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生命最后時光，飯量暴增似秘書十天，步伐像鴨子般搖晃！

1916年初夏的北京，悶熱提前一步壓在城頭。中南海勤政殿里，一位肥短的中年人吃力地挪動腳步，寬袍下的身軀左右搖晃，遠遠看去，有點像一只被酒撐得走不穩的鴨子。侍從悄聲提醒：“大總統，樓梯當心。”那人揮揮手，氣喘吁吁：“不礙事……不礙事。”誰能想到，這樣一個連樓梯都要扶著走的人，幾年前還被人寄望為“挽狂瀾于既倒”的“中興名臣”。

有意思的是，他的身體尚未垮掉之前，權勢已經先一步開始坍塌。袁世凱生命的最后幾個月，幾乎把他這一生的矛盾與荒誕，都集中展示了出來：一邊是山珍海味、補品堆成一座“肉山”，一邊是接連不斷的獨立通電、倒戈將領；一邊是想當“萬世一系”的皇帝，一邊是自己生命的油盡燈枯。等到那場“帝制鬧劇”宣告失敗，人們再回頭看他的一生，只剩一句：是非成敗，實在說不完。

一、從“愛國青年”到“洪憲皇帝”

要看懂袁世凱最后那副“像鴨子一樣搖搖晃晃”的模樣，時間往前撥個幾十年，他其實有過一段讓人眼前一亮的履歷。

19世紀末，晚清內外交困。朝廷一批舊式將領里，袁世凱算是“新派人物”。他辦新軍、練新兵，引進西法，搞的北洋新軍在當時軍紀裝備都算不錯。到了1901年前后，他在直隸、北洋一帶的地位，幾乎已經壓過很多老牌重臣。那時的袁世凱，披著“改革者”的光環，不少知識青年甚至對他寄托過希望。

變局真正來到，是辛亥革命爆發之后。1911年武昌起義后，各省紛紛響應，清廷大廈將傾。就在這節骨眼上，清廷和革命黨都把目光投向同一個人——袁世凱。清廷希望他“出山救局”，革命黨方面則希望借他之手逼清帝退位。說到底，誰掌握北洋軍隊，誰就有話語權。

1912年，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建立。按當時約定，革命的果實應該屬于各路起義力量，但經過一番政治運作，袁世凱從北京出手，最終被推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許多參與革命的人心里明白：這個局面，是用槍桿子換來的。袁世凱更清楚，自己是靠武力和妥協坐上“第一把交椅”。

有了位置，就想穩固；有了權力，就想無限。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后，很快便對《臨時約法》里限制總統權力的條款動手腳。任期本來有明確界限，他卻想方設法修改，把總統任期和權力盡量往自己身上集中，說白了，就是不想下臺。

時間來到1915年前后，袁世凱心里那點“帝王夢”已經很難壓住。中國幾千年皇帝傳統，做了大半輩子官，想坐一回龍椅，很難說他心中沒有念頭。再加上身邊一些人煽風點火，這個念頭慢慢從暗想變成了公開操作。

在這群鼓吹者里，聲音最大的一位，就是袁世凱唯一的嫡長子——袁克定。

袁克定小時候受過嚴格家教，會外語，懂一點政治，是袁世凱重點培養的接班人。1912年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時，他就往父親那邊靠，希望未來有機會承襲權勢。那一年，他聽說父親有望登上大位，便匆匆攜眷趕赴前線，結果在途中摔斷了腿，被迫遠赴德國治療。誰料這一趟歐洲之行，竟成了日后帝制風波的重要誘因。

在德國療傷期間，袁克定憑著一口流利的德語，加上“中華民國大總統長子”的身份，被德方高規格接待。德皇甚至按照國宴標準宴請他。觥籌交錯間，談的不只是禮節，還牽涉到中國未來的政體問題。

