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雪飛因車禍離世，阿慶嫂扮演者丈夫用特別的方式紀念她

1994年9月，北京突降秋雨，天色陰沉。北京青年京劇團的一次內部座談會上，有人提起不久前剛設立的一個獎勵青年演員的基金，名字里帶著“洪雪飛”三個字，現場沉默了幾秒。坐在角落里的老演員輕聲嘆了一句：“她要是還在，該多好。”說完，又懊悔似的搖了搖頭，“她是把命都給了戲。”

有意思的是，這個以逝者名字命名的獎勵基金，并不是哪家單位、哪位領導拍板設立的，而是由她的丈夫，在最痛苦的歲月里，一點點籌劃出來的。他明明在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中失去了伴侶，卻偏偏選擇用最溫和、最長久的方式，讓這個名字留在戲臺上，留在后輩演員心里。

要理解這個決定，得從她的一生說起。一個出身并不光鮮的“小妾之女”，如何一步步走到全國聞名，又如何在事業巔峰突然離場，這里面既有時代的風浪，也有個人的倔強。

一、舊社會出身的“阿慶嫂”，從冷落中殺出一條路

1942年，正是戰火紛飛的年代，新中國還在孕育之中。浙江一戶做茶葉生意的人家里，一個女嬰呱呱墜地。按說，茶葉商人日子算是殷實，孩子身上該有幾分“富家小姐”的體面。但這家的情況，卻有點微妙。

這個孩子的母親并不是正室，而是被迫做了偏房。封建殘余還在作祟，“一夫多妻”的現實，讓女人的命運往往綁在男人的臉色上。洪雪飛的母親出身一般，沒有背景、沒有娘家撐腰，只能認命。指望通過“進門”換一點安穩，可惜嫁的這位茶商，心很涼薄。

男人有錢，最不缺的就是新鮮感。剛開始還有幾分憐惜，時間一長，偏房母女就被冷落一旁。更要命的是，母親一心指望給丈夫生個兒子，結果生下來的，卻是個女兒。這個女兒，就是洪雪飛。

父親對她幾乎談不上什么關愛。家中資源、關心，全部向正室與兒子傾斜。母女倆在大屋里，卻像住在陰影里。等到她八歲那年，父親干脆撇下她們不管，另有新歡。對一個孩子來說，這樣的拋棄，是切骨的寒冷。

日子是真苦。房子雖然還有，屋里卻冷清得很。母親一邊咬牙撐家，一邊沉在郁郁寡歡里。洪雪飛小小年紀，已懂得看臉色、懂得算賬。她很早就明白一件事：靠別人，尤其靠一個不負責任的男人，遲早要挨餓；想翻身，只能靠自己。

那時的窮人家孩子，想改變命運的路不多。讀書，是最干凈的一條。只不過，現實擺在那兒：她得一邊想辦法活下去，一邊撐著讀書，每一分錢都得掰開用。衣服補了又補，飯有一頓沒一頓，心里卻揣著一股勁——不能像母親那樣被命運捏住喉嚨。

高考第一次，她落榜了。換一般人，可能就認命找個小工作混一輩子。但她不甘心，心里那股倔勁兒和自尊，硬是不讓她趴下。多少個夜里，母親嘆氣：“算了吧，認命吧，女孩子，找個穩當人家嫁了也不差。”她只是低頭不吭聲，心里卻在打主意，必須要找條路沖出去。

機會常常是不經意地冒出來。1959年前后，北方昆曲劇院在各地挑選新學員，她抱著“試試就試試”的想法去參加，沒想到就這樣被選中了。原因很簡單：長相清秀，氣質溫婉，嗓音條件也不錯。更重要的是，那種隱隱的堅毅，讓老師覺得“這丫頭能吃苦”。

