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蘭革命導火索：因一篇報紙文章，伊朗局勢如何開始失控？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與此同時，華盛頓在繼續對國王政權施加改革壓力。1977年7月，威廉·沙利文成為新一任美國駐伊朗大使，取代了前CIA首腦、國王當年游學瑞士的同窗理查德·赫爾姆斯。沙利文歡迎國王的自由化創新，希望繼續推進。

由于此時反對派運動的碎化特征，他向華盛頓報告國王完全控制著國家，反對派不是強大政權的對手。這種樂觀鼓舞著人權鼓吹者加大對國王的壓力以進一步自由化。

隨著事態的發展，更多的囚犯被釋放，更多的自由承諾被許下。

1、伊斯蘭革命的導火索

然而，巴列維國王對于自由化的構想是天真的。與華盛頓的決策者一樣，國王對自由化沒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對于如何放松控制也沒有一個明確的部署。他準備給予反對派一點生存的余地以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但他并未準備與任何人真正分享權力。因而，他的政策一直在對反對派妥協與鎮壓之間不穩定地搖擺。這一政策無疑對國王不利，它既削弱了支持者對其領導能力的信心，也使一些溫和的反對派進一步疏離政府，轉向激進化，而本來在1977年他們是褐望與國王合作的。

在運動初期，這些作家、律師、政黨領袖等世俗知識分子對國王及專制制度的發難，打破了長期以來在高壓政策下所形成的“莫談國事”的禁忌。

雖然當時所提出的問題仍僅限于君主立憲的范圍，沒有像后來那樣提出推翻國王、廢除君主制的要求，然而它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殺的。

世俗知識界發起的自由化運動，本質上是改良的、非暴力的，具有明顯的溫和傾向。

在伊朗革命的這一起步階段，世俗群體是挑戰巴列維政權的主要勢力，世俗知識分子在運動中最為突出、最為活躍，霍梅尼等激進派烏里瑪，雖然也有所行動并開始復興其動員網絡，但其反政府活動并不顯著，更未起到主導作用。革命的這一起步階段主要象征著現代化所催生的新興階級的愿望，他們渴望參與政治進程以便將伊朗改造為西方式的君主立憲。

當然也有其他一些群體對伊朗的未來抱有種種激進的設想，但在這一階段，這些人沒有或者還不愿、不敢公開宜布他們的目標，也未能充分展示他們的力量。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世俗政治組織民族陣線和自由運動頗具影響，其政治綱領體現出相對溫和的思想傾向。他們排斥下層民眾的激進要求，無意推翻君主制度，只是要求恢復實施1906年憲法，與國王分享權力，但革命的最終結果超出了他們的預期值。

后來，在巴列維政權垮臺、神權政治建立后，自由運動領導人巴札爾甘曾這樣表白：“我們原本企盼甘露的降臨，結果到來的卻是洪水。”

我們可以看到，在1977年反對派是碎裂的、溫和的，新興的運動沒有對國王政權的穩定統治造成任何明顯的威脅，但1978年在什葉派教義的掩護和霍梅尼的領導下，反對派逐漸變得更為團結、更為革命，并有效利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資源。

1978年元旦，正在德黑蘭訪問的美國總統卡特，在新聞發布會上公開稱贊巴列維的自由化政策，稱贊國王在這個動亂地區創造了一個穩定的綠洲。

卡特的德黑蘭之行是對巴列維政權的一種支持，他的上述言論顯然表達了對伊朗局勢的樂觀期許。然而，卡特剛剛離開，伊朗的動亂就急劇升溫，原先松散的、改良的、溫和的、僅僅局限在德黑蘭市內的反政府運動逐漸蛻變為一場更為協調、激進、暴力的革命，并蔓延到各大中城市。

