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賬號倒賣黑產全鏈條法律責任研判

本文作者：徐偉

摘要&關鍵詞

摘要：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演進，社交媒體賬號已演變為承載公民個人實名信息、社交關系及經濟價值的綜合載體。由賬號持有者、倒賣中介及終端購買者構成的非法交易鏈條，嚴重沖擊了國家網絡實名制監管秩序。本文立足于刑事法理與實務觀察，深度剖析該鏈條中各方主體的刑事責任。研究認為，公民個人信息的“信息自決權”受限于法秩序的整體性評價，個人同意并不當然阻卻中介方與購買方行為的刑事違法性。特別是結合近期頒布的《網絡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見稿）》，國家對網絡犯罪呈現出從“結果懲治”轉向“生態治理”的從嚴態勢。通過對“國家有關規定”的明確界定與鏈條式犯罪的實質研判，本文旨在為司法機關提供精準的法律適用參考，并為網絡空間治理與行業合規提出針對性建議。

關鍵詞：賬號倒賣；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個人同意；網絡犯罪防治法；實名制

一、問題的提出：網絡賬號倒賣黑產的法理困局

在數字經濟浪潮中，社交媒體賬號的價值已遠超其作為虛擬通訊工具的初衷。在抖音、小紅書等高流量平臺，由于平臺風控策略與營銷需求的對沖，產生了一個規模巨大的賬號倒賣“黑市”。在這一黑市中，處于鏈條頂端的持有者（以下簡稱“A”）往往通過出租、出售自身實名賬號獲取微利；中間商（以下簡稱“B”）通過“地推”或“網推”手段批量收集賬號，進行所謂的“養號”與“分裝”；而終端購買者（以下簡稱“C”）則利用這些賬號實施精準營銷、引流甚至電信詐騙等犯罪活動。

在司法實踐中，涉及社交賬號黑產的案件呈現出法律適用上的諸多爭議。核心問題在于：若賬號是持有者自愿賣出的，后續流轉行為是否仍具“非法性”？若持有者僅具有概括性明知，刑事責任如何傳遞？這些問題觸及了個人信息保護中“知情同意”原則在刑法領域中的效力邊界。[1]與此同時，國家治理網絡犯罪的范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2026年1月公布的《網絡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防治法（草案）》）明確提出了“生態治理”的新邏輯，旨在摧毀“資源供給—工具開發—推廣引流—資金流轉”的完整鏈條。在此背景下，準確界定倒賣鏈條中各方的刑事邊界，不僅是司法審判的技術問題，更是維護網絡空間治理秩序的戰略問題。

二、賬號作為“個人信息”載體的性質認定與合規基礎

分析刑事責任的前提是明確社交媒體賬號的法律屬性，即其是否屬于刑法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

（一）社交賬號信息的復合性與識別性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解釋》）第一條，公民個人信息是指以電子或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社交賬號并非單純的虛擬數據，它具有三重法律屬性：

1.實名關聯性：依據《網絡安全法》及《互聯網用戶賬號信息管理規定》，社交賬號實行嚴格的實名制，底層綁定了公民的身份證號碼、實名手機號乃至生物識別等信息。

2.私密軌跡性：賬號內含有的私信記錄、關注列表、點贊記錄及行蹤軌跡，均屬于能夠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敏感信息。

3.財產價值性：賬號積累的粉絲量與權重使其具備虛擬財產特征，但該屬性必須依附于其背后的個人身份信息。

因此，買賣社交賬號本質上是對賬號所承載的個人實名信息、通訊秘密及行為軌跡的系統性處分。

（二）國家實名制監管規定的法律基石

在“違反國家有關規定”這一構成要件的審查中，需明確社交賬號倒賣行為所觸犯的法規底層邏輯。如下表所示，我國已建立起多層次的賬號管理規范體系：

《兩高解釋》第二條予以明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有關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上述表格中的部分文件共同構成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的“國家有關規定”。任何規避實名制、將賬號作為商品流轉的行為，在程序上均具違法性。

