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年齡——由梅蘭芳的表演與朱自清的感慨談起 | 作者 郭杰

近日，因為我的詩集《故鄉的歌》即將出版了，圍繞詩歌和文學寫作的話題，與已是知名作家的老友劉嘉陵兄，做了幾次比較深入、也饒有興味的交流。本是通過手機短信交流的，卻因為彼此要說的話太多，“短信”也就越來越長，幾乎變成“長信”了。即便如此，還是感到意猶未盡，于是又提筆寫下這篇短文。

回想三十多年前，讀研究生時同住一間宿舍，朝夕切磋，共同度過了難忘的三年時光。那時候，正值青春歲月，整日里如饑似渴地探求新知識、新理論、新方法；到了晚上，躺在各自的床上，也會闊天空，東拉西扯，各抒己見，甚至爭辯幾句，激動得半夜不能入眠。

畢業后，嘉陵兄筆耕三十年而不輟，寫了許多散文、小說、電視劇本等，真是難能可貴！談到詩歌，嘉陵兄謙稱“不懂詩”，其實他的見識果然透徹精到，不愧是多年寫作的老手啊！嘉陵兄認為：好的詩歌“還須多花些時間用于纖毫畢現而以一當十的精雕細刻上，不是要寫長詩（那是無能的表現），而要以一當十甚至當百。少用或不用成語及通用語，而全用你自煉出的獨一無二的現代詩句，并在時間、空間、多維之間縱橫馳騁。”寥寥數語，深得我心。

接下來，又談到了詩歌抒情的表達方式。關于這個問題，我當時在手機上寫了這樣一段話：“弟之寫詩，本以舊體為主，算來十年詩齡，遣性而已，粗通平仄，近體而已，古風樂府都不敢碰。新詩偶作，不敢示人。今年因友人慫恿，出了本亦新亦舊的小詩集，才忽喚起寫新詩的興致，連寫了好幾首。詩無情則不立，但我們這把年紀，不老不少的，過于煽情已不妥當。據說梅蘭芳早年演‘游園’‘驚夢’，其中杜麗娘夢見柳夢梅一節，亦有些兩性間的挑逗性、暗示性的動作，頗為叫好，而中年以后一概刪去了，以其與自身年齡不合故也。我想，文學之寫作，亦類乎此。人到中年，閱盡滄桑，情反趨于淡定。而無情亦不成文（及詩）。故情之把握，抒寫中拿捏的分寸，殊非易事。適當超然，似更合乎中年人的年齡和閱歷。”回頭想想，把文學藝術的表達與創作者（或表演者）的年齡結合起來，觀其因果變化，似乎也還自成一說，心中不免有些自得。

但我的這種自得，確乎沒能持續多久。昨晚偶翻朱自清散文，讀到一篇《論無話可說》，其中寫道：“中年人若還打著上少年人的調子，——姑不論調子的好壞——原也未嘗不可，只總覺‘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寫出那冒著熱氣或流著眼淚的話：一個神經敏銳的人對于這個是不容易忍耐的，無論在自己在別人。這好比上了年紀的太太小姐們還涂脂抹粉到大庭廣眾去賣弄一般，是殊可不必的了。”原來，我的那些感想，人家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發過感慨，似乎不勞我再饒舌了。

不過，事已至此，我反倒愈想進一步弄明白，為什么文學表達與作者的年齡的關系，會這樣被人介意呢？

有人（比如美國新批評派）認為，在文學研究中，內部研究，即對作品的音律、文體、意象、敘述模式等等的研究，才是根本之道；至于外部研究，即對作者生平、性格心理、社會環境、藝術氛圍等等的研究，是不必過于分心勞神的。 果其如此，則讀一首詩歌、看一部戲劇，只需關注、欣賞作品本身即可，連作者的生平、性格、環境、遭遇，似乎都已不那么要緊了，何況作者的年齡乎？

可事實又并非如此。人們在欣賞文藝作品時，一定想要知道作者的生平性格、環境遭遇，也一定很關心作者寫作之時的年齡之類。這不僅僅是出于好奇心罷了。恰恰因為知道這些，對理解作品，是助益匪淺的，所以才會引起如此關心、如此介意。更何況，對文藝作品，人們并不僅僅著眼于其審美價值，也很看重其道德價值和社會價值，這也需要對其作者形成一個深入的了解認識。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表現得尤為突出。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章下》）可見，“知人論世”，已成為理解作品的基本條件了。

既然我們欣賞別人的作品，會關注作者的生平、性格；反過來，當自己進行創作或表演，自然知道別人也同樣會關注作為創作者（或表演者）的我們。于是在藝術表達的過程中，就不能不盡量使自己的身份與作品的表達相符合。比如說，使作品中情感的濃度，與自己的實際年齡大體一致，以免出現朱自清所謂“像煞有介事”。特別在抒情性的詩歌或散文的寫作中，作者會更介意自己的年齡，更注意采取適合于自身年齡的藝術表達。這既是寫作姿態的主動調整，也是人生閱歷的必然結果。詩，隨人的年齡而成長，也隨人的年齡而成熟甚至衰老。思之令人興嘆！宋代辛棄疾的詞句：“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丑奴兒?書博山道中壁》）大概是最生動的寫照。

從梅蘭芳的表演到朱自清的感慨，引發出一點零散的感想，拉雜寫來，權作一夕之談吧。

（載《南方文學》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