當時列強對中國局勢非常敏感。德皇明明白白點出：辛亥革命后，中國剛剛改為共和，民間對“民主”“共和”的期待正高。如果袁世凱逆流而上，恢復帝制，很可能掀起新一輪戰亂。但從列強角度看，中國越亂越好，越亂越容易撈好處。這種“表面勸阻、暗中鼓勵”的態度，很快被袁克定捕捉到。

有了德國的暗示，再加上他自身對權位的渴望，袁克定回國后，已經下定決心，要推父親一把，把帝制這條路走到黑。那時的他，大概真以為，只要皇帝做成了，一切風險都值得。

二、“順天時報”的騙局與父子之間的賬

帝制能不能玩下去，不光看北洋軍有幾萬兵，還要看國內外輿論。尤其是外國態度，在袁世凱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一桿秤。有意思的是，就在這桿秤上，袁克定動了手腳。

那幾年，袁世凱每天有一個雷打不動的習慣：看報。尤其是一份由日本外務省在北京主辦的中文報紙——《順天時報》。這份報紙算是日本官方對華態度的窗口，袁世凱對上面的社論、評論，格外關注。他一直擔心：如果日本、英國等強國都反對帝制，那自己冒然稱帝，很可能四面不討好。

袁克定看得很清楚，只要能控制父親看到的信息，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的判斷。于是，他動了一個心思：自己做一份“順天時報”。

說穿了，也就是制作“假報紙”。他買通印刷工人，照著《順天時報》版式做模版，但內容通通換成“支持帝制”“歡迎袁大總統登基”的文章，把原來報紙上那些反對意見、警告、質疑統統刪掉。真正的《順天時報》被擋在門外，假報紙擺在袁世凱案頭。

每天早晨，袁世凱一邊喝著牛肉或雞肉熬出的濃汁，一邊翻看這份“順天時報”，越看越覺得安心：日本態度似乎在松動，反對聲音并不強烈；再看看身邊一些親信寫的奏章，都是“眾望所歸”“全國擁戴”，心里的疑慮，一點點被甜言蜜語沖淡。

為了“爭取日本支持”，袁世凱還在外交上做出嚴重讓步。1915年，日本提出所謂“二十一條”，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多方面，對中國主權構成嚴重傷害。面對內外壓力，袁世凱在1915年5月最終與日本簽訂了相關條約，民族恥辱就這樣壓在他頭上。很多人罵他“賣國”，但從他當時的心理看，很大程度是想換取日本在帝制問題上的默許與支持。

當時的袁世凱，并不知道自己接觸的日本輿論信息，已經被兒子動過手腳。有一陣他還挺自得，對親信說：“外面也不是都反對嘛。”這種“被過濾后的世界”，讓他誤判形勢，以為只要國內“籌安會”等搞出個“全體請愿”，帝制就可以順順當當搞起來。

事情露餡，是從家里一件小事引起的。袁世凱有個三女兒，叫袁靜雪。有一天，她從外地回家，帶了一點當地的蠶豆零嘴。那些蠶豆用報紙包著，她隨手一看，發現報紙上關于帝制的論調，和她在家里看到父親案頭的那份“順天時報”，居然截然相反。外面報紙罵得很厲害，家里那份卻一片歌功頌德。

“這是怎么回事？”袁靜雪起了疑心，把報紙拿給父親看。袁世凱一對照，才意識到自己這些日子看的，很可能是“做過手腳的版本”。再往下查，線索直指袁克定。真相擺在眼前，這位已經宣布“洪憲元年”的帝國統治者，才明白自己被親生兒子騙得團團轉。

“你這逆子！”據說袁世凱當面怒罵，悔恨之下捶胸頓足。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他心中根本沒稱帝念頭，也不至于被人這么“順水推舟”。只能說父子倆一唱一和，只是一個更主動，一個更推波助瀾。袁世凱罵一句“欺父誤國”，但“誤國”二字里，自己占的份額也不算小。