反政府運動轉型的導火線是政府的一個失策之舉。

1978年1月7日，德黑蘭最大的日報——《消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伊朗與黑色和紅色反革命》的匿名文章，以毀謗性語言指名攻擊霍梅尼是黑色反動勢力的象征、殖民主義的代理人和非波斯血統的叛國者，指責霍梅尼是紅色殖民主義者（指蘇聯）和黑色殖民主義者（指英國)利用的工具。可能是為了轉移世俗反對派的斗爭視線，受到幾天前卡特稱贊鼓舞的國王批準刊登了這篇中傷霍梅尼的文章。

這篇文章的發表引起了宗教界的極度憤慨和廣泛不滿，宗教界開始全力反擊國王政權，進而得到巴札商人和工匠的支持，斗爭的范圍逐漸由德黑蘭擴大到其他許多城市。宗教界勢力的勃然而起以及巴札商人和工匠的響應，標志著反對巴列維國王的政治運動開始由世俗的形式轉化為宗教的形式，遍布各地的清真寺成為反對巴列維政權的活動據點和指揮中心，伊朗革命隨之進入第二幕。

2、抗議活動的升級

1978年1月7日詆毀霍梅尼文章的發表，是政府對宗教麻木而自大的又一例證，它竟敢攻擊一位深孚眾望的宗教權威，這一荒唐舉動激起了所有反對派的譴責。1月9日，憤怒的烏里瑪和宗教學校學生在庫姆組織了一次和平集會，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要求恢復清真寺中信徒的自由，并喊出了“霍梅尼萬歲”、“結束巴列維的統治”這樣的口號。

為了支持抗議活動，巴札商人關閉了店鋪。當警察趕來時，雙方發生沖突，和平集會隨即轉為暴亂。在隨后的騷亂中，至少12人被打死，數百人受傷，一些政府建筑物被焚燒，造成所謂“庫姆慘案”。隨后，在其他一些城市也發生了政府武裝與烏里瑪支持者之間的暴力沖突。

在沖突期間，這些城市的巴札都自行關閉，以示對烏里瑪的同情與支持，這標志著巴札店主和商人開始大規模卷入革命運動，恢復了他們與烏里瑪的歷史聯盟。

誹謗霍梅尼的圖謀產生了逆火，它所引起的暴亂局面將烏里瑪抬高為反對國王政權的象征。烏里瑪奪取了運動的領導權，利用什葉派教義作為掩護，將原先各個分散的反政府集團逐漸聚攏起來。

激進派烏里瑪精心設計反國王運動的口號與策略，以不引起任何反對派別尤其是世俗反對派的反感，并最大限度地吸引民眾。為撫慰中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者，贏得他們的支持與合作，霍梅尼在一系列聲明中強調關于民族獨立、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希望借此提高反政府運動在國內外的接受程度，增強革命的合法性。

為了擴大反政府運動的規模和影響，反對派巧妙利用什葉派傳統宗教信條和儀式來推動民眾參加革命活動。按照伊斯蘭傳統，人們在死者去世后的第四天、第七天，尤其是第四十天要舉行悼念活動。2月18日，“庫姆慘案”發生后的第四十天，為悼念庫姆事件的犧牲者，有12個城市爆發了示威游行，其中大不里士最為突出。

大不里士是伊朗阿塞拜疆省的宗教中心，也是沙里亞特馬達里的家鄉，烏里瑪計劃在該地的一座清真寺舉行一次紀念活動，以悼念庫姆慘案死難者。政府試圖阻止運動蔓延到大不里土，消除反對派顯示力量的機會，命令警察阻止入們進入那座清真寺。

沖突中，一名示威者被打死，結果引發了大規模騷亂。憤怒的人群占領了街道，襲擊了警察局、復興黨和婦女協會總部、酒店、影院、巴哈伊教教徒的銀行等73個目標，這些目標都被認為是伊朗非伊斯蘭化的象征。

軍隊立即干預，槍殺了一些抗議者，逮捕了數百人，造成“大不里士慘案”。慘案發生后，國王撤換了阿塞拜疆省首腦，并將一些薩瓦克官員降職，但政府拒絕承認騷亂的合法性，指責這是一場“外國陰謀”。

