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牧之爭到陸海分流

古代中國的對外關系傳統

本書討論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時間，始于秦朝而止于晚清。秦朝雖未囊括后世中國的全部疆域，卻首次把關中、中原、巴蜀、嶺南等地區納入中央集權的郡縣體系，而且通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之社會再造而形成了統一的中華文化。漢承其制，將儒學官方化，使“大一統—王化四方”成為帝國合法性的核心敘事。自秦漢始，古代中國才真正形成中央集權意義上的制度化對外體系，如何處理核心行政區與周邊勢力的關系才日益成為歷代朝堂的重要議題，并在隋唐、遼宋金元及明清時期隨著疆域的擴張而不斷演變。從秦朝至元朝，古代中國基本上處于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相爭的冷兵器時代，中原王朝時有敗績，但總體上處于優勢地位，此即本書書名前半部分“農牧之爭”的由來；明清時期由于航海大發現，東西交流與發展分化漸成大勢，特別是晚清時期西方列強陳兵海上，用船堅炮利打破了“天朝上國”的迷夢，古代中國出現了李鴻章所謂“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即在熱兵器時代一直被動挨打的局面，此即本書書名后半部分“陸海分流”的由來。

對外關系的倫理邏輯

從文化心理的角度來研究國際關系，是近年來西方學界的一大理論突破，此種做法既可彌補傳統軍事、政治、經濟、歷史維度的不足，也能提供相對獨立的解釋。但目前鮮有用這一視角來理解古代中國如何經略周邊，因此本書試圖從倫理維度去做一些探索。倫理本位是中國社會的核心特征，所有個體都處在一張倫理關系網絡中，均須面對和處理各種關系。倫理之于古代中國的重要性無須多言，而倫理本質上來說正是一種文化心理。

朝貢體系，是解釋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主流范式，但這一視角的解釋力有限。在研究“一帶”和“一路”何者更為重要時，我們需要在國家對外關系的倫理框架內考量二者的價值和意義。由于倫理范疇有很深的歷史文化根源，中國更是有上千年不斷流的歷史文化，本章將著重分析與古代中國對外關系有關的歷史觀念與文化傳統，并在此基礎上探求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倫理框架。

在本書的第三章和第四章，這一框架將分別用于探析陸地邊疆和“海絲”沿線地區在中國古代不同歷史時期的重要性，即從安全、文化、經貿和地理四個維度來考察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差序格局。為了和古代中國進行歷史比較，本書第七章將考察和總結近代歐洲經營亞洲的得失。

從邏輯上來說，古代中國的對外關系倫理固然要考慮地理方面的歷史觀念，但其核心仍屬于政治倫理的范疇，因為政治倫理既包括內政，也包括外交，而且對外關系往往是國內政治的反映和延續。而探究古代中國的政治倫理，則繞不開家國一體的儒家倫理體系。此一體系主要表現在“以倫理規范為紐帶的整合機制的聯結”。

漢代以來，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國倫理體系中長時間居于統治地位。家庭結構、社會結構與國家結構均是家長制的，因此家庭倫理與社會倫理及政治倫理也是高度同構的。舉例而言，君臣關系便可視為父子關系的映射。照此思維，古代中國家庭和社會中的人際關系也可以拓展至國與國的關系。換言之，從家庭和社會倫理出發，便可合理推導出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倫理框架。

研究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歷史，其意義不僅在于從歷史中借鑒成功經驗以及汲取失敗的教訓，還可以深入反思歷史因素對我們今天認識“一帶”和“一路”重要性的影響，特別是要認真檢討習慣心態和思考方式上的路徑依賴問題。對于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倫理框架，本書第六章將厘清其對當今時代的影響以及它所發生的變化，并在變化了的倫理框架內去探析“一帶”和“一路”的重要程度，同時看看今天的實踐與之相比有何可資借鑒之處。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本書所說的“古代中國”，主要指的是秦漢直至晚清時期，其中又以宋朝為一重要分界。之所以將秦漢作為討論的起點，是因為這一時期逐漸建立了古代中國具有外交意義的朝貢制度體系，與之有密切聯系的絲綢之路也正是在漢朝才開始形成。大體上，漢唐時期陸上絲綢之路比較活躍，對外關系的主軸是中原農耕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間的戰爭與和平。宋元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興盛，國際貿易的規模與重要性遠遠超過漢唐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世界史的發展逐漸轉向海洋文明與陸地文明間的商貿競爭。伴隨這一歷史進程的是，海洋地區也開始進入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視野。

