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司湯達的《紅與黑》：大革命余燼中的專制輪回與個體悲劇

司湯達

司湯達是19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人物，他號稱是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代表作《紅與黑》《阿爾芒斯》《拉辛與莎士比亞》。

《紅與黑》

《紅與黑》發表于1830年，是司湯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成名作，是他對當時那個時代的理解。小說以木匠之子于連的短暫一生為主線，描繪了一個出身卑微的青年如何在專制復辟的社會中奮力攀爬，又如何最終被這個社會吞噬的悲劇。于連的故事，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大革命雖然推翻了舊王朝，卻沒有改變專制統治的本質，更沒有改變民眾被奴役的命運。在這部作品中，司湯達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相：制度的更迭不等于精神的解放，革命的勝利不等于奴役的終結。

于連出身于木匠家庭，是一個長相文弱清秀、酷愛讀書的青年。他不做力氣活，整天抱著書本不放，因此受到父親和哥哥們的排擠。但他憑借過人的學識，將拉丁文《圣經》背得滾瓜爛熟，這件事轟動了全城。于連從小就崇拜拿破侖，渴望通過從軍建立功名，在戰場上實現自己的抱負。然而，他生活的時代并非拿破侖時代，而是波旁王朝復辟時期。在這個時代，平民通過軍功改變命運的道路已被封死，留給他的只有一條路——教會。

為了向上攀爬，于連不得不動用“偽善”這一武器。他掩飾自己對拿破侖的崇拜，明明沒有宗教信仰，卻將《圣經》背得滾瓜爛熟；他穿上黑色的教士服，以宗教為敲門磚，試圖敲開上流社會的大門。這種自我分裂，是于連悲劇的起點——他必須背叛自己的信仰，才能換取生存的機會；他必須偽裝自己，才能在這個社會中立足。

于連的野心，是他悲劇的內因；而時代的專制，是他悲劇的外因。在一個開放的、法治的、機會均等的社會中，于連這樣有才華的青年本可以通過正當途徑實現自己的抱負。然而，在復辟時期的法國，社會階層固化，權力被舊貴族和教會壟斷，平民幾乎沒有上升的空間。于連只能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勾引市長夫人、追求侯爵女兒——來實現自己的野心。他的悲劇在于：他生活在一個不允許他光明正大地追求成功的時代，他只能走歪路，只能依靠別人，只能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權貴女性的身上。

大革命余燼中的專制輪回與個體悲劇

于連的故事，必須放在法國大革命前后的歷史背景下理解。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統治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四是專制君主的典型，他宣稱“朕即國家”，將一切權力收歸自己手中。他廢除了首相制，分權于六位自己選定的大臣，這些大臣不過是“聾子的耳朵”，最終決定權永遠在國王手中。他拒絕召開王國三級會議，鎮壓反叛的外省貴族，向各省派駐“司法、警察和財政監督官”，將全國軍隊的調度權控制在中央。

路易十四的專制統治，雖然將法國國力推向了一個高度，卻也埋下了深重的隱患。他把法律變成自己為所欲為的工具，常簽署“密札”隨意逮捕不滿人士；他在思想上要求全體臣民一律信奉天主教，對異端思想進行殘酷迫害。到他晚年，專制統治的弊端已經暴露無遺——經濟畸形發展，民怨載道，危機四伏。他的繼任者路易十五無力扭轉王朝的沒落，只能寄生于聲色犬馬之中，留下那句著名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路易十六雖有改革的勇氣，但王朝積重難返。在他幾番折騰之下，最終得罪了舊貴族、新富裕資產階級和底層民眾，激發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他自己也被推上了斷頭臺。