這一年，她十八歲。別人眼里不過是一張錄取名單，對她來說，卻是一扇命運的門被推開了。

二、從昆曲新手到“阿慶嫂”，一個角色成就一段傳奇

剛進北方昆劇院時，她幾乎是白紙一張。別人很多從七八歲就開始扎馬步、吊嗓子，她十八歲才踏入這個圈子，基礎一塌糊涂。有人暗地里說：“這么大年紀了，行不行啊？”話雖難聽，卻是行內實話。

她聽見了，卻沒辯解，只是更拼。每天訓練結束后，她常常是最后一個離開練功房。別人練一遍，她練三遍；別人吃飯，她還在對著鏡子揣摩表情。腿抬不起來，就拿沙袋綁腳；身段不夠柔軟，就一遍遍壓腿。嗓子練到沙啞，就喝口水接著吊嗓子。

不得不說，她的天賦也不差。動作記得快，悟性高，對人物情感有感覺。老師在一旁看著，有時候也會驚訝：一個沒有從小科班出身的姑娘，竟能追上甚至超過那些老學員。同期同學心里都清楚，她能站上臺面，靠的絕不光是“運氣好”。

幾年下來，她已經成了昆劇院能獨當一面的正旦演員。日子看上去穩定了：有戲演，有口碑，有觀眾，生活也好了許多。按常理，她只要這么穩穩地演下去，一樣能過上體面日子。

誰料命運又推了她一把。這次，是從昆曲跨到京劇。

北京京劇團向她發出邀請。這可不是一般的調動，戲曲圈里，昆曲、京劇門道不一樣，行當劃分、唱腔路子、表演節奏，都有差別。對一個已經在昆曲里站穩腳跟的演員來說，換行當等于半個重新來過。有人替她捏把汗：“都二十多了，再折騰，值嗎？”

她很清楚其中的艱難，也知道自己不年輕了。但心里那股不服輸的勁兒，又冒出來。她認定一點：既然被看中，說明自己有這個潛力。退一步一輩子安穩，進一步可能摔跤，也可能站得更高。思來想去，她咬咬牙，決定再闖一回。

在京劇團的日子，更苦。她要把昆曲的身段和京劇的程式重新“對號入座”，要改掉很多舊習慣，再把新規矩刻進骨頭里。大膽說一句，如果沒有前幾年昆曲打下的基礎，她恐怕撐不過去。但一段時間熬下來，她又硬生生殺出一條路，在京劇團里站穩了腳。

真正改變她命運的，是一個“頂上”的機會。

1967年，北京京劇團開始排演《沙家浜》。當時，這出戲已經在各地推廣，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尤其是“阿慶嫂”這個角色，觀眾很熟悉，原扮演者趙艷俠已經成了“定盤星”。偏偏這時，趙艷俠因為種種原因辭演，劇團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替人。

有人提議：“要不試試洪雪飛？”也有人猶豫：“她是昆曲出身，能行嗎？阿慶嫂這角色，觀眾太挑。”

消息傳到她耳朵里，她自己也猶豫了一下。晚上回到宿舍，她對同伴說了一句：“要是唱砸了，這輩子就別想翻身了。”話雖半開玩笑，心里其實很有數。這不是一般角色，而是觀眾早就有“定勢印象”的角色，稍微差一點，立刻就會被拿來和前輩比較。

可一轉念，她又想：“我也是江南人，茶館里的女人，我見得多，憑什么不能演？”這股自信，讓她做了一個大膽決定——主動向劇團自薦。

接下來的準備工作，可以用“摳細節”三個字來形容。她一點點分析人物：阿慶嫂身上有江南女子的溫柔，也有地下工作者的機敏，還有面對敵人的那種剛硬。她想辦法用眼神、身段把這些東西揉在一起。不只是按譜唱戲，而是真把這個人“活出來”。

排練時，她對同組演員說過一句話：“我不能學趙艷俠，學也學不過，我得有自己的路子。”這句話聽著有點冒險，但從演員角度看，卻是非常清醒的選擇。如果只是模仿，永遠是影子；只有重新塑造，才可能有新高度。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沙家浜》一演，她版的“阿慶嫂”迅速站住腳，臺下喝彩連連。觀眾對這個角色的接受度異常高，一個常見場景是：戲剛一落幕，外面就有人念起那段有名的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