普天之下與中國內外

分析古代中國的對外關系，首先遇到的難題是要確定古代“中國”與“外國”的界限。一方面，無法用皇權所及的范圍來指稱古代中國，因為類似的主權概念直到近代中國才產生，更何況古代中國還有“天高皇帝遠”“皇權不下縣”的情形。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漢民族來指稱古代中國，這不僅是因為曾有蒙古族和滿族等其他民族入主中原的歷史，更因為古代中國本就是一部漢民族與其他民族融合發展的歷史。概而言之，很難將古代的“中國”看成一個界限分明的共同體。

但是有一點確定無疑，那便是古代“中國”是以天子為核心的。從中國古代的世界觀來看，天子領受天命，代表“天”統治天下。盡管《詩經》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名句，但這并不意味著天下在地理范圍上無所不包。從法理上來說，天子要證明其獲得天命，必須在內統一中原，同時有外邦向慕歸化，這種政治和文化的“天下一統”是古代中國皇權合法性的主要體現。

在古代中國天圓地方的觀念中，天下一般由中國、九州和四海三部分組成，由內而外，方圓萬里。中國，按狹義的理解是“中央之國”，即天子所居住的都城，按廣義的理解則可將九州包括在內，此時的中國與“華夏”同義。九州之內被稱為海內，尊儒家文化而多用郡縣制；九州之外是四海，生活方式與華夏迥異的蠻夷常在這一地帶活動，按方位則可被細分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其中一些民族政權與古代中國保持著朝貢或藩屬關系。

通常認為，秦漢時期的疆域構成了古代中國的基本盤，這一時期“中國”才開始成為政治和文化上的共同體，并由此逐漸產生對“中國”的族群認同。在此基礎上，蠻夷戎狄等異邦外族便可確定為與古代中國相對應的“外國”。

顯而易見，中國位于天下的中心，異族外邦等“外國”則位于偏遠的邊緣。古代中國的國君在內部被稱作皇帝，而在與天下的異族外邦打交道時則稱作天子。在秦漢及其之后的古代中國，總有一些異族外邦無法進入中國的天下體系，他們在歷史語境中并不屬于當時的天下范疇。古代中國有時不得不平等對待這些“敵國”，甚至被迫接受“臣”的不平等地位。但在天下體系之內，古代中國根據“示無外”的文化傳統，力求平等對待一切異族外邦，但將他們一律看成地位相對低的政權。

由于“天下”這一概念強調古代中國的文明、道德與禮儀對其他民族地區的教化和影響，天子治下范圍的擴大不僅被視為天子德行廣大的象征，而且常被理想化地解讀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自然過程。這通常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周邊的部分異族外邦成為古代中國的一部分，這意味著古代中國的疆域由此擴大；另一種則指更多的蠻夷外邦成為古代中國的外部藩屬，這意味著“天下”范圍的擴大。

古代中國此一內外分野的觀念，可以追溯至商周時期的“內外服制度”。當時的“內服”以商王或周天子為核心，還包括他們直接統治范圍內的王室貴族和臣僚百官。享有相同的教化與文化認同是內服的重要特征之一。從地理上來說，“外服”通常指內服之外的封建諸侯國或其他民族地區。受自然地理和交通條件等因素的限制，商王或周天子一般對外服地區只能進行間接統治，內外服之間實質上是一種不平等的政治和軍事聯盟，外服須定期向商王或周天子朝拜納貢，但在統治和文化上均享有較高程度的“自治”。

從歷史來看，在內外的劃分中，周朝比較強調血緣邦族和地理因素，秦漢以后則更強調政治和文化的一統。從政治地理的角度而言，古代中國之“內”強調的是中原王朝實際控制的疆域，在此之外即可稱為“外”。但從心理的角度來說，所謂古代中國之“內”，即享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并且擁有農耕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否則即屬于“外”。由于從這兩個角度區分出來的“內外”并不能總是完全重疊，再加上古代中國的疆域經常發生變動，“內”和“外”的識別在古代中國的邊緣地帶會比較模糊。但無法否認的是，古代中國“內外有別”的理念流布久遠，影響至深。

