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進士試卷眾多，唯一現(xiàn)存狀元卷上有萬歷皇帝親批嗎？

萬歷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五八三年，山東青州城里剛剛考中舉人的趙家年輕人，把喜報貼到堂屋門楣上時，大概很難想到，幾十年后，他那同族后輩寫下的一卷殿試答卷，會在四百多年后成了博物館里的鎮(zhèn)館之寶。

說到明清科舉，不少人腦子里蹦出來的，是戲曲里“金榜題名時”的喜慶場面。其實在歷史檔案的層面，更讓人唏噓的是：這么龐大的科舉機器，幾百萬考生、幾百位狀元，真正留下來的狀元卷真跡，今天只剩下一卷，而且是明代萬歷二十六年的殿試卷，上頭還壓著萬歷皇帝親筆朱批“第一甲第一名”六個字。

這卷紙，長三米多，寬不到半尺，從禮部庫房到鄉(xiāng)間枕頭，再到博物館恒溫庫房，中間走了很繞的一圈路，也折射出明末黨爭、士人氣節(jié)以及普通人對“讀書做官”這條路的固執(zhí)與僥幸。

有意思的是，這段故事的三個主角，剛好串起了三個層面：寫卷子的人，是明代的狀元趙秉忠；守卷子的人，是他的趙氏后人；把卷子從枕頭里“請”出來的人，是一九八三年的青州文博干部魏振圣。三個人活在不同世紀(jì)，卻都被這卷紙牽在一起。

一、從榜眼探花說起：八百狀元，為何只剩一卷紙

科舉自隋唐開端，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也就是一九〇五年正式廢止，整整一千三百多年，制度反復(fù)調(diào)整，但“殿試點狀元”這一幕始終是最抓眼球的部分。史書記載下來的大約八百多名狀元，其中文科狀元有五百二十多人，剩下的是武舉狀元和少數(shù)特科狀元。

從數(shù)字上看，八百聽著不少，但攤在時間軸上，很清楚：平均一兩年才出一個。對當(dāng)時的讀書人來說，能中進士已經(jīng)是光宗耀祖，能躍到一甲一名，那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榮耀。有人說，在宗族祠堂里，族譜能寫上“某某公，中進士”，就能占一整頁；要是寫“某某公，狀元”，那后世子孫大概率要給他單立祠。

不過，卷子是紙做的。紙怕火，怕潮，怕蟲，更怕人不當(dāng)回事。鄉(xiāng)試、會試、殿試的試卷，明清兩代都有比較規(guī)范的保存制度，歸禮部統(tǒng)一保管。殿試一甲前三名的卷子，還要在宮中抄副本，存入大內(nèi)檔案；正本則和其他卷子一起，在禮部檔案庫中卷宗封存。

聽上去很謹(jǐn)慎，但從明末清初戰(zhàn)亂、宮廷火災(zāi)，到后來的變亂與挪移，檔案庫房一次火，就能燒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卷宗。加上部分檔案外流、散佚，有些被當(dāng)廢紙糊窗戶，有些干脆被人當(dāng)舊紙賣掉。到了近現(xiàn)代，鄉(xiāng)試、會試的黃卷還有不少零散存世，反倒是最金貴的狀元卷，一卷都難見。

所以，今天會在電視節(jié)目、拍賣場上看到明清試卷，多是普通進士或舉人的卷子。真要遇到寫明“某年某科狀元卷”的，多半得打個大大的問號。這一點，全國文博系統(tǒng)的人心里都有數(shù)。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文物部門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前后曾統(tǒng)計、查找各地藏品，有一個有意思卻又有點尷尬的結(jié)論：明清兩朝，能確證的狀元考卷真跡，一件都沒有。全國空缺。

空缺，就顯得那一卷赫然寫著“第一甲第一名”的萬歷狀元卷格外扎眼。它的出處不是宮中舊藏，而是山東青州一戶普通農(nóng)家的枕頭里。

二、六個狀元的青州府與萬歷二十六年的殿試

翻開山東青州的地方志，會發(fā)現(xiàn)一個細(xì)節(jié)：從北宋算起，到明清兩朝，青州一共出了六位狀元，在山東府州里算是非常亮眼的一筆。這六人背景不同，各有故事，其中最晚的一位，就是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也就是一五九八年的狀元趙秉忠。

按明制，舉人通過會試后，入春闈殿試，由皇帝親自“點名單”。萬歷二十六年的殿試題目，很有意味，叫《問帝王之政與帝王之心》。說白了，就是讓考生談統(tǒng)治者的治國之道以及內(nèi)心操守，這題目看似宏大，實則考察的是對儒家帝王心術(shù)的理解。

