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老了，誰來為我選擇養老院？丨專訪老年病學家露西·波洛克

老去，是人生的另一半。

如果給老去的自己一個建議，你會寫下什么？

伴隨著醫學進步的推動，人們的預期生命已大幅提升，我們擁有了遠超祖輩的壽命，而這也意味著我們擁有了更為漫長的老年生活。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實是，老齡化已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時代命題，老年醫學也不再只是一門應對衰老與疾病的學科，更是關乎生命尊嚴、人際聯結與社會良知的深刻議題。

在技術飛速迭代、醫療手段日益精進的當下，人們卻也不得不面臨年齡偏見、社會孤獨、過度治療、臨終關懷等一系列現實困境。如何在生命長度與生活質量之間找到平衡？如何面對老年這一人生必經之路？如何面對衰老中的失能、記憶喪失與孤獨？當醫生建議“不再積極治療”時，我們又該如何選擇？

衰老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都是正在變老的人。作為一名英國老年病醫生，有著三十多年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的臨床與科研經驗的露西·波洛克意識到，我們對待衰老的態度，會影響我們未來能否活得更健康、更長久。與此同時，也影響著老年人當下的生活質量。當我們正在以擔憂、焦慮甚至恐慌的心情看待整個老齡群體時，我們應該明白：這是不對的。因為這樣做既不公平，對他們也沒有好處。

在母親去世以后，露西·波洛克保留了一張媽媽寫下的紙條，那是來自維多利亞時期童話《水孩子》中的一句話，也是露西·波洛克一直以來奉行的“黃金準則”：你希望別人怎么對你，你就怎么對別人。正如露西·波洛克所言，每個人都會變老，我們都是“預備老人”，在生命的任何階段，對未來的自己抱有偏見，都是不明智的——我們現在圍繞老年人做出的決定，將塑造我們自己的未來。

也正因為此，在完成《變老之前要知道》之后，露西·波洛克又寫下了《照亮黃昏：一名老年病醫生的建議》，探討了老年醫療、臨終關懷、癡呆照護、醫患關系、預立醫療決策、多重用藥，以及社會孤獨等一系列與老年息息相關的關鍵議題。在書評君的訪談中，露西·波洛克結合當下，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解析。

露西·波洛克（Lucy Pollock），英國老年病醫生，老年社會活動家，就讀于劍橋大學和圣巴塞洛繆醫院，并在倫敦接受內科學和老年病學培訓。她作為高血壓專家小組成員，參與2017年英國國家衛生與服務優化研究院（NICE）指南的制定，后于2019年參與布里斯托大學老年醫學課程新大綱的制定。自1990年取得行醫資格起，她服務老年患者長達30余年，目前供職于英國薩默塞特NHS基金會信托。

“老年”不需要被定義

新京報：是什么促使你創作了《照亮黃昏：一名老年病醫生的建議》？你在書中提出“老去是人生的另一半”，在當下社會普遍追求“年輕化”的背景下，我們應該如何重新定義“老年”？

露西·波洛克：當我二十多歲還是一名年輕醫生的時候，我就發現，患者和家屬之所以會陷入焦慮、痛苦之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所掌握的信息太少，而且也不知道該問些什么。

記得有一天傍晚，我站在醫院外，下定決心要寫一本書——讓患者可以更加清楚自己的病情，有哪些可選擇的方案，以及那些我們所有人都需要面對的重大決定。但那時的我還無法動筆——得先積累幾十年經驗。

我不認為“老年”需要被重新定義——“老年”需要被接納。它就像童年一樣，是自然且富有價值的人生階段。但我們也確實需要轉變一些觀念——最重要的是，要把老年人當作普通人來看待。我們必須明白，“老年”是一個成長與反思的人生階段，雖然伴隨著某些身體機能不可避免的衰退。我們要知道，那些看似不完美的人生，也一樣有其價值。

在醫院里，有一件事特別管用：就是放一張老人在日常生活情景下的照片，比如和自己的貓或拖拉機在一起，在度假或婚禮中舉起酒杯時的樣子，等等。這樣一張照片會改變醫護人員對患者的看法，引發對話，讓照護變得富有人情味。

