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讀書，“圖”與“書”孰輕孰重？

“圖書”一詞在現代語境中往往更多強調作為“書”的文字性內容，而淡化了作為“圖”的圖像屬性。然而，如果追溯“圖書”的歷史淵源，在先秦秦漢時期，“圖”與“書”的地位并重，二者共同構成了中國文獻傳統。典籍中提及這組概念時，通常將“圖”置于前，稱“圖書”或“圖籍”，“圖”的重要性甚至更為突出。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著錄了大量與“圖”相關的早期文獻，從中可以窺見“圖書”（以下專指兼有圖像和文字的文獻）的面貌。《漢志》承襲劉歆《七略》的分類方式，將文獻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種類別，六類文獻中都包含與“圖書”有關的內容。

六藝經解之“圖書”

《易》《書》《詩》《禮》《樂》《春秋》六部典籍在先秦秦漢時期的學術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被稱為“六藝”。尤其在漢代“表章六經”的背景下，六藝經傳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典籍，文獻中出現了不少以圖像形式解析六藝經典的內容。《漢志》六藝略易類著錄有“《神輸》五篇，圖一”，便是一種以圖解《易》的“圖書”。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有一篇《筮法》，與易類文獻密切相關，簡冊左上部繪有一幅卦位圖，為考察此類“圖書”的樣式提供了實物資料。

書類文獻中也有圖解的內容，《后漢書·循吏列傳》載：“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王）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漢明帝賜給王景的治河參考資料中有一份《禹貢圖》，應是關于《尚書·禹貢》所載山川地理情形的地圖，這表明至遲到東漢早期就已經存在以圖解《書》的“圖書”。

以圖解經的現象在禮類文獻中最為典型，圖像的形式能夠最為直觀地呈現出《禮》所強調的秩序結構。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有一幅帛圖，整理者將其命名為《喪服圖》，該圖主體部分在淡墨勾廓內部填紅的傘蓋形下，繪有六行六列呈階梯狀排列的方塊，方塊內注記相關說明文字，將《儀禮·喪服》所載以血緣親疏為基礎的喪服制度進行了圖示，是以圖解《禮》的代表案例。此外，《禮經》中記載的明堂制度在漢代也有相關圖解存世。《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封泰山時想要按照古制修建明堂，濟南人公玉帶獻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劉向《別錄》（《漢志》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中也著錄有《明堂圖》《明堂大圖》等文獻（見《隋書·牛弘傳》）。

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局部）

傳記人物之“圖書”

中國早期文獻中有一類以人物為主題的“圖書”，《漢志》六藝略論語類著錄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今已亡佚。2015年，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方形衣鏡，鏡框背板上分三欄繪有孔子及其弟子顏回、子貢、子路、子夏、堂駘子羽的形象，圖像之側用墨書寫有人物生平事跡，相關文字與《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的記載近似。《漢志》所載《孔子徒人圖法》的內容形式推測與此衣鏡同源，司馬遷看到的《弟子籍》、漢魏時期流行的《七十子圖》應當也是此類“圖書”。

類似的傳記人物“圖書”還有劉向編撰的《列女傳》，《漢志》諸子略儒家類著錄有劉向所序《列女傳頌圖》。漢代的《列女傳圖》今已不傳，值得注意的是，《初學記》引劉向《七略別錄》提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烈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據此可知劉向曾將《列女傳圖》繪于屏風之上。1965年，山西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了一件木板漆畫屏風，其上繪有娥皇、女英、啟母、周太姜、周太妊、周太姒、衛靈公夫人、孫叔敖母等十余位人物畫像，畫像之側有標注人物身份的榜題，部分人物旁側還有記錄人物生平事跡的題記，內容多與《列女傳》近似，是了解《列女傳圖》早期面貌的重要實物資料。

這類以人物為主題的“圖書”樣式，在傳世文獻中也有記錄。《漢書·金日磾傳》記載，金日磾母親死后，漢武帝為表彰其教子有法度，“詔圖畫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后漢書·列女傳》記載，孝女叔先雄死后，“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從這些案例來看，此類“圖書”的核心是人物畫像，文字部分則作為“圖”的補充，或附錄生平事跡，或僅標記身份姓名。

山西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木板漆畫（局部）

詩賦器物之“圖書”

詩賦以文字為表現形式，目前出土發現的詩賦類文獻（如江蘇東海尹灣漢墓出土的《神烏賦》、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唐勒賦》、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哀誦》等）均未見附有圖像內容。不過，在《漢志》和出土資料中仍有詩賦類文獻相關的圖像線索。