史書與地方志記載，那一年殿試共錄取進士三百多人，趙秉忠時年二十五歲，已是“青齊才子”中的佼佼者。傳說中他伏案一整天，才把三段八股文抄完，最后呈卷于御前。卷紙用的是上等宣紙，長約三點三米，寬零點三八米，分為三大段，全部用館閣體小楷寫成，字字工整。正文之前，萬歷皇帝用朱筆批下“第一甲第一名”六個大字，卷尾則是九名讀卷官的簽名。

有讀過這卷復(fù)制件的人評價，說趙秉忠的文字不算“驚天動地”，但條理清楚，立意端正，對“帝心”的把握很契合朱明朝廷那套理學(xué)話語。皇帝批這六個字的時候，大概也未曾想到，這一筆會讓后世文博專家興奮到睡不著覺。

按當(dāng)時禮制，狀元不必再參加朝考，可直接授翰林院修撰，正六品，殿試后不久入翰林。對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條很順暢的仕途起點。

趙秉忠之后的幾十年，正是萬歷中后期到天啟年間，黨爭漸起，宦官勢大，讀書人的路看上去光鮮，走起來卻步步驚心。他自己的人生軌跡，也慢慢和那卷殿試答卷糾纏在一起。

三、“盜卷”與革職：禮部尚書的那點心思

談趙秉忠，地方志與《明史稿》里常用一個詞：“性剛直”。這樣的性格在前期皇帝尚肯聽諫時叫“忠直”，到了天啟朝就變成了“麻煩人物”。

從萬歷后期起，他在翰林院累遷侍讀學(xué)士，再調(diào)禮部任侍郎，后拜禮部尚書。禮部兼管科舉、禮儀、祭祀等等，是文官系統(tǒng)的要害部門之一。也正因為這份職務(wù)，他有機會接觸到禮部檔案庫中保存的歷科試卷。

天啟年間，大宦官魏忠賢勢力膨脹，人稱“九千歲”，東林黨與閹黨對立激烈。不少朝官要么依附閹黨，要么被排擠貶謫。趙秉忠身為禮部尚書，如果肯順勢而為，日子可能要好過許多。但史料記載，他對魏忠賢集團始終不肯低頭，朝堂上多有不附和、不迎合的言語。

這種態(tài)度，在那時就等于給自己在簡本上添麻煩。沒過幾年，他就被魏忠賢一伙羅織罪名，革職為民，遣歸原籍。這一年，他五十出頭，離中狀元不過三十年，卻已經(jīng)從六部尚書跌成一個白身老人。

也就是在這個前后，他做了一件不大不小，卻影響深遠(yuǎn)的事——把自己的萬歷二十六年殿試正卷，從禮部檔案中“拿”了出來，帶回了青州老家。

有人會問，這算不算“盜卷”？從制度上說，殿試卷屬于國家檔案，任何人私自取走，當(dāng)然違規(guī)。但趙秉忠自己大概有一番心思：一，殿試卷本就是自己親手寫的，算是一生最高光時刻的見證；二，眼看朝局黑暗，誰知道這些卷子以后會不會被毀、被燒、被改；三，仕途已斷，帶著這卷紙回鄉(xiāng)，既是自我安慰，也是留給宗族的一塊招牌。

至于具體拿卷的過程，史料沒有詳細(xì)記載。這也是后人不好隨意添加戲劇性細(xì)節(jié)的原因。不過，從當(dāng)時禮部尚書的權(quán)力范圍來看，他要調(diào)閱檔案，書吏不敢多問；卷宗拿進拿出，若非刻意搜查，也的確不易被察覺。

無論怎樣，這一卷本來該鎖在禮部庫房里的試卷，就這樣塞進了趙氏宗祠的箱柜里。等到天啟七年也就是一六二七年，趙秉忠在青州病逝，享年五十三歲，這卷紙已經(jīng)悄悄從“國之檔案”變成了“家之傳寶”。

遺憾的是，他沒熬到崇禎朝對不少被閹黨迫害官員的平反詔書，沒有看到名節(jié)正式昭雪。對后代子孫來說，能證明祖宗“當(dāng)年何等風(fēng)光”的，除了族譜上那一行“明萬歷進士、狀元、禮部尚書趙公秉忠”之外，最硬的物證，就是那卷三米多長的殿試卷。

四、枕頭里的宣紙：四百年的守與舍

趙秉忠死后，趙氏宗族對這卷狀元卷的態(tài)度，用一句俗話概括很貼切：“比命還重”。地方上流傳的家規(guī)里有一句：“狀元卷，慎藏之，慎言之”。

趙家這一支，從明末到清初，免不了要經(jīng)歷戰(zhàn)亂、改朝換代的折騰。富不過三代這句話，對大部分曾經(jīng)顯赫的世家門第來說并不夸張。趙氏后人當(dāng)中，有的仍在科場上打拼，有的落入平民行列，靠務(wù)農(nóng)、販運度日。家道起起伏伏，唯有那卷黃紙始終被當(dāng)作“趙家臉面”。