然而，大革命之后，專制結束了嗎？答案是否定的。革命在暴力中產生，統治的最終還是暴力。雅各賓黨人的專政，以恐怖手段鎮壓異己；督政府時期，大革命的希望已瀕于破滅；最終拿破侖上臺，雖然帶來了一段輝煌，卻依然是個人獨裁。亂世用重典，在經歷了長久戰亂和紅色恐怖之后，民眾如同久旱盼云霓一樣，盼望著一個鐵腕領袖來整治亂局。拿破侖正是這種時代呼喚的產物。

大革命推翻了一個舊王朝，卻沒有建立起一個法治和自由的新社會。專制換了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民眾換了一個主人繼續被奴役。于連生活的復辟時期，正是這種輪回的產物——波旁王朝回來了，舊貴族回來了，教會回來了，那個于連想要逃離的世界又回來了。

為什么大革命之后，法國依然走不出專制的輪回？司湯達通過《紅與黑》提出了這個沉重的問題，也暗示了問題的答案。任何制度都是由人來設計和執行的，什么樣的國民性就會選擇什么樣的制度，什么樣的制度就會塑造什么樣的國民性。當民眾安于做“臣民”“子民”“順民”時，“公民意識”就難以根植于頭腦之中。當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這些思想沒有在民眾心中扎根時，自由與法治的社會就只能是空中樓閣。

在《紅與黑》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被奴役意識塑造的靈魂。于連的父親和哥哥們，是典型的底層民眾，他們看不起讀書的于連，因為讀書不能帶來直接的利益；他們崇拜權力，對有權勢的人俯首帖耳。市長德·雷納爾是官僚階層的代表，他在平民面前威風凜凜，在上級面前卑躬屈膝。神學院的教士們滿口仁義道德，內心卻充滿了算計與嫉妒。侯爵和他的貴族朋友們享受著特權和財富，卻對平民的疾苦漠不關心。

這些人，無論地位高低，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自由的思想，沒有公民的意識。他們要么是權力的奴仆，要么是權力的工具，要么是權力的附庸。即使是大革命之后，這種奴性意識依然根深蒂固。推翻舊社會、舊制度是容易的，但改變人民的思想是困難的。當原先的一切被摧毀后，人們發現，包括人民、社會風情等在內的一切，依然無法適應這個“新社會”。

于連的悲劇，正是這種國民性悲劇的集中體現。他是一個有才華、有抱負的青年，但他追求成功的方式，不是通過正當競爭，而是通過依附權貴；他渴望自由，卻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他向往平等，卻以不平等的手段追求平等。他想要反抗這個社會，卻最終被這個社會同化；他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卻最終被命運吞噬。

《紅與黑》的書名本身就是一個深刻的象征。“紅”代表著軍裝，象征著拿破侖時代平民通過軍功改變命運的道路；“黑”代表著教士袍，象征著復辟時代平民通過教會向上攀爬的道路。于連的一生，就游走在這兩種顏色之間——他內心向往“紅”，卻不得不披上“黑”；他渴望成為拿破侖式的英雄，卻只能做市長的家庭教師、侯爵的私人秘書。

然而，無論“紅”還是“黑”，都沒有給于連帶來真正的出路。“紅”的道路已經被歷史封死，拿破侖的時代已經過去；“黑”的道路則充滿了虛偽與欺騙，于連不得不以偽善為武器，以宗教為敲門磚，最終被教會所出賣。兩條道路，兩種顏色，最終都歸于幻滅。

這種幻滅，不僅僅屬于于連一個人，更屬于整個時代。大革命的理想——自由、平等、博愛——在復辟時期已成泡影。民眾期待的改變沒有發生，他們依然生活在專制統治之下，依然是被奴役的對象。于連的悲劇，正是這個時代的悲劇——一個有才華、有抱負的青年，在一個不允許他施展才華、實現抱負的社會中，只能走向毀滅。

司湯達通過于連的故事告訴我們：制度的更迭不等于精神的解放，革命的勝利不等于奴役的終結。一個國家要想真正走出專制的陰影，不僅需要制度的變革，更需要思想的變革；不僅需要推翻舊政權，更需要培養新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