帝制終究玩不下去。各地反袁力量集結，護國軍起兵，云南、貴州、廣西相繼宣布獨立。袁世凱的洪憲帝制，自1915年12月稱帝，到1916年3月正式宣布取消，不過八十多天，史書干脆稱之為“曇花一現的帝朝”。

這場政治鬧劇，讓袁世凱背上“復辟帝制、破壞共和”的罵名。更要命的是，這一連串折騰，把他本就不算好的身體，壓得急速崩潰。

三、一頓飯頂十天：吃出來的“末代梟雄”

說到袁世凱的死，人們常提“尿毒癥”“心力衰竭”等醫學名詞，但在這些病癥背后，他長期極其放縱的飲食習慣，是怎么都繞不過去的一個關鍵因素。

有人曾經夸贊他“吃得節儉”。有位叫李組紳的大臣看到袁世凱一頓飯只吃一條魚、一碗粥，就感動得不行，到處宣揚“大總統生活簡樸”。可李組紳只看見表面，沒看懂門道。

那條魚，不是尋常的魚，是從河南老家洪河專門運來的洪河鯽。魚身肥大，魚腹脂肪豐厚，價值不比黃河上好的鯉魚低。為了保證鮮味，廚子要先用豬油、凝脂給它“封味”，做法講究得很。那一碗粥，看著清清淡淡，背后卻是精心搭配的原料和火候。表面“粗茶淡飯”，內里是極致講究。

更大的問題不在貴，而在多。袁世凱一天正兒八經的三頓飯，加上各種加餐，總量遠遠超過常人。有人稍微夸張地說，他一頓飯就抵秘書十天的飯量。要是看他一天的飲食時間表，這話雖有夸大，卻不是全無根據。

他起床很早，大約凌晨五點左右就辦公。這個時候，先來一碗牛肉或雞肉熬成的濃汁，暖胃又“打底”。到了六點，正式吃早餐：河南潢川貢面做成的雞絲面，面條講究筋道，雞肉必須是老母雞肉撕成的細絲；再配上白白胖胖的肉饅頭，另外是自家老母雞親自孵出的新鮮雞蛋，必須當日收集。

上午工作間隙，還要喝點湯，一般是人參配鹿茸熬的。午飯呢？那是整個一天的重頭戲。清蒸鴨子是他的最愛，鴨子不能是普通的，得是精挑細選的優質填鴨，而且從小就用鹿茸混入飼料喂養，不準吃粗糙小米、高粱。再來一大盤紅燒肉，肥瘦相間，入口即化。

午后閑下來，袁世凱也挺“洋氣”，某些西式糕點照吃不誤。除此之外，還有他特制的“延年益壽藥丸”，里頭人參、鹿茸、其他補藥樣樣不少。到了傍晚，再是一頓豐盛晚餐。湯、肉、點心，一樣不缺。

問題在于，他不僅吃得多，而且特別迷信“大補”。人參、鹿茸這些藥材，補陽補氣本沒錯，但要講分寸，要看體質。袁世凱卻是一種簡單粗暴的思路：補品越多越好，能加都加。一碗米糊里，他要把人參和鹿茸研成細末拌進去；鴨子得用鹿茸喂；連日常喝湯也要放補藥。

再加上他私生活極不節制，妻妾成群，繁雜得連自己都記不清到底哪個是正房，甚至鬧出把兒媳當成小妾調笑的笑話。縱欲過度，配上毫無節制的進補，對身體的消耗是成倍的。

幾十年下來，他身材變得矮短而肥，面部浮腫，走路一晃一晃。有侍從看他上臺階時，那種挪動姿勢，私下就說：“像只被喂胖了的鴨子。”這種形象，和他過去在軍中叱咤風云的樣子，形成了鮮明對比。

長期暴飲暴食、不當進補，直接后果就是腎功能負擔過重，代謝紊亂。醫學上說，他晚年已經出現明顯尿毒癥癥狀：浮腫、乏力、食欲變化。再疊加帝制失敗帶來的巨大精神打擊，他的身體在短時間內急速下滑。