時代往前走到清末民初，科舉已經(jīng)廢除，“狀元”這個詞從現(xiàn)實官場走進故事書。趙家的那卷紙，價值也變得微妙。一方面，它還是族中老人掛在嘴邊的榮耀；另一方面，社會動蕩、生活困頓，家里若真窮到揭不開鍋，“賣字畫、賣古董”這種事并不少見。

有意思的是，趙家?guī)状藢幵甘〕詢€用，也沒動“賣卷子”的念頭。家里老人對晚輩說得很直白：“祖宗臉面，不能拿去換錢。”這一句話，在四百年的時間里反復(fù)被提起。

到了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風(fēng)雨更急。政治運動之下，很多帶有“封建”色彩的物件被處理、焚毀，各種族譜、匾額、舊書遭遇的結(jié)局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一卷堂而皇之寫著“第一甲第一名”的明代狀元卷，很容易惹麻煩。

趙秉忠的后人趙煥彬，正是這一時期的“守卷人”。據(jù)他的回憶，那些年家里人商量過不止一次，有人提議干脆燒掉，免得惹禍；也有人說，這要是燒了，對不起祖宗。最后達(dá)成的辦法有點土，卻很有效——改藏枕頭里。

夜里燈火昏黃時，老人把卷子一層層折好，用布裹住，塞進枕芯里，再縫死。白天不說，晚上枕在頭下，“有事先保命，沒事也不離身”。這種藏法，其實風(fēng)險也不小，潮氣、汗氣都傷紙，但在當(dāng)時的氛圍里，這是他們能想到保命與保物之間的折中辦法。

“要不是躲到枕頭里，這卷紙早不知道去哪了。”多年后，趙煥彬?qū)θ苏f起，很有感觸。確實如此，同一時期多少名人手跡、明清檔案，都在一陣陣風(fēng)潮里消失殆盡。而一卷看似脆弱的宣紙，就這么靠著一針一線，躲過了最危險的幾年。

時間來到一九八三年，形勢早已不同。山東青州博物館在當(dāng)?shù)剜嵞复彘_展文物普查時，村里人閑聊中提起：“我們這村有趙姓人家，說是先祖是明朝狀元，家里還有狀元卷哩。”這話傳到時任館長魏振圣耳朵里，他立刻警覺起來。

在文博圈里，關(guān)于“明清狀元卷存世”的說法，已經(jīng)討論多年。大家知道從中央檔案到地方文博單位，都沒見過真跡。如果青州這個傳說是真，那意義就不一樣了。

魏振圣很快按照村民指點，找上門去。屋里坐著的那位老人，就是趙秉忠第十三代孫趙煥彬。兩人一見面，話題就繞著“狀元卷”打轉(zhuǎn)。

據(jù)當(dāng)事人回憶，當(dāng)時對話挺樸素——

魏振圣說：“老趙啊，這卷子真在你家？要不要拿出來給國家看看？”

趙煥彬搖頭：“這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再難也不能賣。我們趙家人說好了，要一代一代傳下去。”

這話不假。對趙家人來說，這卷紙的意義已經(jīng)超出文物層面，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是祖宗豎在那里的標(biāo)桿。無論國家還是誰，要“買”走，直覺都是排斥的。

不過，魏振圣也有他的擔(dān)憂。多年從事文博工作，他太清楚這種古紙的脆弱了。沒有專業(yè)的恒溫恒濕，沒有除酸修裱，一旦霉變蟲蛀，那就是不可逆的損失。偏偏這些道理，用書面語說，村里老人未必愿意聽。

后來的事，已經(jīng)算是文博戰(zhàn)線上的一個“經(jīng)典案例”。魏振圣不是一次、兩次上門，而是前后跑了二十四趟。每次去，不是空喊口號，而是琢磨著說些趙家老人聽得懂的話。比如，他會解釋：“老趙，這東西不光是你們趙家的，也是明朝的，也是咱們國家的。放在博物館，就是讓更多人知道你祖宗有多光彩。”

一來二去，趙煥彬心里也有了變化。他一方面固執(zhí)地強調(diào)“不能賣”，另一方面也開始擔(dān)心，“擱在家里，要是哪天著火、進水，可就真對不住祖宗了。”

最終，在魏振圣第二十四次上門那年，趙煥彬點了頭，不過他堅持一個說法：“賣，不賣。要捐給國家，可以。”態(tài)度看起來倔，實則是守了祖宗規(guī)矩的底線。

那天，他轉(zhuǎn)身進里屋，抱出一個舊枕頭，當(dāng)著魏振圣的面，用剪刀把枕頭一剪，棉絮飛起，里面卷著一團布。布打開，一卷折成十幾折的黃紙慢慢露出來。魏振圣只看卷首，就愣住了——六個朱紅大字，清清楚楚：“第一甲第一名”。

