方面仍有短板,包括產業鏈配套、基礎設施、營商環境的確定性等,這使得它很難在短時間內把外貿與供應鏈依賴完全轉移出去。
結果就是,即便關系緊張,中國仍是菲律賓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進出口依賴度擺在那里,不會因為口號或情緒就自動消失。
菲律賓過去兩年對美國投入籌碼,基地開放、聯合巡航、軍演加碼,期待換來“安全承諾、經濟回報”的雙重收益。
但美國對盟友的運作邏輯越來越清晰,在軍事層面,更像是借菲律賓地理位置去開展部署與布局;真要為菲律賓承擔高成本的安全兜底,美國會先計算風險與代價。
經濟層面同樣偏“交易優先”,關稅、產業政策與市場準入常被當作談判籌碼,一旦口徑變化,企業訂單、匯率與就業預期就會跟著波動。
菲律賓自然會感到不踏實,關系是靠近了,但不等于一定能得到穩定可預期的回報,還可能被當作地緣博弈中的工具位。
在這種背景下,小馬科斯釋放“降溫”信號,更像是臨時調整政策組合。原先主推對抗與站隊,但國內能源與物價壓力上升、外部回報不確定性增加,就需要把“合作選項”重新加入菜單。
從2026年2月菲駐美大使放風要同中國“降溫”、探索經濟合作,到3月總統直接表態,節奏更像是在開展危機溝通,也是在向國內說明“政府在尋找出口”。
菲律賓過去并非沒有“雙線操作”,口頭談合作、行動上制造摩擦;前腳說緩和、后腳又出現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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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而言,回應善意并不困難,難點在于把規則、邊界、執行條件以及可驗證的約束講清楚,避免談判淪為“臨時借力”。
真正能讓國家不被一條海峽、一張關稅表牽著走的,是更穩定的政策取向、更可預期的周邊關系,以及不把關鍵利益完全寄托在外部承諾上的戰略清醒。
南海不缺風浪,缺的是把方向盤握穩的耐心和誠意;這次轉向如果能落實為一連串可驗證的行動,才更接近“務實”應有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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