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王效禹多次申請去烈士陵園當義務守墓人，為何每次都被拒？

1

1995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慢。山東青州的風里還帶著冬天的硬茬子，刮在臉上像沒磨好的刀。高柳鎮段村的一個小院里，王效禹坐在藤椅上，手里攥著一支禿了尖的毛筆。

陽光透過剛發芽的葡萄架灑下來，光斑在他滿是老人斑的手背上跳動。他眼神有些發直，盯著石桌上那張還沒干的宣紙。紙上寫的是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寫到“山舞銀蛇”的時候，筆尖分叉了，墨水洇開，像極了1945年陳戶那場仗留下的血漬。

屋里的掛鐘敲了十下。夫人劉崇玉端著一碗熱粥出來，碗邊冒著白氣。

“喝點吧，溫乎著呢。”

王效禹沒動彈，像是沒聽見。他的思緒早就不在這個小院了。他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的那個山溝。那是1945年，也是這樣的春寒料峭，只不過空氣里不是墨香，是火藥味和血腥氣。

那時候他31歲，身強力壯，是中共臨淄縣委書記兼獨立營政委。他帶著幾百號人——有干部、有戰士，更多的是被日軍掃蕩逼進山溝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推著獨輪車，趕著牲口，像被獵人圍趕的羊群，慌不擇路地鉆進了陳戶的死胡同。

那天是陳戶大集。十里八鄉的人都來了，賣糖葫蘆的、賣布的、賣牲口的，人聲鼎沸。誰也沒想到，這熱鬧勁兒把鬼子引來了。

日軍的包圍圈是從四個方向同時收緊的。最先發現不對勁的是放哨的民兵，槍聲像爆豆一樣響起來的時候，王效禹正在跟幾個村干部說話。他個頭大，反應快，一把推開身邊的人，喊了一嗓子：“往山上跑！快！”

晚了。

機槍子彈掃過來，打在土墻上噗噗作響。牲口驚了，亂踢亂跳，把路堵得死死的。人群炸了窩，哭爹喊娘地往回跑。王效禹站在路中間，嗓子都喊啞了，試圖把混亂的人群組織起來。他看見連長王新華帶著幾個戰士迎著槍聲沖上去，那是去送死，為了給后面的人爭哪怕一秒鐘的時間。

那一仗打得慘烈。王新華倒下去的時候，胸口被打成了篩子。指導員孟慶龍抱著集束手榴彈沖進敵群，一聲巨響之后，什么都沒了。

王效禹帶著人往外沖。第一次突圍，沖進東寨村，被打散了，幾百人剩下80個。第二次突圍，范明在前面用刺刀開路，張超在后面用機槍掩護。白刃戰，肉搏，刀刃碰刀刃的聲音讓人牙酸。

等到終于沖出包圍圈，天已經黑透了。王效禹坐在泥地里，大口喘著粗氣。身邊的人一個個點著名。

“王新華？”

“沒了。”

“孟慶龍？”

“沒了。”

“縣委秘書？”

“也沒了。”

最后點下來，活著的只有36個。

這36個人里，有一半帶著傷。王效禹摸了摸自己的胳膊，子彈擦過去一道口子，血把棉襖都浸透了，結了黑痂。他看著身后黑沉沉的大山，那里埋著幾百個鄉親，埋著跟他一起從段村出來的發小。

那一夜，這個山東大漢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他覺得自己這條命是撿來的，是用幾百條命換來的。這筆債，他這輩子都還不清。

2

青州的小院里，王效禹嘆了口氣，把毛筆擱在筆架上。

劉崇玉把粥碗往他跟前推了推：“又想以前的事了？”

王效禹端起碗，手有點抖。粥是小米粥，熬得稠，喝進胃里暖烘烘的。他放下碗，看著院墻外的那棵老槐樹。

“那時候年輕啊，不知道怕。”王效禹喃喃自語，聲音沙啞，“那時候覺得只要敢拼命，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他確實拼過命。

1914年出生在段村，家里是普通的莊戶人家，但他讀過書，識得字，這就比別人多了條路。1938年，24歲的王效禹加入中國共產黨。那時候抗日的烽火燒遍了山東，年輕人的血是熱的。