1916年上半年，護國軍聲勢日漸浩大，各省紛紛宣布獨立，袁世凱日夜操心，睡眠本來就不好，再加上各種內部消息“刺耳”，整個人精神狀態急劇惡化。那段時間，他常常半夜咳嗽不止，有一次對身邊人感嘆：“這些年，怕是折騰得太狠了。”

在政治壓力面前，他最初還有點僥幸心理——以為湖南、四川這些老部下，能幫自己頂一陣。偏偏現實一巴掌接一巴掌抽過來，連他最倚重的幾個人，也陸續離他而去。

四、陳宧、湯薌銘與“二陳湯”的冷笑話

在袁世凱的政治布局中，四川和湖南是非常關鍵的兩個支點；而陳宧與湯薌銘，正好分別鎮守這兩塊地方。

陳宧，是他多年的心腹。長期掌握西南軍權，和袁克定關系也不錯，按當時說法，算是“拜把兄弟”。袁世凱對他信任到什么程度？據說曾經私下說過：“就算天下盡失，只要四川有陳宧，西南可無事。”可見在他心里，陳宧是那種“最后兜底的人”。

1915年底到1916年初，云南蔡鍔、唐繼堯等人組建護國軍，對外通電宣布護國，打響反袁第一槍。消息傳到四川，陳宧心里很清楚：袁世凱的帝制，是大勢已去。軍人看局勢往往比文官更現實，他在兩邊權衡之后，決定和云南方面站在一起。

為了取得蔡鍔方面信任，陳宧親自給袁世凱寫信，宣布劃清界限。這封信發出去，對袁世凱來說，不僅是軍事上的損失，更是心理上的重擊。一個自己視為“半子”的老部將，關鍵時候選擇了反對，這種滋味，恐怕比普通敵對勢力的攻擊更難受。

如果說陳宧的倒戈，還勉強可以用“形勢比人強”來解釋，那湖南的湯薌銘，行為就更具諷刺意味了。

當初袁世凱醞釀稱帝時，湯薌銘在湖南極力配合。他利用地方力量操縱湖南國民代表，搞出一套“全省代表一致擁戴袁大總統登基為帝”的戲碼，幫袁世凱營造所謂“民意基礎”。再加上輿論宣傳，把袁捧得跟“千載圣君”差不多。

袁世凱對此非常受用，登基后封賞各路功臣時，對湯薌銘毫不吝嗇。自家嫡系親戚曹錕不過封一等伯，而湯薌銘則被封為一等侯，等級明顯更高。封號這種東西，在軍閥時代其實象征意義大于實際，但從中可以看出，袁世凱心里對誰更器重。

偏偏就是這位“一等侯”，在風向轉變之后，迅速倒向另一邊。護國軍起兵，風潮從西南往中部蔓延，湖南內部壓力越來越大。湯薌銘一看大局，對比利害，最終選擇與袁“切割”，加入獨立行列。湖南通電宣布獨立之日，也就是袁世凱心理防線崩潰之時。

據當時人回憶，湖南宣布獨立的電報送到北京時，是一個陰沉的下午。有人把電文呈上，袁世凱接過看了一會，臉色發白，一句話都沒說，把電報往桌上一放，轉身回屋。當天晚上，他頭發一夜之間花白得更加明顯，病情也開始急劇惡化。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北京病逝，終年五十七歲。官方給出的原因是“尿毒癥并發癥”，但在民間，大家都喜歡把政治和疾病綁在一起說：帝制失敗、眾叛親離，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后，有人編了一副頗帶冷笑意味的對聯來譏諷他：