中心、邊疆與朝貢

自漢朝開始，強盛的中原王朝建立并延續了一種可以稱為“中國中心論”的思想觀念。這一觀念基于下列前提：無論是從客觀實際還是主觀想象出發，古代中國的文明程度和生產方式都比其他民族的更為優越。因此，古代中國是而且應當是世界秩序的核心，至少是同時代東亞地區的中心。在費正清看來，古代中國的外交關系大體可以看成以中國為中心的一個多圈層等級結構：最內圈是漢字圈，包括朝鮮、越南、日本和琉球群島等文化相同的屬國；其次是內亞圈，主要包括亞洲內陸地區的游牧民族和部落政權；再次是外圈，如東南亞、南亞以及歐洲等與我國遠隔重洋的地區。

從政治地理的角度而言，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在古長城內外的邊疆地帶。但邊疆很難說是古代中國的地理邊界，更恰當的說法是，邊疆乃是中原王朝與異族外邦的過渡地帶和安全緩沖帶，同時也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匯地。對于這一地帶，漢唐時期主要采用羈縻府州之制，而明清時期則采取土府州縣的辦法予以經營。名義上，這些府州縣都屬于中原王朝的治下，可以當地土特產向朝廷納貢并由此獲得經濟上的回饋。一般而言，其最高長官不由朝廷派任，而由當地的民族首領世襲罔替，在內政上享有幾近絕對的自由，可以自主采取和中原地區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體制。但在軍事上，這些府、州、縣負有配合朝廷穩定邊疆的義務。不難看出，羈縻之策實際采取的是封建的辦法。和戰爭手段相比，這種封建的辦法在穩疆固邊方面付出的代價比較小，而且有利于促進中原王朝的民族融合和疆域的拓展。

在羈縻府州或土府州縣之外，對于獨立性更強的邊疆地帶和更為偏遠的異族外邦，古代中國常采用冊封或朝貢的辦法與之打交道。朝貢是朝覲與貢納的合稱。從古代中國的視角來看，一切蠻夷都應向天子朝貢以示誠敬和歸順之意，天子擁有對蠻夷進行冊封的權力，蠻夷接受冊封后則成為藩屬，必須使用中國的歷法、年號和天子授予的印璽，其統治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得到古代中國的認可。

通常來說，古代中國如果接受某一外國的朝貢，則意味著此一外國可以獲得與中原地區進行貿易的權利。但并非所有的異族外邦在朝貢之后都能成為被冊封的藩屬國。那種僅具有朝貢貿易關系的國家，在古代中國的外交體系中無法和藩屬國的重要性相提并論，因為后者實質上與中原王朝構成政治及軍事同盟關系。此外，古代中國也常常將藩屬國身份視為對異族外邦文化親緣性或地緣重要性的一種認可。

一般認為，中國古代建構這種朝貢體系的努力始于漢代，興于隋唐，盛于明清，其中其他民族政權也常被稱為“藩屬”或“臣國”。朝貢體系的核心是中國人以“德”為基礎的優越感，其他民族政權對這種優越感的認同往往基于雙方的實力對比。但是，異族外邦在實踐中主要考慮成本收益，對加入古代中國的朝貢體系常常采取策略性態度。

從古代中國的角度來看，朝貢體系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提供實際的利益。例如，中原王朝曾為了規避戰爭所付出的高昂代價，努力將一些異族外邦納入朝貢體系，這實際上是用朝貢這種成本較低的方式維護自身安全。在儒家思想中，朝貢國家數量的多寡象征著天子“政德”和“天命”的盛衰。盡管朝貢體系內其他國家對儒家這些傳統觀念的接受程度不一，但是這些國家的確可以從與古代中國的朝貢關系中獲得貿易特權或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利益。這是朝貢體制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的重要原因。

重內輕外的思想根源

與前述“中國中心論”的觀念一脈相承的是，古代中國有一個可以稱為“內方外圓”的治理傳統。“內方”是指在強調皇權至尊方面的原則性，“外圓”則是指在維護皇權正統與安全的前提下，處理對外關系時的靈活性。具體而言，“內方”是為了防止內部分裂以及挑戰皇權，“外圓”則是為了減少與異族外邦的沖突，進而減輕異族外邦對皇權的壓力與威脅。“內方”是“外圓”的基礎，在優先級上要高于“外圓”。這既為處理對外關系提供了彈性，同時也構成了至關重要的約束。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這一邏輯，將會在本書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有所體現。