《照亮黃昏：一名老年病醫生的建議》

作者：[英]露西·波洛克

譯者：彭小華 夏燕飛

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年12月

新京報：在社會普遍焦慮“老去”的當下，你認為最需要被重新定義的“老年價值”是什么？什么樣的生活才算得上是“高質量的老年生活”？

露西·波洛克：我認為，眼界與閱歷是老年人最為寶貴的人生財富——往往是歷經艱辛才獲得的。他們深知人生并不完美，卻依然珍貴且富有意義。他們也知道，壞日子總會過去，好日子總會到來。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哲理，需要代代相傳。

每個人對高質量生活的定義都不一樣。能讓一個人開心的事——比如集體健身課程或民間音樂——對另一個喜歡拼圖和安靜的人來說，可能就完全接受不了。但總有一些共同之處：大多數患者都很看重與家人、朋友相伴的時光，也希望能保持獨立，尤其是能夠照料自己。我們都知道，擁有生活的目標感至關重要。很多老年人會投身于一些宏大的事業施展自己的抱負，但小事同樣重要。對于那些身體虛弱的人來說，哪怕只是照料一盆小小的植物，也能讓他們感覺到自己的人生依然有價值。

新京報：在英國乃至更多國家的醫療體系中，老年病醫生可能常常被視作“二線角色”。這種情況目前有沒有發生一些積極的變化？

露西·波洛克：好消息是，老年醫學正日益成為一個備受尊崇的專業領域。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支撐我們工作的科學基礎十分扎實。當然，我們仍需要開展更多納入極度衰弱患者的治療臨床試驗。同時，我們已有充分證據表明，許多干預手段既能提升照護質量，又能節約醫療成本，比如停用那些無效甚至有害的藥物。

如今，不少最優秀的年輕醫生都立志成為老年病科醫師，相關的培訓項目名額競爭十分激烈。對于那些真正把患者當作完整的個體去關懷，又足夠聰慧，能夠理解復雜臨床問題與倫理難題的年輕醫師而言，老年醫學這一專業再合適不過。

幸運的是，我目前參與的項目正是我認為對未來發展最為關鍵的領域。我們正積極開展多項工作以幫助老年人減少住院需求，例如提供“居家醫療”服務，并鼓勵就“何為最需關注事項”展開現實性討論。

我參與了多個大型項目，旨在解決藥物過量問題及減少醫療資源浪費（此類浪費常伴隨不良后果）。我們需要對每項檢測或治療方案進行深入考量：本次掃描檢查能否產生臨床價值？這些血液檢測是否能改善患者預后？若無顯著效果，為何仍需實施？若僅為滿足醫生決策需求或算法流程框選要求，就必須重新評估其臨床價值。

電影《飛越老人院》劇照。

每個人都會變老，其實我們都是“預備老人”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態度對衰老的影響”：研究表明積極態度可以延緩身體和認知衰退。是否可以分享一些培養積極老齡化態度的方法？社會又應該對此提供哪些支持呢？

露西·波洛克：是的，正如我們所知，那些相信“年紀越大，智慧越深”的人，往往能更從容、成功地面對衰老。問題在于，我們是否能夠、又該如何強迫自己保持積極。此外，積極心態帶來的益處，是不是只體現在天生樂觀的人身上？刻意培養出來的積極心態，是否同樣有用？

美國貝卡·萊維教授的一項重要研究表明，如果我們能引導人們對衰老產生積極想法——哪怕是通過潛意識、隱性暗示的方式——認知功能也會得到改善。我們可以從覺察自身和社會中存在的消極觀念開始，來幫助自己。

舉個例子，為什么一位老人出了車禍后，醫生會勸說他不要再騎自行車了？但醫生絕不會對一個八歲的孩子這樣說！明明是路面坑洼導致的意外——這位老人當然可以重新騎上自行車。一旦我們發現了這種偏見，就應該去質疑、去反駁。

我們也可以推崇那些優秀的榜樣——比如我們敬佩的父母或祖輩。我們不應把老年人籠統歸為一類，把他們看作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特殊群體。只要足夠幸運，我們每個人都會變老，所以其實我們都是“預備老人”。

