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而知新，涼州文人必讀文章：任鴻雋《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

任鴻雋（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湖州，清光緒十二年（1886）12月出生于四川省墊江縣（現屬重慶市轄縣）。為我國著名學者、科學家、教育家和思想家，辛亥革命元老，中國近代科學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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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伴隨著西方新學制的輸入，傳統書院向新式學堂轉型，建設研究型人才的培養機構日益成為學術文教事業發展中的迫切需求。北大國學門首開研究生教育體制探索的先河，后經各界十余年的努力，形成國內統一的研究生培養制度。而隨著國內大學漸次發達，大學內設研究所漸到可能，原先的留學政策已直接有妨于國內大學研究所的發展。1934年底，任鴻雋發表《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一文，探討縮減留學經費，并將節約下來的經費用于設立大學研究所及邀請國外知名學者來華講學，以培養國內研究人才、提高國內大學程度一事的可行性，即所謂“學術獨立，即于各科學術，本國有自己研究之能力”。

研究生之培養，著實關乎我國學脈竇續。任鴻雋關注國內外學界差距，不忍放任人才外流，試圖探索在國內培養同層次人才的道路。盡管距離本文寫作已過去九十年，中國的高等教育也已躋身世界先進水平，但任鴻雋等先輩強烈的教育責任感及憂國之心仍如明燈，指引著今日的教育者繼續前行。

本文原于1934年獨立發表，現選自《任鴻雋談教育》，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

《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

文｜任鴻雋

近兩年來，我們教育當局對于高等教育的設施，有兩個重要方案：一是大學研究所，一是派遣高級學生出洋留學。這兩件事，后者已見實施，前者方在籌備，但它們都不失為近年高等教育的重要計劃。它們實行起來利害關系如何，值得我們討論一下。

本來一個大學，應該是造就人才的完全組織。那便是說，如其一個人的聰明才力和他的物質環境都能允許，他可以在這里養成治學的能力，使他成為一個獨立的學者。這在外國有歷史的大學是顯而易見的。舉一個例來說明。比如一個學生在大學本科畢業之后，他的成績既不算壞，他的志愿復傾向于造就學術一方面，則他必定在大學里繼續他的學生生活。他可以入畢業院做研究生，也可以在某學系某教師手下做助手，但他與他的專門學問便在此開始了相知之路，結下了不解之緣。如此幾年之后，他可以漸漸的有研究結果發表；他的研究結果越來越精，他的地位也就越來越高，久而久之，他便也就成了此道學術中的威權者，而大學造就人才的職責才算于此告畢。所以就大學本身說，除非有畢業院的組織與高深研究的設備，不能算是名副其實。嚴格說來，凡沒有設立畢業院或研究所的都不能稱為大學，這個定義，可以說是豎的定義。它是以程度的高深來定大學的標準的。我們教育部近年規定大學的組織，要有三個以上獨立學院的方才可稱大學，其余凡只有一個獨立學院的都只能稱學院。這是以范圍的廣狹來定大學的標準的。這可以說是橫的定義。橫的定義，雖然可以革除許多組織不完、規模不備的野雞大學，但對于提高大學程度的一層并不發生影響。不特如此，有許多學校，因為要勉強適合教育部的規定而保存一個大學的名稱，于是本是工科學院，而無理的添上些文科理科。結果，大學是成功了，而學科程度則毫不加高，甚且因經費少而設科多的緣故，大學的學科反而比專科的程度低。這不能不說是當時規定學制者千慮中的一失。

從這一點看來，我們教育當局現在積極的提倡大學研究所的設立，不能不說是教育政策的一個轉變與進步，因為我國辦了幾十年的大學，畢業的學生雖然一年比一年的多，但造就的人才卻不能與大學的畢業生作正比例。這豈不能告訴我們從前拿范圍的大小來作大學標準不是一個根本與切實的辦法嗎?

在我們的大學還沒辦到設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學自然是一個不得已的補救方法。因為在這個當兒，凡是不能在國內大學得到的訓練，只好在外國去充補。但這個情形，如長此繼續下去，則國內的大學只能永遠給外國大學做一個預科。而且能出洋留學的人數究竟有限，將來我國各項建設需才甚多，也不能靠外國大學來替我們供給。所以在我們的大學已漸次發達，大學內設研究所已漸到可能的時候，遣派留學與設立研究所便多少含有一種矛盾性，而不容我們不做一個于斯二者何先的選擇。

說到此處，我們以為第一當考慮的是研究生的問題。我們曉得大學研究所的成功，不單是靠有設備與導師，而且還要有研究的學生。在目下留學政策盛行的時候（有中央派遣，各省派遣，及各庚款機關派遣種種的不同），凡在學校成績較優，學問欲較高的畢業生，誰不愿意去應留學試驗，而偏要死心踏地在本國學校中做一點研究工作？這是近兩年來清華北大招收研究生所得到的經驗，也是我們所聽到的國立大學教授們一致的嘆聲。本來我們大學造就的優秀人才實在有限，每年幾十百個留學生的派遣，已有伯樂一過冀之北野而馬群遂空之感。設如放低程度，勉強收幾個研究生來湊成門面，又與設立大學研究所的用意恰恰相反。所以我們以為留學政策，直接的是有妨于大學研究所的發展的。

第二，我們要考慮一下經濟問題。我們記得教育當局有一次在某處發表一個統計，說民國二十二年一年的留學經費約需九百九十萬元，這個數字已足驚人。又據《教育雜志》上王云五先生的計算，民國二十年出洋學生七百二十八人，設定每人留學四年，所需的費用不下八百萬元。又設這樣情形繼續十年，則此項費用為八千萬元。因每年留學生的數日都有增加，前后搭計，每年的留學經費決不在一千萬元以下。這筆經費若拿來辦大學研究所，固可以開辦一二十個而有余，即用它的半數，也有十個八個不愁設備費與經費的無著了。

根據以上兩個考慮，似乎自然的結論便是停派留學生與速辦大學研究所。但是事情沒有那樣簡單。設如國內沒有可以代替外國大學為我們制造專門人才的機關，則停派留學生即等于斷絕了自己上進的道路。我們以為三十年前請外國學者來中國講學的風氣，此刻還有恢復的必要。從前因為國內無人，不能不請外國學者來教我們初步的學問；現在因為國內已有相當的人才，尤其要請外國學者來引導我們做專門的研究。從前的請外國學者，可以說是浪費；現在的請外國學者，可以說是經濟政策。問題是我們所請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學者，能不能做我們的導師罷了。能夠做到這一層，我們的大學當然可以漸漸的提高程度而達到大學的目的，而留學生的派遣也可以減少到必不得已的至少限度。留學的政策是已經試驗過的，借材異國提高大學程度的辦法，是還未曾試驗過的；我們希望負高等教育責任的人注意這一點！

1934年

中國科學社第一屆董事會，攝于民國四年（1915）10月25日，后排左起：秉志、任鴻雋、趙明復，前排左起：趙元任、周仁

（以上圖片源自網絡）

編者｜許揚婷

本文消息來源：中國高等藝術教育研究院

本文原標題：《【溫故】任鴻雋：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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