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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2日,阿梅莉亞·埃爾哈特(Amelia Earhart)在太平洋上空發出最后一條無線電信號后消失。87年過去了,她的下落仍是航空史最大懸案之一。每年仍有探險隊帶著聲吶設備和DNA檢測儀沖向太平洋小島,每次"重大突破"都登上頭條,每次又都無功而返。
前《國家地理》編輯蕾切爾·哈蒂根(Rachel Hartigan)的新書《迷失:阿梅莉亞·埃爾哈特的三種神秘死亡與一段非凡人生》,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她不承諾答案,而是追問:為什么這個案子永遠結不了?
從"去復印室的路上"到太平洋荒島
哈蒂根本人對埃爾哈特并無執念。2017年,她" literally 在去復印室的路上"被編輯攔住:國家地理資助的探險隊要去尼庫馬羅羅島(Nikumaroro Island),船上有個空位,去不去?
她去了。那次探險由著名海洋探險家羅伯特·巴拉德(Robert Ballard,發現泰坦尼克號殘骸的那位)領導,動用深水機器人掃描海底,尋找洛克希德·伊萊克特拉(Lockheed Electra)飛機的殘骸。哈蒂根寫了兩篇專題報道,2019年跟進第二次探險后,她意識到一件事:
零散的新聞報道無法拼湊全貌。每次"找到埃爾哈特"的頭條背后,是三種相互競爭的理論、數十年的學術恩怨,以及一個被符號化的女人。
這本書的副標題"三種神秘死亡"指的是學界最主流的三種假說:墜海溺亡、尼庫馬羅羅島 castaway(遇難者)、以及被日軍俘獲后死于塞班島。每種都有證據,每種都有漏洞,每種都有死忠派研究者。
理論一:燃料耗盡,墜海溺亡
最"無聊"的版本,也是官方結論。埃爾哈特和導航員弗雷德·努南(Fred Noonan)未能找到豪蘭島(Howland Island),燃油耗盡后墜入太平洋。1937年的搜救行動覆蓋25萬平方英里,一無所獲。
支持這一點的主要是奧卡姆剃刀:沒有確鑿物證指向其他地點。但反對者指出,埃爾哈特最后幾條無線電信號強度表明飛機已非常接近豪蘭島,甚至可能已經看見島嶼。如果燃料真的耗盡,為什么信號持續數小時?
2017年哈蒂根參與的尼庫馬羅羅島探險,正是為了驗證第二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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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二:荒島求生,終老無人島
尼庫馬羅羅島理論的核心證據是一張1940年的英國殖民檔案照片:島上發現一具女性遺骸,旁邊有六分儀盒和一雙美國女式皮鞋。遺骸當時被測量后丟棄,現代DNA技術無法復核。
國際歷史飛機回收組織(TIGHAR)從1980年代起深耕這一理論,在島上找到鋁制面板、拉鏈滑塊、玻璃瓶蓋等"可能來自埃爾哈特"的物件。2017年探險隊帶了嗅探犬尋找人類遺骸,帶了深水機器人掃描珊瑚礁斜坡——那里是飛機可能被潮汐推入的位置。
結果?狗在多處"示警",但樣本檢測未發現人類DNA。巴拉德的機器人在1200米深處發現一艘19世紀捕鯨船,不是伊萊克特拉。
哈蒂根在書中記錄了探險隊的日常:科學家們的專業爭論、資助方的宣傳壓力、以及她自己的懷疑——當尋找埃爾哈特成為一門"產業",客觀性還剩多少?
理論三:日軍俘虜,死于塞班島
最富戲劇性、也最受爭議的版本。該理論認為埃爾哈特被日軍誤認為間諜,在塞班島關押至1943年死于痢疾。多位二戰老兵聲稱見過"美國女飛行員",塞班島居民代代相傳"白女人被埋在此"的故事。
2017年,歷史頻道紀錄片聲稱在塞班島找到一張"顯示埃爾哈特和努南被日軍押解"的照片。照片很快被日本軍事史博主證偽:拍攝時間早于埃爾哈特失蹤,所謂"努南"實為當地漁民。
哈蒂根采訪了該理論的推動者,包括前海軍陸戰隊士兵和民間研究者。她發現這個版本的持久吸引力在于敘事張力——它把埃爾哈特從"事故受害者"變成"戰爭犧牲品",賦予她的失蹤以意義。
被符號化的女人
哈蒂根的書花了大量篇幅在埃爾哈特生前。這不是傳記愛好者的冗余,而是關鍵論證:我們對埃爾哈特失蹤的執念,與她如何被營銷、被消費、被塑造成"獨立女性偶像"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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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丈夫喬治·普特南(George Putnam)是出版商和公關天才。1928年,他選中埃爾哈特成為"第一位飛越大西洋的女性乘客"——注意,是乘客,不是飛行員。普特南策劃了全國巡回演講、產品代言(香煙、行李箱、女裝),把埃爾哈特打造成品牌。
1932年,埃爾哈特獨自飛越大西洋,真正成為飛行員。但普特南的營銷機器從未停止。環球飛行是下一個里程碑,也是壓力來源:她需要不斷刷新紀錄來維持公眾關注。
哈蒂根指出,三種死亡理論各自吸引不同受眾。墜海派多是航空工程師和數據派;尼庫馬羅羅派有探險浪漫色彩;塞班島派則契合陰謀論愛好者和民族主義敘事。埃爾哈特的實體下落被各種意識形態需求覆蓋。
為什么這本書現在出現
哈蒂根承認寫作中最黑暗的時刻是自問:為什么還要寫埃爾哈特?市面上有數十本傳記,從兒童繪本到學術專著,還有定期刷新的"找到她了"新聞。
她的答案是結構性的缺失。媒體報道追逐最新探險,但讀者得不到背景:這個理論的歷史脈絡是什么?上次的"突破"為什么被推翻?研究者之間的恩怨如何影響證據評估?
《迷失》的價值不在于提供新證據,而在于把87年的搜尋史本身變成研究對象。哈蒂根追蹤了關鍵物證的流轉:那具1940年的遺骸測量數據如何丟失又部分找回;鋁制面板的冶金分析為何引發學術期刊論戰;DNA技術如何改變又未能改變搜尋策略。
她也記錄了失敗。2017年探險隊離開尼庫馬羅羅島時,帶走了更多待檢測樣本和未解疑問。2019年巴拉德的回歸同樣空手而歸。2024年,又有新的聲吶掃描聲稱在豪蘭島附近發現"疑似飛機輪廓"——等待驗證。
書的結尾,哈蒂根回到一個基本問題:如果我們真的找到埃爾哈特,會發生什么?DNA確認一具遺骸,或機器人拍攝到海底的伊萊克特拉,能讓三種理論的支持者握手言和嗎?
歷史表明不會。泰坦尼克號殘骸1985年被發現后,關于如何沉沒的爭論反而加劇。證據從不自動說話,它需要解讀,而解讀永遠帶有立場。
埃爾哈特本人可能早就料到了。1935年,她在給普特南的信中寫道:「請知道我清楚伴隨的風險。我愿意承擔。」她指的是飛行風險,但也像是對身后事的預言——她的失蹤成為永恒開放的文本,供每一代人重新書寫。
下一個聲稱"找到埃爾哈特"的頭條會在何時出現?而那時,我們是否會記得追問:是誰在尋找,他們在找什么,以及為什么87年后,我們仍在支付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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