從社會層面來說，我們應當認識到，老年人往往能有所貢獻——他們有時間、有閱歷，也愿意伸出援手。我們可以做出相應調整，讓他們無論是在職場中，還是退休之后，都能繼續發揮價值。中國向來以善于創新、善于尋找解決方案著稱，比如在可持續能源等領域的舉措，這一智慧同樣可以用于創新發掘老年人的潛力。

同時，我們對待老年人的方式必須公平。有人會擔心，老年人占用了本該屬于年輕人的資源，但事實上，所有對老年人有益的事物——如圖書館、可靠的公共交通、健康的飲食保障、完善的醫療體系——對年輕人同樣有益。

當然，我們也必須正視衰老的現實。并非所有人晚年都健康忙碌，有些人的晚年生活十分艱難，這也會給他們的家庭帶來影響。保持現實態度，承認現代醫療的局限性，這一點同樣重要。

電影《飛越老人院》劇照。

作為一個社會群體，我們應認識到老年人往往有所貢獻——他們擁有時間和經驗，也樂于助人。我們可以做出改變，讓他們無論是在職場還是退休后都能發揮作用。中國素以善于創新、尋找解決方案（例如可持續能源倡議）而聞名。這種創新能力也可以用于釋放老年人的潛力。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誠實地面對衰老。并非每個人在晚年都健康忙碌，有些人正經歷著極其艱難的時刻，這也給他們的家庭帶來了連鎖反應。保持現實并認識到現代醫療體系的局限性，這一點至關重要。

新京報：你曾在國際老年醫學協會的一次演講中表示，“我們不是在治療疾病，而是在守護生命敘事”，這兩種不同的表達，在你看來意味著哪些不同？

露西·波洛克：一百五十多年前，加拿大醫師威廉·奧斯勒曾說過：“普通醫生醫治疾病，偉大醫生醫治患病的人。”他說得一點沒錯。

我可能會接診一位老年女士，她一直在服用阿米替林（一種抗焦慮藥片）。這種藥的副作用令人擔憂，我本可以直接說：“布朗夫人，我建議您停用這個藥?！钡@么做根本行不通，因為她心理上依賴這顆藥。

可如果我溫和地詢問她：“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服藥的？”往往就能了解到，這是多年前的事了，起因是她的丈夫曾有暴力行為。我們會一起聊聊那段可怕的時光。隨后，我們可以達成共識：也許如今她已經不再需要阿米替林了。我會跟她解釋我的擔憂：這種藥會讓她的思維變得遲鈍（它與癡呆癥存在關聯）；而且它還會造成藥物依賴，如果突然停藥，她會感覺非常難受。

于是，我和布朗夫人商量好，先把藥量稍稍減一點，慢慢地，她就能徹底停藥了。面對每一位患者，我都必須先弄明白——“迄今為止的故事”。

電影《飛越老人院》劇照。

社會處方的出現，是一個令人欣慰的進步

新京報：你強調“用你希望被對待的方式，去對待年長的父母、親人，也包括未來的自己”，這條黃金法則在實際醫療場景中是如何操作的？當醫生與患者對“希望被對待的方式”有不同理解時，如何解決這種沖突？

露西·波洛克：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未免過于簡單化了——我的許多患者對于治療所做的決定，與我為自己做的決定截然不同。

比方說，我本人簽署了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預先醫療拒絕治療聲明。文件寫明：如果我陷入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態，我不希望依靠呼吸機或管飼來維持生命。但另一些人可能會說：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并更傾向于讓醫生盡一切可能延長他們的生命。

我所說的“黃金法則”指的是：每個人都應受到有尊嚴的對待；我們應當探詢每個人的意愿，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予以尊重和遵從。

了解某人的意愿——尤其是當他們病重到無法為自己發聲時——可能充滿挑戰。年輕醫生需要足夠的時間和專業的培訓，才能學會如何進行這類艱難而重要對話。

新京報：“無子女老年人”是你書中討論的重要議題。你曾在《泰晤士報》專欄中指出“英國30%的65歲以上老人無子女”，隨著社會結構變化，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沒有子女。在你看來，“沒有子女的老年人”可能會面臨哪些困境？