1971年，電影《沙家浜》開拍。導演在選角會上干脆利落地說：“阿慶嫂必須是洪雪飛。”這話傳出來，在圈內也算一件趣事。一個原本被質疑“能不能勝任”的演員，轉眼變成了“非她不可”的人選。

電影公映后，“洪雪飛”三個字，在全國范圍內傳開。那時候的傳播方式遠不如后來多樣，電視還沒普及，觀眾主要靠電影、戲曲演出、廣播。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阿慶嫂這個形象，成了很多人心里“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趣的是，越是紅，她越不肯“吃老本”。1979年，她又回到北方昆曲劇院，等于是回到起點。有人不理解：“你都成名角了，干嘛折騰回來？”她的想法很簡單：昆曲是她的根，她不愿放下。

恰恰是這種反復打磨，讓她在1985年憑《長生殿》拿下了第二屆“梅花獎”。這可是當時戲劇表演最高榮譽之一。能在昆曲、京劇之間游刃有余，還實現雙豐收，這種“兩棲”演員，在當時并不多見。

三、一段婚姻，一場車禍，一個特殊的紀念方式

1980年，已經在戲曲界享有盛名的洪雪飛，迎來了另一件人生大事——結婚。那個年代，三十八歲的女人還沒成家，在不少人眼里算“晚婚”。但她不急，她更在意的是，這個人值不值得托付。

這個人，就是同樣是戲曲演員的劉弼漢。兩人因工作往來相識，在劇務、排練、出差中一點點熟悉起來。劉弼漢對她的欣賞，不只是“你演得好”，而是認可她那股要強的勁頭和骨子里的清醒。他明白，眼前這個女人，童年吃過的苦、受過的冷落，比很多人多得多。

追求的時候，他是主動的，有時候也挺“笨拙”。一次排練間隙，他笑著說：“你天天忙事業，將來誰照顧你？”說完又有點不好意思，補了一句，“我可以啊。”洪雪飛愣了一下，隨后笑了笑，沒接話。可心里，這句話已經留下印記。

婚后兩人的相處方式，很耐人尋味。臺上各憑本事，臺下他甘當“后勤部長”。生活中，她確實有些“粗糙”：出門演出，不記得帶針線，衣服破了扔一旁；常常顧著排練，忘了吃飯；對日常瑣事不太上心。劉弼漢性子細，把這一切都默默接過去。

身為同行，他不是沒機會也往前沖，可看著妻子在舞臺上發光，他一點不嫉妒，反而心里踏實。他對朋友說過一番話：“她這樣的人，就該站在臺中央。家里有我就行了。”這話背后，是一種非常樸素卻難得的擔當。

不久后，他們有了一個女兒。孩子出生后，洪雪飛面臨一個很多女演員都會遇到的問題：要不要歇一歇，把精力放在家庭上？劉弼漢看著妻子疲憊的臉，主動接過了大部分帶孩子的任務。他對她說：“孩子我來多照顧，你把身子養好，想演戲就去演。”

在那個年代，男人愿意這樣往后站一步，并不多見。正是這種支持，讓洪雪飛在四十歲以后，事業不退反進，這在戲曲演員當中，也頗具代表性。許多同行都說：“她是嫁對了人。”

如果命運就這么平穩下去，兩人慢慢老去，也是件讓人欣慰的事。可偏偏，意外來的時候，從不給人多余的緩沖。

1994年，克拉瑪依煉油廠迎來建廠三十五周年。煉油廠方面希望搞一場像樣的慶祝演出，特意向北京發出邀請，希望請幾位有名望的戲曲演員到邊疆為職工演出。名單里，自然有洪雪飛。

那年，她已經五十二歲。長途奔波，對身體是考驗，她心里犯嘀咕：路太遠了，折騰一趟，不知道吃不吃得消。拒絕吧，又覺得可惜。一方面，自己對邊疆觀眾有一份情感，另一方面，這也是宣傳昆曲、京劇的機會。