追根溯源，上述“內方外圓”的經略傳統源自漢朝的儒家思想。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古代中國的思想意識影響深遠。當時的大儒董仲舒統一了先秦儒學的不同派別，使儒家思想成為此后歷朝歷代的正統思想。董仲舒成功的關鍵在于，他將儒家思想改造成如圖2.2所示的“理論硬核—軟防護帶”的特殊結構。在理論硬核部分，董仲舒將儒學高度抽象為與政治權力密切相關的基本原則與規范，并將其奉為不可動搖的圭臬；而在軟防護帶部分，董仲舒則提倡只要有利于維護理論硬核的主張，無論其是否屬于儒家思想，皆可為朝廷所用。

換言之，董仲舒一方面將儒學的理論硬核部分變成了一種宗教性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采用實用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具體的政策與思想分歧，即凡是有助于維護皇權統治的政策與思想，皆可被納入防護帶，為我所用，無論它們是否屬于正統儒家。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同時具備堅硬的“理論內核”與彈性的“防護帶”，這才使其在之后的古代中國具有廣泛適用性，并在意識形態領域長期占據統治地位。

“理論硬核—軟防護帶”結構為理解古代中國史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當“軟防護帶”太窄而不能保護“理論硬核”時，古代中國就容易陷入分裂與混亂，并且任何“理論硬核—軟防護帶”結構的崩潰和重構，都對應著一個朝代的覆亡與另一個朝代的興起。故而也可以想見，任何時候在古代中國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理論硬核”必然是官方所強調的根本前提，所有的改革也都只能在“軟防護帶”上做或大或小的修改。一切質疑和挑戰“理論硬核”的想法或做法都帶有革命的意味。革命一旦完成，儒家思想又會被用來論證新朝代的統治合法性，“理論硬核—軟防護帶”的結構隨之迅速恢復。

將“內方外圓”的經略傳統與儒家思想的“理論硬核—軟防護帶”特殊結構結合起來，便不難理解漢朝為什么會在先秦“尊王攘夷”口號的基礎上提出“攘夷必先安內”，以及宋、明、清三朝也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實際上，古代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時，總體上呈現“重內輕外”的特征。即便有時看似“重外”，但實質上多從內部視角考慮。需要注意的是，“重內”容易導致儒家思想“理論硬核”和“軟防護帶”之間的關系緊張，因而易生內亂民變。“輕外”則容易導致對外防御不足，一旦異族外邦入侵中原，則有亡國之虞。

由于上述緣故，加之擁有的資源有限，古代中國很難長期做到內外兼顧，不容易在內和外關系的處理上達到平衡，總是在過于“重內”與過于“輕外”之間搖擺。這也是古代中國在“內憂”與“外患”之間交替興亡的思想根源。簡而言之，漢朝亡于內憂而有三國，后有西晉末年十六國的混亂局面；東晉又因內憂而改朝換代，南北朝是漢民族政權和其他民族政權對峙時期；其后隋唐亦終于內憂，再有兩宋因外族入侵而亡國；元朝又亡于內憂，明朝失于清人之手，清朝又主要因內憂而終。

親疏遠近的外交差序格局

就古代中國的外交情形來說，最能代表國家的無疑是天子。天子自然有其人際關系，也會受社會層面的倫理影響。古代中國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時，的確也經常用人倫的思維去指稱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如兄弟之邦、父子之國和友邦等，金與南宋兩國的皇帝還曾一度以“侄叔”相稱。此外，和親政策作為古代中國改善與周邊國家關系的一個重要手段，也體現了人倫的思維方式。由于古代中國與其他少數民族政權間的關系復雜而多變，內外服制度、中國中心論、朝貢體系理論、天下秩序觀等視角都不足以反映出這種多樣性與動態變化。

本書提出，天子的“差序格局”能夠成為觀察古代中國處理周邊關系的一個更佳角度。古代中國的皇帝既是個體的人，也是可以代表國家社稷的“天子”。因此，皇帝從個體的世界觀出發考慮中國與周邊地區的外交關系時，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個體“差序格局”思維的影響。

何謂“差序格局”？這是費孝通在解讀中國傳統的人際關系與社會結構時所創造的詞，指的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圈層結構，不同圈層距離中心的遠近代表親疏程度的不同或貴賤差等的次序。在差序格局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很多種情形，包括親緣、類親緣和地緣等，在每一種情形中都有相應的行為規范與權利義務。