露西·波洛克：從歷史上看，家庭在照護老人方面一直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如今，多代同堂的家庭模式正在減少，但在英國，老年人與子女之間的關系依然十分緊密，家人依舊會為年長的親人做很多事：從偶爾幫忙購物、陪同就醫，到協助繳納賬單、打理家務，再到每天多次上門提供貼身照料，情況各不相同。

在我們很多醫療和社會照護體系里，其實都“內置”了一個前提——家庭支持會始終存在。有些沒有子女的老人很享受這種無牽無掛的自由，但另一些人則對未來深感憂慮，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就像我的一位病人所說：“誰來為我選擇養老院呢？”除了在生活上搭把手，家屬往往還能為老人爭取更好的照護待遇。

因此，我們的社會需要建立起相應的保障機制，確保老年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照料——無論他們是否有子女在身邊為其奔走維權。

電影《飛越老人院》劇照。

新京報：對此，英國社會是如何構建替代性支持網絡的？我注意到你提出了“社會處方”的概念，即通過社會支持來改善老年人健康。

露西·波洛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事實上，我認為我們正在見證老年人自己主導局面的轉變。在世界各地，民間自發組織，以及像英國代際融合協會、美好老齡化中心這樣的慈善機構，還有各類非政府組織，都在積極探索多樣化的養老居住模式，反對年齡歧視，并努力為老年人創造繼續貢獻社會的途徑。

此外，“金錢具有話語權”——老年人是一個擁有可觀消費能力的群體，建筑商和房地產開發商對這個新興市場頗感興趣。并不是每個人都想搬進與其他老年人同住的退休社區，“代際公寓”項目提供了另一種選擇。這類項目的形式多種多樣，既可以是簡單的配對計劃，讓擁有空余房間的老年人與愿意做些零活并提供陪伴的學生結對；也可以是專門建造的綜合性社區。我非常認同這種方向！

社會處方的出現，是一個令人欣慰的進步。它回應了一個越來越被認可的事實：許多所謂的“健康問題”，根源其實在于生活方式、行為習慣與人際關系——這一點中國人早已深諳其道。我們知道，對于焦慮、肥胖和抑郁等許多問題而言，陪伴、有意義的活動或運動，往往比藥物更有效。這對老年人和年輕人同樣適用。

在這個日益忙碌，人際愈發疏離的社會中，我們很容易忘記美好生活的最基本要素，比如與他人一起享用美味健康的食物。我很高興看到社會處方項目的蓬勃發展——每當看到人們在游泳池邊開懷大笑，或在社區合唱團中放聲高歌時，我都會會心一笑。

“我愛我的貓，愛我的護工”

新京報：你在書中開篇就拋出了“生命的延長與生命的質量，哪個更重要”這一核心命題，當下很多家庭在老人面臨重癥時，常陷入“是否進ICU”“是否繼續激進治療”的兩難——一邊是醫療技術能爭取的“時間”，一邊是老人可能承受的痛苦與尊嚴喪失。到底什么樣的選擇，才是“正確”的選擇？

露西·波洛克：你的問題，精準道出了我們老年醫學領域常常面臨的兩難困境。我們經常討論生活質量與生命長度的權衡。以我的經驗來看，大多數老年人——盡管不是全部——更在意自己的生活質量。

但有一點非常重要：我們發現，年輕人常常會錯誤判斷老年人眼中的生活質量。當我們二十多歲時會覺得：“我才不想住在一居室公寓里，養只貓，整天看電視，等著護工來幫我洗漱、喂飯、換衣服?！笨梢晃?7歲的老人埃爾西可能會說：“我愛我的貓，愛我的護工，我很喜歡現在的生活?！?/p>

所以，當患者因為重病或癡呆無法自己表達意愿時，我和家屬溝通時，并不是讓他們替病人做決定。我不會問“你想為你父親做什么選擇”，而是問：“如果你父親現在健健康康站在我們身邊，看著病床上的自己，你覺得他會怎么說？”

即便他們從未正式聊過這個話題，家屬往往也能說出父母真實的想法。

我很少遇到患者或家屬抵觸這種方式，相反，他們通常都很慶幸能夠開誠布公地交談。他們很看重對病情的如實評估。我從不輕易許下虛假的承諾。很多人會選擇負擔更輕的治療，尤其是在我們如實告知可能的預后之后——比如，對患有多種基礎疾病的老年人來說，心肺復蘇幾乎不可能成功，即便勉強救回來，生活質量也會大幅下降。