他從最基層的支部書記干起，一步一個腳印。1940年，26歲當上臨淄縣委書記。那是最艱難的時候，日軍的掃蕩像梳頭發一樣，一遍又一遍。王效禹這個人，個子高，嗓門大，辦事雷厲風行。他不光能做動員，真到了拼刺刀的時候，他也敢往上沖。

在清河地委，他帶著隊伍跟日軍周旋。有一次被包圍在一個村子里，也是絕境。王效禹帶著獨立營的戰士，趁著夜色摸到敵人眼皮底下，硬是用土炸藥包炸開了一個缺口，把隊伍帶了出來。

那時候的王效禹，是真正的硬骨頭。哪怕是后來到了新中國成立后，他在體制內也是以“敢說話”、“敢擔責”著稱。

1954年，他當上了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十級干部，那是高干了。那時候他才40歲，前途一片光明。

如果日子就這么過下去，也許他會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安享晚年。但歷史沒有如果。

1957年，反右運動來了。

王效禹手下的四個同志被劃成了右派。他一看那材料，覺得不對勁，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他那股子山東人的直脾氣上來了，跟上級硬頂。

“這幾個人我了解，都是老實干活的，怎么就是右派了？我不簽這個字！”

結果就是，他被連降三級，從十級干部降到十三級，留黨察看，發配到德州國棉一廠當副廠長。

從省檢察院副檢察長到紡織廠副廠長，這個跟頭栽得不輕。一般人早就心灰意冷了，但王效禹在德州一待就是六年。他在廠里跟工人同吃同住，下車間，搞技術，居然還真搞出了點名堂。

1964年平反，1965年調回青島當副市長。這時候他51歲，離那場讓他名揚天下——或者說臭名昭著——的風暴，只剩下一年時間。

3

青島的海風比內陸要咸。1966年8月，空氣里彌漫著一種躁動的味道。

王效禹站在市政府的辦公樓上，看著樓下聚集的人群。一邊是要保市委的工人，一邊是要沖市委的紅衛兵。兩邊對峙著，唾沫星子亂飛，稍微有點火星子就能炸。

其他的市領導都躲了，沒人愿意沾這包渾水。

王效禹看著樓下那一張張年輕激動的臉，他的眼神變得復雜起來。他想起了1957年自己被批判時的場景，想起了在德州工廠里沉默的六年。

那種被邊緣化、被權力核心排斥的滋味，他嘗夠了。

這一次，他不想再站錯隊。或者說，他想賭一把大的。

他走下樓，站到了紅衛兵那邊。他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甚至給中央文革小組遞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被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頭。毛澤東批示了。

這一下，王效禹成了“通天”的人物。整個青島市，甚至整個山東省，沒有哪個領導有這樣的政治待遇。

這不僅僅是投機。王效禹骨子里有一種賭徒的基因。當年在陳戶突圍，他是拿命賭；現在在政治場上，他是拿前途賭。

而且他有底牌。他早年在清河地委工作時，跟康生打過交道。康生的兒子張子石當時是青島教育局局長，這條線搭得上。

“825事件”后，張子石進京匯報，康生點了頭。北京和青島之間，一條看不見的熱線接通了。

1966年10月，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名單上原本沒有王效禹，但中央特意加了他的名字，點名讓他列席。

周恩來總理對譚啟龍說：“只要不出大亂子，讓他參加吧。”

這一去北京，王效禹就不再是那個青島副市長了。他見到了文革小組的核心人物，拿到了尚方寶劍。回到山東，他的底氣足得能把天頂個窟窿。

4

1967年1月22日，青島匯泉廣場。

寒風凜冽，但廣場上的人熱血沸騰。王效禹站在主席臺上，身后是23個造反組織的旗幟。他大手一揮，宣布“奪權”。

青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他是主任。

但他沒停在青島。他的目光盯著濟南，盯著整個山東省。

2月3日，濟南八一禮堂。王效禹帶著22個人的代表團，聯合當地25個造反組織，在近十萬人的集會上，宣布奪取山東省委、省人委的大權。

“二·三奪權”，震驚全國。

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王效禹出任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濟南軍區第一政委。黨政軍大權，一把抓。

從副市長到主宰一省的“諸侯”，只用了不到兩年。

那時候的王效禹，達到了人生的巔峰。他住進了以前省委書記的院子，出門有警衛，說話就是圣旨。山東老百姓私下里叫他“山東小太陽”，意思是圍著他轉。還有人叫他“王麻子”，因為他臉上有麻子，編打油詩說“山東大地坑連坑”。