一般來說，他人在差序格局中所處的位置，通常需要綜合考慮三個維度：倫理、情感和利益。倫理對情感和利益有規范性的影響，在差序格局中扮演著基礎性的角色，但情感和利益反過來也會加強或削弱倫理關系，而且情感和利益這兩個維度之間還可能相互影響。從這三個維度來看，差序格局中的自我相對于他人事實上存在著某種權利與義務的交換關系，人際關系的核心在于觀察具體的交換內容以及這種交換關系的強弱與對等性。

在此意義上，差序格局可視為中國人處理人際關系的一種普遍思維方式。舉例而言，父子關系是非常重要的倫理關系，在這一倫理關系背后，父慈子孝便意味著“慈”是父親的義務，而子女“孝”則是父親的權利。站在子女的角度來看，權利與義務恰好相反。“慈”和“孝”當然都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從培養子女和孝養父母的角度來說，父母和子女之間自然會有現實的利益關系。父母和子女的親密程度取決于他們在倫理基礎上的情感及利益的綜合交換關系。

儒學在古代中國的重要地位毋庸贅言。從儒學的角度來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實則也是強調個體應從人道出發由內向外推及治平的道理原則。儒家經典中的治理理想，即“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圣人之治”，推崇“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強調家庭、國政和外交思維的一致與融合。以此觀之，中國古代的外交體系也可看作是以天子為中心的一個圈層結構。但是天子個體層面的倫理、情感和利益考量，在國家對外關系層面的內涵表現必然與前者有所不同。

和前述“父慈子孝”的邏輯相一致，天子必須對人民負起責任，這樣才可贏得民心，民心即天命。否則就會失去民心，丟掉天命。從倫理的維度來說，《孟子》中有“保民而王”的說法，唐朝時也強調“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柳宗元更是明確指出：“天子之孝，在于保安社稷、司牧烝黎。”這些說法證明，天子在對外關系領域最大的倫理即要保證百姓和國家的安全，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便會發生天命轉移的情況，天子因此將不再配稱“天帝之子”。換言之，安全問題事關古代中國皇帝的根本利益，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也在對外關系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常常是決定國家間“倫理”規范的關鍵。此外，古代中國的儒家文化屬于內斂型而非擴張型，其向農耕地區以外的版圖擴張基本上都由游牧政權或游牧民族完成，中原農耕王朝在國防上主要采取防御性政策。元朝和清朝均是由游牧民族出身的皇帝所建立，它們也是古代中國疆域最廣的兩個朝代，即便是漢民族最引以為傲的漢唐也不能與之相比。造成這種疆域差別的原因之一在于漢儒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內向”的文化，并不主張將自身的文化規范通過武力強加于別國或其他民族，天子的盛德體現在修內治而使遠方四夷“聞風向化，稽首來朝”。這便是儒家所講求的“平天下之要在治國，治國之要在齊家，齊家之要在修身，修身之要在誠意正心、格物致知”。

在安全維度之外，其他三個影響古代中國外交關系的維度包括：文化維度、經貿維度以及地理維度。文化維度對應個體差序格局中的情感維度，因為古代中國的天子常常對周邊國家中熟悉和遵從中華文化禮儀者青睞有加，而將其他地區視為蠻夷化外之地。經貿維度和地理維度則更接近個體差序格局中的利益維度，事關天子在對外關系中的貢物、人口和土地等重要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國主流的價值觀中，倫理和情感是擺在首要位置的，利益相對而言是較為次要的。孔子有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從天子考慮對外關系的角度來說，安全和文化方面的價值要優先于經貿、人口和土地等現實的經濟利益。

和個體的差序格局類似，古代中國對外關系差序格局背后所反映的也是與周邊政權間的交換關系，包括互酬形式的贈予和回禮，以文化上的遵從交換安全方面的保障，經貿體系中的商品交換等。安全、文化、經貿和地理四個維度的相互影響集中體現在古代中國與周邊地區的政治經濟關系中。古代中國對這四個維度的統籌考量是其外交定位與決策的主要依據，并根據情勢的變化動態調整對外關系。換言之，隨著歷史的發展，周邊地區或其他民族政權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圈層結構上的位置具有一定的流動性，而且隨著一些政權退出這個圈層結構，另一些政權也可能進入這個圈層結構。