偶爾我也會遇到一些想法極不切實際的親屬，向我的團隊施壓，要求為生命已走到盡頭的患者采取越來越繁重、令人痛苦的治療。這對所有人來說都很艱難，但我始終堅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有些時候我必須介入，并且態度堅定：如果治療已經毫無意義，我不會再增加患者的痛苦。我會耐心向家屬解釋，讓他們理解停止治療的醫學原因。這并不是我認為這位老人的生命沒有價值，而是我們的治療，已經不再有價值了。

電影《破·地獄》劇照。

新京報：你提到“醫患共同決策”，但在通常情況下，比如中國，老年人往往習慣于“聽醫生的”，而非參與決策。如何才能讓老年人在醫療決策中有更多發言權？

露西·波洛克：你說得沒錯。在我從醫的這些年里，英國的醫療觀念確實發生了轉變。從過去那種“醫生說了算”的傳統模式，逐漸轉向醫患之間平等協作的伙伴關系。我猜想，類似的轉變或許也正在中國發生。

技術的發展讓患者能夠獲取更全面的醫學信息，同時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現代醫學并非萬能，無法解答所有問題。不少老年人親眼見過自己的父母或朋友接受了大量繁復卻收效甚微的治療，身心俱疲，于是他們會想：“我可不想那樣。”

如今，我們會系統地培訓醫學生，讓他們主動探詢患者的意愿與期望。這一點對于患有多種基礎疾病的老年人尤為重要，因為他們很容易陷入服用大量不同藥物、接受無盡檢查與治療的困境，而這些往往無益甚至有害。

如果我們愿意花時間，鼓勵患者說出對自己最重要的東西，就能為他們量身定制更合適的治療方案。我們可以共同決定，哪些治療能真正帶來價值，哪些則應當舍棄。很多時候，少即是多。

新京報：預立醫療決策是你反復倡導的理念，包括你在剛才的對話中也提到，自己已經簽署了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預先醫療拒絕治療聲明。但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有“談死忌諱”，很多家庭甚至回避與老人討論“安寧療護”。在你看來，如何在尊重文化傳統的前提下，推動“生前預囑”的普及？

露西·波洛克：談論死亡和臨終在許多文化中仍是一個禁忌，在英國也是如此，這帶來了諸多困難。然而，就在一海之隔的愛爾蘭，死亡向來是生活的一部分：更多人在家中離世；在下葬之前，會舉行一種名為“守靈”的儀式——逝者的遺體被安放在其生前家中，供親友鄰里前來吊唁、道別。這類場合通常少不了酒水，當地有句俗語說：“守靈與派對的唯一區別，就是守靈時少了一個人?！?/p>

但在某些文化中，這種禁忌格外強烈，以至于患者在面對危及生命的疾病時，甚至得不到任何解釋。我有一位朋友，她在土耳其的年邁母親接受了好幾輪化療，卻從未有人向她提及“癌癥”這個詞。我尊重文化差異，但同樣認為，讓一個人在毫無機會表達希望與恐懼的情況下承受痛苦的治療，這并不公平。身處這種境地的患者往往能猜到自己病情嚴重——那種恐懼與孤獨，可想而知。

根據我在英國的經驗，老年人幾乎都希望聽到溫和而清晰的病情說明，并愿意了解各種可選方案，以便知道自己有哪些選擇。醫學與其說是一門科學，不如說更是一門藝術；隨著年齡增長，我愈發意識到，臨床決策遠不像公式算法那樣非黑即白。

再次強調，我認為不僅醫生，我們許多人都逐漸認識到：強加給老年人的一些治療實際上并無助益，反而可能在收效甚微的情況下加劇他們的痛苦。對此，我們必須坦誠面對。

電影《破·地獄》劇照。

在生命即將終結之前，我渴望做些什么？

新京報：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老年人的社交方式發生了哪些變化？你曾警告“AI可能讓老年醫療更高效卻更冷漠”，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擔憂？