上聯：“起病六君子”，

下聯：“送命二陳湯”。

“六君子”，本來是中藥方里的“六君子湯”，這里暗指參與反袁的幾位重要將領；“二陳湯”本是另一味方劑，在這里被挪用，指的是陳宧、湯薌銘這兩位倒戈人物。醫藥名詞套在政治人物身上，一下子讓這場權力游戲帶上了幾分荒誕的喜劇色彩。

不得不說，這樣的調侃，對一個曾經統御全國、被稱為“末代梟雄”的人物而言，確實有些殘酷。但歷史往往就是如此：掌權時眾星捧月，失勢后冷語如刀。

五、功與過：一生的兩面賬

等到袁世凱的靈柩停放在那座院子里時，圍在棺木周圍的人，想必每個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賬本。有些賬，記的是功；有些賬，記的是過。

先看他做過的事情。辛亥革命后，很多人確實希望由他來主持過渡局面。北洋軍在當時是全國戰斗力最強的武裝之一，他控制住北洋，也就握住了國家機器的一大塊。在某個階段，他確實起到過“穩住局面”的作用。

更早一點，在清末新政時期，他推動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這些舉措對中國近代教育轉型有一定作用。從晚清那種“八股取士”的老路，走到近代學堂、軍校、學堂教育，袁世凱的推動不能完全忽略。

鐵路方面，京張鐵路是一個標志性工程。1905年至1909年間，這條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鐵路，從北京到張家口，全線由中國工程師自主設計、施工。在修筑這條鐵路的過程中，有外國資本、技術想插手，甚至提出各種苛刻條件。袁世凱在北洋系統支持詹天佑，堅持自建，多少頂住了一些外來壓力。京張鐵路通車，被視為中國近代工程的一次“出氣口”。

這些都是歷史上真真切切存在的事實，也是很多資料里肯定袁世凱的一面。若只看這部分，他可以被歸入“晚清民初有一定貢獻”的人物行列。

但功歸功，過歸過。問題在于，他后來所走的路，把前半生積累的許多正面印象，幾乎消耗殆盡。

在政治上，他違背了臨時約法精神，為了個人權力屢次擴張總統權限，打壓國會，削弱地方自治。更要命的是，為了稱帝，甘愿在外交上做出極不利于國家主權的妥協。1915年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相關條款，讓國人丟盡臉面。即便考慮到當時列強壓力巨大，這種妥協程度也難以讓人原諒。

帝制本身，更是他的致命一筆。辛亥革命建立的是共和國，而他卻在1915年底強行恢復帝制，改年號為“洪憲”，搞出一套冠冕堂皇的儀式，穿上龍袍，接受跪拜。對許多經歷過革命血雨腥風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嚴重背叛。

從“推動近代化”的政壇樞紐，到“復辟帝制”的“洪憲皇帝”，這中間的落差，并非簡單的“老糊涂”三字就能解釋。權力欲、家族利益、時代慣性，都在其中起了不小作用。袁世凱并不缺政治手腕，卻缺一條清晰的底線，在關鍵時候，他選擇了站在歷史逆流的一邊。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病床上咽氣時，年僅五十七歲。按常理，這個年齡在那一代算不上“高壽”，更談不上“頤養天年”。自小打拼半生，到頭來留下的，是一個被罵得厲害的名字，一段八十多天的帝制笑柄，還有那副搖搖晃晃的身影，被后人口口相傳。

試想一下，如果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守著大總統的位置，依約執政，不搞帝制，不簽那些有辱主權的條款，也許史書的評價，走向完全不同。可歷史沒有如果，只有已經發生的事實。

袁世凱的一生，既有建設的一面，也有破壞的一面；既有順應時代潮流的時刻，也有逆流而動的選擇。再看他生命最后那段日子：一邊是桌上堆滿補品，一頓飯吃得比屬下十天還多，一邊是電報接連送來獨立、倒戈消息，精神和身體同時被掏空。到頭來，這位靠槍桿子起家的梟雄，沒倒在敵人的刺刀下，卻倒在自己親手織就的權力網和病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