大不里士慘案激起了強烈反響，抗議迅速波及其他城市。雖然每次騷亂都有更多的抗議者被殺，但隨后的悼念活動就會變得更大、更具暴力性。3月29日，即大不里士慘案后的第四十天，55個大城市又發生示威抗議，其中有5個地方出現騷亂，導致新的傷亡。40天之后，又有24個城鎮發生了示威者與軍警之間的沖突。

在這種悼念被打死一再悼念—再被打死的螺旋式循環中，每隔40天的悼念活動一次又一次動員了群眾，卷入革命洪流的人越來越多，革命的伊斯蘭色彩越來越濃，參加者的宗教情緒越來越強烈，對國王的仇恨日益加深。烏里瑪通過布道講壇、利用傳統教義來攻擊國王，將他比作雅茲德，以煽動民眾對國王的仇恨，激勵人們起而反抗。

利用傳統網絡動員組織群眾，鼓動一些漠不關心的人們參加政治活動，是宗教反對派為實現政治目的所占有的天時、地利、人和。1975年僅德黑蘭就有983座清真寺，每一座都由一位領拜人管理，他們通常由仿效的源泉任命。每位領拜人都有自己的追隨者，人數多少取決于他的威望和清真寺的位置。

在德黑蘭還有164個正式登記的永久紀念堂，每一個都擁有大量成員。合計起來，德黑蘭有1147座清真寺和紀念堂，在全伊朗則有8439座。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大量的伊斯蘭協會和社團，估計1974年在德黑蘭有大約12300個宗教社團。

每一個清真寺、紀念堂和宗教社團都可以視為獨立的社會單位或單元，也是反抗政府的戰斗堡壘。由于這一網絡表面上的宗教屬性，早些年基本未被薩瓦克觸動或破壞。事實證明，以清真寺、紀念堂、宗教社團來動員信徒的傳統體系是有效的，一旦動用，當局要想遏制是非常困難的。

除了這一龐大的宗教網絡，宗教反對派還握有動員巴札行會的能力。當時，僅德黑蘭就有至少135個行會，每一個行會都有大量成員，能夠得到成千上萬街頭小販和商店店員的支持，他們與烏里瑪及清真寺/紀念堂/宗教社團網絡存在著有機聯系。沒有哪個世俗政黨或組織擁有如此龐大、理想的動員網絡，宗教反對派利用這一便利最終能夠擊敗國王是可以理解的。

宗教反對派正是依靠這一網絡動員自己的資源與政府對抗。第一次較大的反國王起義發生在大不里士，第一次軍事管制1978年8月實施于伊斯法罕，這種情況并非偶然，這兩個城市有著除德黑蘭外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多的清真寺和紀念堂。

原教旨主義者很清楚，與政府的直接對抗肯定會遭到報復和鎮壓，將付出鮮血和生命，但這只能使革命運動更加激進化并暴露政府的殘暴，巴列維政權恰恰掉入了這一陷阱。原教旨主義者的算計是準確的：隨著更多的抗議者被軍警槍殺，革命的火山就變得更大，噴發更為猛烈。

這一時期反政府運動的另一顯著特征是反對派暴力性、破壞性活動的增強。從1978年年初開始，爆炸和焚毀政府建筑物、銀行、影院、酒店，以及暗殺政府官員、安全部門成員、美國在伊人員，諸如此類的暴力事件在一些主要城市屢見不鮮。

當然，這些暴力活動的散亂性表明，當時還不存在一個組織協調的指揮中心，而是由各個反政府組織分別實施的，在這些伊斯蘭、非伊斯蘭組織之間顯然還缺乏統一的指揮。

3、大棒加胡蘿卜

面對反政府活動威脅的增強，為了安撫反對派，巴列維國王不得不作出更多的讓步：議會通過“自由選舉法案”，規定1979年6月將舉行自由選舉；繼續釋放獄中的政治犯；撤換了一批薩瓦克高級官員，任職多年的薩瓦克首腦納西里將軍被“自由主義者”納賽爾將軍取代；禁止皇室成員從事與政府有關的商業交易；停止反通脹、反暴利運動，以撫慰店主和商人；國王還親自訪問了馬什哈德的圣陵，并許諾重開庫姆的費茲耶宗教學校，以圖表明自己對什葉派教義的信奉，撫慰宗教集團和虔誠的信徒。