權力這東西，像酒，喝著痛快，但也容易上頭。

王效禹開始任用親信。凡是跟著他造反的，不管有沒有能力，先提拔了再說。他的老部下、老關系，甚至一些沾親帶故的，都被安插進了重要部門。

原來的省委書記譚啟龍被打倒了，關在牛棚里。王效禹壓著不給“解放”，周總理幾次過問，他都陽奉陰違。

他還把手伸出了山東。1967年，他派了上萬山東造反派去江蘇徐州“支援兄弟省市”。這幫人帶著槍，帶著土坦克，跟徐州當地的造反派打，甚至跟許世友手下的部隊打。

許世友是誰？那是南京軍區司令員，出了名的暴脾氣，也是出了名的護犢子。他的兵被打了，這還了得？

許世友直接把電話打到北京，罵娘。這筆賬，記在了王效禹頭上。

最亂的是1968年的“反復舊”。王效禹在全省煽動重新奪權，今天這個縣的革委會被推翻，明天那個市的班子被改組。全省亂成一鍋粥，工廠停工，火車停運，甚至連煤礦都沒人管了。

國務院的電話被打爆了，都是告山東狀的。

但王效禹不在乎。他覺得自己有中央文革小組撐腰，有康生罩著，許世友算什么？國務院的告狀算什么？

他太自信了。自信到忘了，政治場上沒有永遠的贏家，也沒有永遠的靠山。

5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

王效禹當選中央委員，還進了軍委。名義上，他到了人生的最高點。

但他不知道，這其實是他政治生命的終點。

九大預備會議上，許世友也在。這位老將軍憋了一肚子火，當場就把徐州武斗的事翻了出來，指著王效禹的鼻子問：“你為什么派人去打我的部隊？誰給你的權力？”

換個聰明人，這時候就該低頭認錯，哪怕是裝孫子也得把這關過了。

但王效禹是誰？他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硬骨頭，是敢跟日本人拼刺刀的主。他當場就跟許世友頂起來了，臉紅脖子粗，聲音比許世友還大。

“那是革命行動！是保衛文革路線！”

會場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看瘋子一樣看著他。在這種場合跟許世友對吼，而且還是為了這種爛事，這不僅是愚蠢，簡直是找死。

周恩來總理坐在主席臺上，眉頭緊鎖，手里的筆停在半空。

九大一結束，王效禹就被留在了北京。濟南軍區和青島來的27個人，一起辦學習班。

學習班的地點很偏僻，門口有崗哨。王效禹起初還以為是學習文件，還在琢磨怎么寫檢查能過關。

直到5月20日，中央下發文件，增補袁升平、李水清為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

王效禹心里咯噔一下。繞過他直接任命副主任，這意味著什么，他太清楚了。

5月25日，中發〔69〕26號文件下發，開始揭發王效禹的問題。

4天后，濟南軍區和省革委會聯席會議。王效禹坐在那里，看著周圍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楊得志、袁升平坐在主位上，他被安排在側面的一個角落。

他做了檢查。但他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還在講自己的“初衷”，講自己是為了保衛星主席革命路線。