卷子一共折成十九折，從展開的筆跡看，紙雖有破損、折痕，但用墨沉穩(wěn)，字跡清晰。卷尾九位讀卷官的簽名，依次排開，對照史料完全對應(yīng)。就在青州這間普通農(nóng)家屋里，明萬歷二十六年的殿試狀元卷，第一次重新見到光。

五、一紙萬金？榮耀、鑒定與鎮(zhèn)館之寶

趙煥彬把卷子雙手捧著，嘴里念叨了一句：“這是我們趙家的命根子，祖祖輩輩，比命都看得重。”他提起往事，說文革那些年，卷子天天在枕頭底下，就怕有人搜查時出事；再往前，他年輕時闖關(guān)東，怕路途顛簸出意外，還曾把卷子縫在衣服里，寸步不離。

從個人角度看，這幾句話并不夸張。一個普通農(nóng)家，四百多年守著一卷紙，靠的就是這種近乎倔強的執(zhí)念。也正因為如此，趙家的這份傳家寶，才有機會從清代、民國，一直躲到新中國。

一九八三年六月，青州博物館迅速行動，邀請國內(nèi)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文物專家對這卷狀元卷進行系統(tǒng)鑒定。鑒定過程很謹(jǐn)慎：紙張與墨跡的年代檢測、書法風(fēng)格比對、與史料記錄互相印證，甚至包括與萬歷朝其他朱批檔案的筆跡對比。

最終結(jié)論很明確：這是一件明代萬歷時期的原件真品，非摹本、非偽作。卷首萬歷朱批與現(xiàn)存宮廷檔案中神宗朱批筆跡高度一致，卷尾九位讀卷官姓名、職銜與那一科進士題名錄核對無誤。這就意味著，兩件事被同時確認(rèn)了：其一，這確實是萬歷二十六年殿試狀元趙秉忠的正卷；其二，這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可確證真?zhèn)蔚拿髑鍫钤季怼?/p>

這一發(fā)現(xiàn)，立刻彌補了明清宮廷檔案中關(guān)于科舉狀元卷的空白，對研究中國科舉制度史、明代政治文化都具有不小的參考價值。簡單說，這卷紙成了學(xué)術(shù)界、文博界都極為重視的“孤品”。

趙煥彬因主動捐獻這件國家一級文物，被授予榮譽證書，還獲得了一筆獎勵資金。值得一提的是，他當(dāng)初負(fù)氣說的“不賣”，并不是一句客氣話，從始至終，他的態(tài)度都很清楚：這是捐給國家，不是做買賣。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普通人對“祖宗榮耀”觀念的另一種堅守。

此后，趙秉忠狀元卷被正式定為青州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保存條件也大為改善。恒溫恒濕庫房、專業(yè)修裱、防酸材料，這些過去村里人想都想不到的東西，如今成了保護這卷宣紙的必要配置。為了讓更多人一睹風(fēng)采，博物館制作了多套高仿真復(fù)制品，陸續(xù)在各地展出。

跟風(fēng)而來的，還有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每到高考季，總有家長或考生來到博物館，買上一份復(fù)制的“狀元卷”，回去當(dāng)個“吉祥物”，寄托一個“金榜題名”的愿望。按理說，科舉與高考制度差別很大，但在很多普通人眼里，“一紙定前程”的緊張感卻有某種相似。狀元卷從政治制度的象征，悄悄多添了一層“求好運”的民間含義。

回頭看這段歷程，一卷紙的命運里，折射的是幾層?xùn)|西：有明代科舉制度的嚴(yán)密與漏洞；有士大夫在朝堂風(fēng)波中的起落榮辱；有一個被閹黨排擠的禮部尚書，在被革職前后偷偷把自己的卷子帶回家的小小倔強；也有四百年間一戶普通人家對“祖宗臉面”的執(zhí)著守護。

若從萬歷二十六年算起，到一九八三年這卷紙走進青州博物館，足足三百八十五年。期間改朝換代、戰(zhàn)火連綿、社會巨變，它沒有被賣掉，也沒有葬身火海，而是一直在民間的箱子里、枕頭里、衣服里輾轉(zhuǎn)。現(xiàn)在，它靜靜躺在恒溫恒濕的庫房中，偶爾被展出一次，吸引無數(shù)觀眾駐足。對懂行的人來說，那六個朱紅大字，遠(yuǎn)不只是“第一甲第一名”六個字那么簡單，它背后，是科舉時代留給后人的一個難得的實物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