當然，在遞出胡蘿卜的同時，國王也沒有停止揮舞手中的大棒。

警察對各個城市里的一些特定區域實行盯防，包括沙里亞特馬達里在內的宗教領袖和反對派領導人也被置于嚴密監控之下；重新逮捕了一批反對派領導人和街頭活動的組織者、參加者，并對其進行殘酷拷打；通過復興黨在主要城市組織大型集會，以炫耀政府的威望，對抗反政府示威；成立秘密行動小組，對反對派和反政府活動參加者實施暗殺和人身攻擊。巴列維希望這些強硬行動能夠展懾反對派，遏制革命運動的成長。

到1978年夏天，政府似乎仍在控制著局面。雖然反政府運動更為喧器，巴札人員也已經加入運動行列，但巴列維政權還未顯露崩潰的跡象。盡管存在著一個烏里瑪掌握的全國性網絡，但此時這一網絡的能量尚難以充分釋放：薩瓦克正嚴密監視著他們的活動；傳統派烏里瑪和激進派烏里瑪之間的分歧仍然深刻，許多烏里瑪仍然反感從事政治活動；各種反對派團體中的溫和派準備在體制內活動，對國王提議的1979年6月自由選舉計劃充滿希望。例如，自由運動提議國王應該會見1906年憲法的領導人，以確定他是否愿意在該憲法規定下工作。巴札爾甘在5月30日告知美國大使館，“如果國王準備執行憲法的所有規定，那我們就準備接受君主制并參加選舉”。民族陣線也表達了類似的立場。

然而，巴列維政權對局勢仍然缺乏清醒的認識，對反對派的性質與構成沒有認真分析，而是幻想尋找借口敗壞對手的聲譽，編織罪名將反對派一網打盡。

1978年4月，鄰國阿富汗發生軍事政變，達烏德政府被親蘇力量推翻。巴列維政權抓住這一事件，大肆宣揚伊朗面臨著同樣的威脅，攻擊反對派受國際共產主義勢力鼓動，要把伊朗變成一個新的阿富汗。這就將反對派當成了一個統一的整體，既是一種不合實際的猜疑，也是一種惡意的誹謗攻擊。

當然，國王可能還存有另外一種虛幻的、僥幸的設想，即溫和的世俗力量不會與“垂死的、落后的”烏里瑪結成聯盟，畢竟，當年烏里瑪反抗“白色革命”時世俗力量卻在為政府吶喊助威。

“因此，政府并未考慮將溫和派力量整合進人自己的政治決策系統，沒有切實采取行動以阻止這些力量間可能的聯盟，也沒有嘗試利用原教旨主義和傳統主義烏里瑪之間政治信條和策略上的分歧，在他們之間打進一個楔子。”

巴列維政府的這種做法，既表明當局對時局的遲鈍與漫不經心，也反映了國王的優柔寡斷和搖擺混亂。此時的巴列維實際上在玩弄著民主與獨裁的兩面派手法，但這一手法既無法滿足民眾對民主的渴望，也不利于維護自己的獨裁地位。他推行自由化的“民主”一面造成了安全部門的迷惑，大大束縛了他們的手腳，削弱了應對革命的鎮壓力量。

他獨裁的一面既授予激進派以宣傳口實，又令溫和派懷疑國王的誠意，難以肯定會不會像以往一樣，自由選舉的許諾僅僅是王權秩序恢復后重施鎮壓的煙幕彈。隨著這種狐疑的加深，溫和派也日益偏向激進。