劉弼漢看出她的猶豫，在家里勸她：“邊疆那邊能現場看到這么高水平的戲曲很不容易，你去一趟，對他們是好事，對戲也是宣傳。辛苦點是辛苦點，可你身體還行，應該扛得住。”這幾句話，說得不急不緩，卻深深影響了她的決定。

她想了想，點頭說：“那就去吧。”這一次，她還是習慣性地，把個人的舒坦放在后面，把“觀眾”“事業”放在前面。

9月14日深夜，她乘的航班抵達烏魯木齊機場。煉油廠派來一輛面包車接人。一路上，車燈照著荒涼的公路，夜色濃得像墨。長途飛行后，她的確很累，在車后排靠著座椅睡了過去。

那會兒，誰都沒想到危險已經逼近。司機連續工作，早就疲憊不堪，只是為了趕時間，硬撐著往前開。車上的人感到一路顛簸，卻沒有意識到司機已經到了極限。

凌晨四點三十分左右，面包車突然失控，一頭栽下三米多高的路基，車身翻滾，后窗玻璃碎裂。巨大的沖擊中，后排熟睡的洪雪飛被甩出車外，當場遇難。

消息傳到北京時，許多人簡直不相信。一個前幾天還在排練場上討論角色的演員，一轉眼，就只剩下一個冷冰冰的訃告。因為路途遙遠、手續繁瑣，她的遺體運回北京時，已經是十幾天之后。那天，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里擠了六百多名文藝界人士，一個個紅著眼眶。

對于劉弼漢來說，這不止是“喪妻之痛”，更是一種難以言說的自責。最刺心的一點在于：是他，當初勸妻子“還是去一趟吧”。很多個夜晚，他一個人坐著，反復想著那天的對話，用一句話折磨自己：“要是當時攔住她就好了。”

克拉瑪依煉油廠方面，在悲痛之余，送上十萬元撫恤金。1994年的十萬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足夠一個普通家庭翻修房子、供孩子上學、彌補驟然失去頂梁柱后的經濟壓力。但劉弼漢拿著那筆錢，看了很久，心里其實很清楚：這錢救不回一個人，也填不上那道空缺。

過了一陣，情緒稍稍平穩，他做出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把這十萬元全部拿出來，設立一個以妻子名字命名的獎勵基金，“北京青年京劇演員洪雪飛鼓勵獎”。

有人勸他：“你自己身體也不算多好，女兒還要念書，留下一部分也好。”他只是搖頭：“她這輩子，最看重的就是戲。錢花在這上頭，才算花得對。”這句話，聽上去平靜，其實藏著極深的眷戀。

這個決定有幾層含義。一方面，他希望青年演員能借助這筆錢，安心學戲、練功，少為柴米油鹽分心；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每一年，當有人提到這個獎，就會有人問一句：“這個獎的名字，是誰？”這樣一來，洪雪飛的名字，就不會被時間輕易蓋住。

站在旁觀者角度看，這大概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懷念方式”。不去做那些煽情的東西，不天天在公開場合講傷心事，而是冷靜地把妻子一生熱愛的事業延續下去，讓她的名字和“鼓勵青年”“傳承藝術”綁在一起。

從一個被父親拋棄的“小妾之女”，到在昆曲、京劇舞臺上熠熠生輝的“阿慶嫂”，再到在邊疆路途中驟然離場的藝術家，她的一生，像一出起落分明的長戲。戲終人散，可她留下的，不只是那段人人能哼上幾句的“壘起七星灶”，還有臺上那股子不認輸的勁兒，以及臺下那份對家庭、對伴侶的深情。

對劉弼漢來說，想起她的方式，或許很簡單：看一眼劇院門口寫著“洪雪飛鼓勵獎”的牌子，看一場青年演員的演出，聽到臺上那一句“壘起七星灶”，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