《漢志》詩賦略雜賦類著錄有“《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從名稱來看，應當是以各類器物為主題的賦，此類賦的文字內容與所賦器物關系密切，可直接書寫于相關器物之上。前文提及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衣鏡，蓋板上就寫有一篇賦體文字，其中提及“右白虎兮左蒼龍，下有玄鶴兮上鳳凰，西王母兮東王公，福憙所歸兮淳恩臧，左右尚之兮日益昌”，就是對衣鏡鏡框內框所繪白虎、青龍、鳳凰、東王公、西王母等形象的描述；而后面殘存內容中的“□□圣人兮孔子，□□之徒顏回卜商”，對應的正是衣鏡背板上所繪的孔子及其弟子形象。這種以器物為載體，實現賦文內容圖文對照的形式，廣義上也可以視作一種“圖書”。

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鏡”背板復原圖

兵書輿圖之“圖書”

《漢志》兵書略集中著錄了大量“圖書”文獻，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圖四卷”“《楚兵法》七篇，圖四卷”“《孫軫》五篇，圖二卷”“《王孫》十六篇，圖五卷”“《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黃帝》十六篇，圖三卷”“《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鵊冶子》一篇，圖一卷”“《鬼容區》三篇，圖一卷”“《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五子胥》十篇，圖一卷”“《苗子》五篇，圖一卷”。以上兵書都配有單獨成卷的“圖”，這些“圖”雖然已經亡佚，但從兵書的性質來看，推測當涉及軍陣排布、山川地形、道路險隘等軍事要素。《漢書·景十三王傳》記載，江都王建陰謀反叛時“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其中提及的“輿地圖”和“軍陳圖”應當與兵書類文獻所附之圖的性質相同。

《管子·地圖》對地圖所涉內容及其與軍事的密切關系進行了概括：“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后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這些內容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兩份帛書地圖中得到實物印證。研究者將兩份地圖分別命名為《地形圖》和《駐軍圖》。兩幅地圖指向均為上南下北，以西漢初年長沙國南部地區（今湖南、廣西、廣東交界地區）為主要范圍，詳細標繪了該區域內的河流水系、山形地貌、城邑聚落、道路分布等情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駐軍圖》中用黑紅雙線勾框標繪了九支軍隊的駐地位置，各處基層聚落旁還注記有相關民戶數目，圖幅中央繪有一座三角形城堡，并詳細標繪了其中的城門、望樓、復道等信息，這些內容都具有明確的軍事屬性。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筮法》

方術圖像之“圖書”

數術、方技兩類文獻涉及先秦秦漢時期流行的各種實用技術，前者包括天文、歷譜、占卜、巫術等內容，后者則與醫藥養生有關。此類文獻中多包含圖像信息，是名副其實的“圖書”，圖文配合，以文釋圖，是其基本特征。以數術略天文類文獻為例，此類文獻內容以占星候氣為主，即根據星象、云氣的形態進行占算，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天文氣象雜占》便是此類“圖書”的實物。該帛書分欄書寫，每條內容先繪出云、氣、月、星等對象的具體形態，而后再寫出對應的名稱、解釋及占驗文字。

馬王堆三號漢墓中還出土有一份被稱作《導引圖》的帛書，繪有四十四幅人物導引圖式，以人像的形式展示了導引的不同動作，圖旁則用文字題記標注相應的動作名稱。1983年，湖北荊州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了一份題為《引書》的竹簡，以文字的形式詳細闡述了導引養生的術式方法及理論，可與帛書《導引圖》對讀互證。《漢志》方技略神仙類著錄有“《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內容當與此類導引“圖書”有關。

簡帛形制與“圖書”排版

從圖像與文字的排布位置關系來看，先秦秦漢時期“圖書”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圖文相雜的“圖書”，即圖像與文字在同一版面內：或文字注記于圖像旁側（如《列女傳頌圖》），或圖像嵌入文字之中（如清華簡《筮法》）。二是圖文分別的“圖書”，即圖像與文字分別成卷：大多數情況是文多圖少，圖像附于文字篇卷之后（如《漢志》兵書類著錄的“圖書”）；也有部分圖多文少的情況，比如《漢志》數術略歷譜類著錄有“《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按，“帛”字疑為“度”之訛）、“《耿昌月行度》二卷”兩種文獻，前者是圖像，后者是文字，從卷數來看，圖像內容就遠多于文字。

上述兩類“圖書”排版方式差異與早期文獻的書寫載體有關。先秦秦漢時期的文獻多寫于簡帛之上，簡帛收束成卷，每卷所能容納的內容有限，這就導致占用圖幅較大的圖像（比如地圖）不便隨文插入，只能單獨成卷，作為“附圖”。而像人物畫像、占驗圖形等尺寸較小的圖像則可以和文字內容放在一起，作為“插圖”，圖文對照使用。

1925年，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講義中寫道：“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一百年后的今天，得益于出土材料的大量涌現，我們有幸看到了更多先秦秦漢時期的實物資料，可以更好地理解圖文相輔的“圖書”傳統，這些“圖書”不僅是古代先民的知識載體，更是現代人了解兩千多年前社會、文化、思想、技術的直觀鏡像。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