在國王政權的遲鈍和混亂中，革命運動也經歷了一次蛻變，開始沖擊巴列維王朝的根基。

1978年7月22日，有數千名工人示威，抗議馬什哈德一位教職人員被謀害，結果與警察發生沖突，至少有40人被打死。這一事件表明，在某些地區工人也已成為反國王運動的積極參加者。8月初，新一輪暴亂在主要城市爆發。在從8月5日開始的齋月（萊麥丹月)期間，示威不斷發生。7-16日，在馬什哈德、沙赫塞威爾、大不里士、阿瓦士、貝赫巴罕、設拉子等地都發生了騷亂。

8月17日在伊斯法罕，一位普通教士的被捕促發了一場血腥暴亂，導致嚴重財產損失，有100多人被軍警打死，示威者一度控制了伊斯法罕，這促使國王政府宣布在伊斯法罕實行宵禁。幾天后，設拉子、阿瓦士和大不里士也被宵禁，這標志著革命運動真正達到全國范圍。

8月19日，阿巴丹的雷克斯影院被人縱火焚毀，導致燒死480人。慘劇震驚了整個伊朗，政府和反對派相互攻訐，都想利用這一事件打倒對手。

反對派譴責政府犯下了這一罪行，企圖嫁禍于人以敗壞反對派的名聲；政府指責這是反對派所為，要求民眾認清反對派的暴徒嘴臉。然而，政府的說法難以得到公眾的認同，時任阿巴丹警察首腦恰好在1月初庫姆暴亂時在庫姆擔任同樣的職務，這加強了人們的猜疑，認為政府是這一慘案的幕后兇手。

這種認識大大加劇了公眾對政府的仇恨，刺激了革命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伊朗的局勢現在已經非常危急，正處于革命總爆發的邊緣，政府的讓步未能安撫住反對派，暴亂也沒有絲毫緩和的跡象。

要想渡過這場風暴，國王必須當機立斷，采取果斷行動，然而，不僅巴列維自己搖擺不定，他所得到的信息和建議也是相互矛盾的。

一方面，美國大使沙利文、英國大使安東尼·帕森斯不斷警告國王，他們的政府贊成和平解決危機，不希望使用鐵腕手段。1978年沙利文對伊朗局勢的認識經歷了一次轉變，逐漸意識到伊斯蘭力量的增長和國王統治前景的黯淡。年初，庫姆暴亂僅僅一周后，沙利文向華盛頓報告，雖然烏里瑪有著龐大的動員網絡，但“他們也許會發現很難為了純粹的政治目的產生另外的示威”，國王完全控制著局面。

然而，4個月之后，他在給華盛頓的電報中卻認為，“正常的結論是國王正失去控制”。他還表達了對烏里瑪力量的日益不安，暗示希望與烏里瑪接觸。國務卿萬斯在6月指示沙利文“與（烏里瑪中的）低級人物會晤”，以搞清反對派的性質。

當年下半年沙利文曾與伊斯蘭力量頻繁會晤。布熱津斯基寫道，沙利文從沒有“明確要求國王強硬；美國的支持保證被同時存在的、需要朝真正民主更多進步的暗示沖淡了；與反對派結合經常被提及為理想的目標”。此外，國王的一些顧問，尤其是王后身邊的人，也力勸國王避免流血，給予反對派更多的讓步。

與此同時，包括帝國衛隊首領奧維希將軍、伊朗駐華盛頓大使扎赫迪在內的強硬派，則要求廢除自由化政策，給予他們自由處置時局的權力，主張對革命運動進行無情鎮壓，大規模逮捕反對派及其支持者。布熱津斯基持有類似的立場，他認為“美國有意削弱受圍攻的君主，以壓服其作進一步妥協，這只能加劇不穩定，最終將導致完全的混亂”。

在日益增長的混亂中，幾經躊躇，巴列維最終選擇了和平解困之路。然而，他并未準備放棄自己的權力，成為一個有名無實的君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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