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輝：乾隆一個人寫的詩，比全唐詩所有詩人幾百年寫的還多

當唐代近 3700 位詩人用三百年光陰，為后世留下五萬五千余首唐詩瑰寶時，這位清朝帝王僅憑一己之力，以四萬一千八百首御制詩的總量，險些追平整個唐詩的現存規模。

更令人咋舌的是，這還只是他在位六十年的創作，皇子時期的《樂善堂全集》與太上皇階段的《御制詩余集》尚未計入。

乾隆的一生，堪稱與詩歌綁定的一生。他曾直言 “平生結習最于詩”“笑予結習未忘詩”，無論是在大內理政、御園休憩，還是南巡江南、塞北圍獵，哪怕軍書旁午、公務繁忙，都從未中斷吟詩。

這份 “堅持” 換來的是驚人效率：在位六十年間平均每天寫詩兩首，巔峰時期更是爆發力驚人。

乾隆三十六年，他乘船游昆明湖，“舟行十里詩八首，卻未曾消四刻時”，不到一個小時便產出八首詩作；乾隆四十九年駐蹕香山五日，“得詩凡六十七首”，日均超過十三首。

但這份高產也并非始終如一。

即位之初，他一度擔心 “剩有憂懷批奏牘，那余逸興賦詩篇”，乾隆元年至四年每年僅寫幾十首；母親孝圣皇太后逝世那年，悲痛之下詩作銳減；晚年面對白蓮教起義，更是 “邇來心緒懶吟興”“近因盼望捷報，心緒焦勞，吟興為之稍減”。

與乾隆的 “個人馬拉松” 相比，唐詩的形成是一場跨越三百年的 “全民盛宴”。

康熙年間編修的《全唐詩》收錄 2200 余位詩人作品，經后世補遺后，有詩作傳世的唐代詩人總數約達 3700 位，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僧侶歌妓，皆能吟詠。

王維、李商隱、杜牧等大家，存詩數量雖在數百首，卻各有千古名篇流傳。歷經戰亂與時間淘汰，現存唐詩總數超過 55000 首，每一首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精華。

唐詩的題材包羅萬象，既有反映社會矛盾、歌頌正義戰爭的宏大敘事，也有描繪山河秀麗、抒寫兒女情長的細膩感悟，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流派并存，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

這些詩作無需注解便能直擊人心，“床前明月光”“春風不度玉門關”“朱門酒肉臭” 等名句，至今仍婦孺皆知。

乾隆對自己的詩作有個精準自評 ——“拙速”。

他在詩中寫道 “拙速吾猶慣”“拙速由來我所能”，直白道出創作特點：不拘格律，不事雕飾，信口拈來便成篇什。

他主張詩以言志，貴有內容，標榜 “清真雅正”，反對綺辭麗句，聲稱 “志言要歸正，麗句卻須刪”“觸興便拈吟，綺麗非所羨”。

為了踐行 “小中見大” 的創作理念，他的詩充滿政治色彩和道學氣味，“每有關政典之大者，必有詩記事，即游藝拈毫，亦必于小中見大，訂訛析義”。

全詩無美女寵妃形象，無輕歌曼舞場面，甚至從不出現 “酒” 字，與世人印象中 “風流天子” 的形象大相徑庭。但這種刻意為之的 “正襟危坐”，卻讓詩作陷入矯揉、自詡的說教泥潭。

更嚴重的是，高產背后藏著不少 “水分”。

乾隆的許多詩并非全由自己動筆，有時興之所至口吟一二句，便令侍監抄錄，由詞臣續成；有時臣下代筆后經他改定，甚至直接交臣下修改。曾任軍機處章京的著名歷史學家趙翼，就曾為皇帝捉刀。

此外，他的詩作還存在嚴重的程式化問題，“每歲元旦及試筆詩，皆七言，除夕詩皆五言，數十年來，遂成常例”，毫無真性情可言。

為了湊足格律，乾隆還常任意增減字詞，將 “土爾扈特” 減為 “土爾扈”，把 “札什倫布” 增為 “札什煥倫布”，杜撰詞匯、生硬造句比比皆是。

他的兩個弟弟和親王弘晝、果親王弘瞻，“每陪臘侍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早年對詩人沈德潛極為傾倒，稱 “德潛早以詩鳴，非時輩所能及”，常與其論詩。

錢陳群家居后，“每歲錄寄御制詩百余篇，命之和，陳群既和韻，并寫冊頁以進”；新進小臣張南華因詩才敏捷，“每日宣召至再至三”，被詞館諸臣 “艷稱奇遇”。

這場唱和本質是一場吹捧大賽。大臣們對乾隆的詩作極盡溢美之詞，諸如 “金聲玉振，涵蓋古今”“神龍行空，瞬息萬里”，毫無底線。

和珅更是深諳此道，恭維道：“皇上幾余吟詠，分章疊韻，精義紛綸，立成頃刻，真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昔人擊缽催詩，夸為神速，何曾有日詠十余，韻至十疊者”，把乾隆的 “拙速” 捧成了千古絕唱。

乾隆對此顯然頗為受用，常因 “詩才敏捷” 沾沾自喜。四萬余首詩作被收錄進四百三十四卷御制詩集中，體例完備，刊印精良，卻終究抵不過時間的檢驗。

如今，唐詩仍是中小學課本的必備內容，李白、杜甫的詩句傳唱不衰，而乾隆的四萬首詩中，竟無一首流傳于民間，甚至沒有一句被后人銘記。

當 3700 位唐代詩人用三百年時光沉淀出五萬余首千古絕唱時，他用一生堆砌的四萬首 “御制詩”，不過是附庸風雅的空洞符號，徒留 “高產低質” 的荒誕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