需要說明的是，在外交體系差序格局中，以中國為中心強調的只是一種自我視角以及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有別于古代中國認為自身總是優于其他民族政權的“中國中心論”或是“天下秩序觀”。對待古代中國和其他民族政權的關系問題，外交差序格局的理論提倡實事求是的態度。這不僅有助于跳脫“中國中心論”的窠臼，還可以超越僅依據文化、經貿或地理等單個因素來考察對外關系的局限。基于安全、文化、經貿、人口與地理等多維度的綜合視角，既有利于橫向分析比較特定時期周邊局部區域的重要性，也有利于縱向比較發現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的總體差異。

內容簡介 · · · · · ·

【內容簡介】

本書以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為鑰，系統梳理了從先秦到清代經營陸海通道的經驗，并從中提煉出極具穿透力的 “流動性優勢”理論 ：真正的地緣競爭力，在于安全、經貿、文化、地理四大維度流動性的聚合能力。在結尾，作者特別指出：“當前國家的流動性優勢進入了數字增強型的聚合時代，中國應該超越海陸兩分的傳統地緣思維，通過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科技創新及其在安全、經貿、文化、地理等維度的廣泛應用，推動實現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流動性優勢的趕超”。

作者出身國家高端智庫，其研究具有鮮明的現實關懷。書中諸如“警惕過早去工業化”“保持農業基礎與強大制造能力”等觀點，并非書齋推論，而是源于對現實戰略需求的深刻洞察。書中對“東南亞不是主要的安全威脅”“儒家文化對東南亞的影響”“文化滲透的作用”等話題的討論也頗具啟發性，“‘向陸’還是‘向洋’”“‘一帶’和‘一路’哪個更重要”等話題更與“十五五”規劃中“經略海洋”倡議有密切關聯。

本書面向所有關心中國前途與世界秩序的讀者——無論是地緣研究的專業學者、參與國家發展實踐的從業者，還是思考未來的普通人，都能從書中找到理解當下地緣變局的新視角。

【作者簡介】

盛思鑫，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決策咨詢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兼職）。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專員、廈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廈門市“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掛職）。著有《誰在誤導你的決策：無處不在的守門人》等作品。

【目錄】

推薦序一 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需要更多的“自主創新”
推薦序二 回歸中國視角 探尋周邊外交的歷史得失
第一章 緒論
從“一個拳頭”到“兩個拳頭”
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
三種歷史視角的跨越與融合
地緣屬性與地緣戰略
第二章 古代中國的對外關系傳統
對外關系的倫理邏輯
普天之下與中國內外
中心、邊疆與朝貢
重內輕外的思想根源
親疏遠近的外交差序格局
第三章 陸地邊疆的重與輕
最大的安全威脅來自北方邊疆
陸路對外貿易的安全色彩
農牧文化的相互影響與融合
從長城內外到秦淮南北
小結：農耕世界與游牧世界的關系
第四章 海上拓展的虛與實
東南亞不是主要的安全威脅
儒家文化對東南亞的影響有限
海路朝貢貿易的文化特性
重陸輕海的思維與因地施策
小結：陸地文明與海洋文明的沖突
第五章 在陸地游牧與海洋游牧之間
陸地游牧與海洋游牧的差別
“塞防”與“海防”哪個更重要
“向陸”還是“向洋”
對加強陸海統籌的啟示
第六章 古代中國經略陸海的得失與鏡鑒
陸路的安全意義遠大于經濟意義
海路的經濟意義最為突出
古代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文化吸引力
對共建“一帶一路”的啟示
第七章 明清時期歐洲對亞洲政策的成與敗
經貿利益是歐洲對亞洲戰略謀劃的首要考量
海上霸權是獲得經貿利益的重要保障
文化滲透作為鞏固和提升經貿利益的手段
歐洲在亞洲活動的地理因素制約
對我國應對西方“印太戰略”的啟示
第八章 超越陸地游牧與海洋游牧的流動性
農牧時代的流動性優勢比較
海洋游牧流動性優勢的聚變
聚合的流動性優勢何者更強
數字游牧時代的流動性優勢
附錄一 古代中國外交體系的四種視角
附錄二 國家興衰的五種理論解釋
參考文獻
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