露西·波洛克：很多老年人非常積極地擁抱互聯網，而且用得非常好——他們查閱地方歷史、梳理家譜、尋找菜譜，加入各種俱樂部和社團。這確實是一大益處。在很多情況下，它讓人們彼此聯結。我的許多老年患者會通過WhatsApp和孫輩聊天，分享TikTok視頻，在電子設備上讀書。當科技能夠促進和深化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時，它是非常棒的。

然而，我極度擔憂人工智能（AI）會取代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接。AI會對我們撒謊。比如，一個人工智能毛絨玩具會對孩子說：“我愛你，我是你最好的朋友。”——這根本不是真的。它不是那個孩子的朋友，也不會真正愛他們。人工智能或許能給孤獨的老人提供陪伴式的對話，但我擔心的是人與人之間真實聯結的喪失。這就像塑料花：它們可能看起來很漂亮，但沒有香氣，不會呼吸，不會從花蕾綻放為花朵，也不會凋謝。它腳下的塑料土壤，更無法孕育微觀世界的生命。

此外，與真正的朋友不同，AI不會挑戰我們。它往往只說我們想聽的話。有研究顯示，用于心理咨詢的人工智能并不能幫助人們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它更傾向于回應和認同情緒，卻不鼓勵人們糾正有害的行為模式。在某些案例中，聊天機器人甚至慫恿有自殺傾向的人結束生命。作為一名老年病科醫生，這令我十分擔憂。抑郁癥在老年人群中非常普遍，再加上害怕成為家人負擔的心理，草率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很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后果。

但新技術依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機器人手術能讓外科醫生實施更精準的操作，讓腫瘤切除更徹底，并發癥發生率更低。我們已經見證過新藥大幅提升癌癥生存率，而人工智能將進一步加速新療法的研發。這令人振奮，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其中的風險。

新京報：你曾經提到疫情暴露了英國老年照護脆弱性，指出疫情是“老年照護系統的測試版”，問題目前得到了改善嗎？我們該如何構建更具韌性的老年照護系統，避免老年人陷入“被拋棄”的心理困境？

露西·波洛克：疫情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深刻地揭示了人際聯結的重要性。我們要知道，社會聯系具有療愈和保護的力量。讓我們共同建設社區，保護人們免遭被遺棄的感覺（我的丈夫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和咨詢師，他看到許多人因生活中的艱難變故而在中年時期出現了“心理脆弱”；他認為，如果我們都接受一些“社交輔導”，幫助重建與家人、朋友和鄰里的聯系，將會受益匪淺）。

讓我們就務實的醫療展開誠實的對話。讓我們去詢問老年人他們想要什么樣的生活，并將我們的醫療資源聚焦于此。

疫情也暴露了社會照護領域的巨大缺陷，盡管如此，英國至今仍未果斷解決社會照護的資金問題。同時，疫情也彰顯了那些從事低薪工作、為老年人提供照護、陪伴和關愛的人們的巨大價值——他們理應得到認可與頌揚。

新京報：作為年輕人，我們應該做好哪些準備才能更好地為自己的老年生活鋪路？

露西·波洛克：啊，簡單的答案就是“五大要素”：戒煙、限制飲酒、健康飲食（別吃太多，以蔬果為主）、堅持運動，還要維系好社交關系。這些是預防癡呆癥最主要，也是我們能夠主動改變的因素。

我還想說，好好享受年輕的時光！別為小事糾結，也別為那些你無力改變的事情憂心。

我非常喜歡作家約翰·厄普代克對莎士比亞筆下人物普洛斯彼羅說過的一段話。普洛斯彼羅忽然感到年華老去，感慨道：“每三個念頭里，就有一個想到自己的墳墓?！?/p>

厄普代克卻說，那你還剩下兩個念頭可以用來好好活著：彼此相愛，活在當下。

這確實是適用于任何年齡段的良言。

一位德國記者曾問我：“你希望在哪一年離世？”直到現在，我依然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我知道，在生命即將終結之前，我渴望做些什么：

想牽著狗在河畔漫步，看它在前方歡快跳躍； 看鳥兒飛過，捕捉瑞香花的一抹幽香； 聆聽成年孩子們的聲音，抿一口冰鎮的白葡萄酒； 還有，感受臉頰上落下的一記輕吻！

采寫/何安安

編輯/劉亞光

校對/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