沒人聽他的。

1969年11月，停職檢查。

從“山東小太陽”到階下囚，只用了半年。比他升起來的速度還快。

6

遼寧盤錦，1971年。

這里是著名的“北大荒”邊緣，蘆葦蕩一眼望不到邊，風吹過來像狼嚎。

王效禹穿著舊棉襖，戴著狗皮帽子，跟一群勞改犯一起在鹽堿地里挖排水溝。

泥土凍得硬邦邦的，一鎬頭下去，震得虎口發麻。他的手早就不是當年握筆、握槍、握權的那雙手了，滿是凍瘡，裂口流著血水。

晚上，住在四面透風的工棚里。幾十個人擠在一起，腳臭、汗臭、煙草味混在一起。

他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盯著房梁發呆。

三年前，他還在濟南的辦公樓里批文件，電話一響，下面的人跑斷腿。現在，他連上廁所都要打報告。

這種落差，能把人逼瘋。

但他沒瘋。他甚至覺得，這種苦日子，讓他心里踏實了點。

他想起了陳戶。想起了那些犧牲在陳戶的戰友。那時候多苦啊，但心里是亮堂的，因為知道是為了什么而死。

現在呢？他不知道自己在為什么而活。

他在盤錦待了幾年。后來又被轉到山東沾化農場。還是種地，還是改造。

1979年2月，最終的判決下來了。

“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林彪、四人幫在山東的代理人”。開除黨籍。

消息傳來，他正在地里摘棉花。他停下手里的活，看著遠處的地平線。

40年黨齡，就這么沒了。

他沒哭。他只是覺得累。那種從骨頭縫里透出來的累。

7

1985年，王效禹71歲。

他回到了青州，回到了段村。

組織上給他安排了一個小院，讓他在這里養老。跟他一起回來的，還有夫人劉崇玉。

劉崇玉是個普通的女人，跟了他一輩子，無論是當大官，還是當反革命，她都沒離開。

小院很安靜。沒有了喧囂，沒有了權謀，只有日升日落。

王效禹開始練太極拳。每天早上，在葡萄架下，一招一式，打得很慢，很認真。好像每一個動作都要把這輩子的罪孽給化解掉。

他還練字。專寫毛主席詩詞。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寫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時候，他的手會用力，筆尖劃破紙張。

有時候，村里的老人會來找他聊天。大家不提以前的事，就拉拉家常。誰家的孩子考上大學了，誰家的豬下崽了。

王效禹聽著，偶爾插一兩句嘴。他的口音還是那股山東味，濃重，直爽。

但他心里有個結，永遠解不開。

那個結叫陳戶。

8

每年清明，王效禹都想去陳戶烈士陵園。

那里有一座塔，刻著幾百個名字。王新華、孟慶龍、王有才……還有那個被誤刻了名字的王英才的弟弟。

他想去守著那座塔。他打了報告，申請去當義務守墓人，不要工資，管飯就行。

政府拒絕了。

理由很充分：他的身份敏感。一個被開除黨籍的“反面教材”，去守烈士陵園，算怎么回事？

他被拒絕了一次，又一次。

他只能坐在小院里，朝著陳戶的方向，一遍遍在紙上寫那些名字。

他記得每一個人的臉。

記得那個剛參軍一個月的小戰士，犧牲前還跟他說：“政委，等打跑了鬼子，我回家娶媳婦。”

記得那個機槍手，為了掩護突圍，把機槍架在肩膀上掃射，直到被炮彈炸飛。

還有那一百多個從段村跟他出來的鄉親，回來的只有他一個。

“我是罪人啊。”王效禹常常對著空氣自言自語。

劉崇玉在一旁聽著，心里發酸，卻不知道怎么勸。她只能給他添點熱水，說：“都過去了，都過去了。”

過不去。

對于王效禹來說，1945年的槍聲從來沒停過。那36個活下來的人，每一個都背負著幾百條人命的債。

他活著，就是為了還債。可他后來走的路，卻讓他欠下了更大的債——對不起那些被他打倒的老干部，對不起被他搞亂的山東，對不起那些在武斗中死去的年輕人。

這兩筆債，像兩座大山，壓得他喘不過氣。

9

1995年3月，青州的春天終于來了。

王效禹的身體已經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他躺在床上，瘦得脫了相，眼睛卻睜得大大的。

他在等什么？

也許是在等陳戶的風聲，也許是在等那些戰友來接他。

3月2日，這一天風和日麗。

王效禹突然來了精神，讓劉崇玉扶他起來，坐到書桌前。

鋪開紙，研好墨。

他拿起筆，手抖得厲害，但還是寫下了幾個字。

不是詩詞，是幾個名字。

王新華。孟慶龍。段村……

寫完最后一筆，筆從指間滑落。

王效禹靠在椅子上，閉上了眼睛。

墻上的掛鐘，秒針“咔噠、咔噠”地走著。

院子里的葡萄藤，悄悄抽出了一片嫩綠的新葉。

一切都安靜了。

那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英雄，那個權傾一時的梟雄，那個背負了一生罪孽的老人，終于停下了腳步。

他死在了出生的地方，死在了那個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小院里。

沒有追悼會，沒有花圈，甚至墓碑上都沒有刻頭銜。

只有那張寫了一半的紙，被風吹起，又輕輕落在地上。

紙上的墨跡還沒干透，像是一滴遲來了五十年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