三、持有者刑事責任的階層化認定

持有者作為賬號的初始注冊者，其責任認定需區分不同的主觀心態與客觀行為。

（一）明知用途時的重罪共犯邏輯

當持有者明知他人收購其賬號是為了實施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犯罪活動時，其行為已構成下游犯罪的幫助行為。明知他人實施詐騙仍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應以詐騙罪共犯論處。若僅具有“概括性明知”，則通常構成《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二）獨立行為的刑事與行政責任

即便持有者不知道具體非法用途，其行為仍可能觸法。若多次出售賬號且獲利達到5000元以上，或出售賬號包含敏感身份證信息超過50條，根據《兩高解釋》第五條，可認定為“情節嚴重”，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此外，根據2025年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六條，非法出售個人信息不論是否獲利，均可處以行政拘留。

四、個人同意在刑事評價中的效力局限

本鏈條的核心爭議在于：中介方與購買方的行為是在持有者同意的前提下進行的，這是否阻卻了刑事違法性？

（一）個人同意的法秩序評價

“個人同意”雖是《個人信息保護法》中的合法性基礎，但在刑事法律關系中并非絕對免責事由。高艷東教授指出，刑法應站在整體法秩序的立場上進行實質評價，賬號注冊者同意出賣信息，不影響購買者成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法理依據在于，公民個人信息不僅關乎個人權益，還涉及公共利益、影響社會秩序。身份證等實名信息具有雙重屬性，公民出賣自己的身份信息必然會損害社會秩序，因而具有行政違法性，且不能作為購買者免責的理由。[2]

（二）同意的“瑕疵”性分析

有效的同意必須基于“充分知情”。在賬號倒賣鏈條中，中介與購買者往往隱瞞了賬號被用于黑產或詐騙的真實目的。持有者在不知情下作出的“同意”屬于被欺騙而產生的瑕疵意志，不能阻卻后續獲取行為的非法性。此外，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個人信息處理者向他人提供信息應取得“單獨同意”，而中介方通常未履行告知義務，導致信息流轉處于失控狀態。

五、倒賣者B與購買者C的刑事責任分析

（一）倒賣者B的刑事責任：從“中介”到“推手”

B作為賬號的批量收集者和分發者，是黑產鏈條的關鍵紐帶。其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向他人出售”行為。即使B辯稱獲得了A的同意，但在沒有獲得A明確授權“向第三方二次轉售”的情況下，B的行為依然構成了對個人信息的非法提供。由于B通常涉及批量化操作，其交易賬號數量極易超過5000條，或違法所得超過5萬元，在此種情形下，B將面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頂格處罰。

（二）購買者C的刑事責任：非法獲取與目的犯

C向B購買賬號，其主觀惡意極強。C通過非官方渠道購買包含實名信息的賬號，本身即符合“以其他非法方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特征。C不能主張其獲得了A的授權，因為其并沒有與A產生直接法律聯系，其購買的是一個包含他人身份、隱私的“數據包”，在主觀上顯然具備“應知”其來源非法的故意。若C購買賬號是為了實施詐騙，則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與詐騙罪的競合，司法實踐中常擇一重罪或數罪并罰。即便其僅用于“商業推廣”，若違反了國家禁止流量造假、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的規定，亦可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情節嚴重”。

六、《網絡犯罪防治法》草案視角下的治理轉向

近期頒布的《防治法（草案）》標志著我國治理思路從“結果懲治”轉向“生態治理”。

（一）治理范式的革命

《防治法（草案）》強調前端預防與條件治理。法律不再僅關注最終的犯罪結果，而是對“資源供給節點”進行前置規制。草案第十二條明確規定，無正當理由大量持有非本人注冊的網絡賬號，屬于擾亂實名制管理的違法行為。

（二）核心條款的指引作用

草案第十四條嚴厲打擊批量控制賬號、批量接收驗證碼的軟件工具，從源頭上否定了中介方行為的正當性。同時，草案壓實了平臺的監測與處置義務，并引入了更具靈活性的“明知或應知”主觀認定標準。在鏈條式犯罪中，只要行為人處于非正常交易環節、獲取了非正常利益，司法機關即可推定其主觀明知。

七、結論與實務合規建議

交賬號倒賣黑產是一個典型的多主體、多環節犯罪鏈條。持有者的“同意”在法秩序的整體性審查下無法為中介與購買者的刑事違法性提供豁免。

（一）對辦案機關的建議：穿透式打擊

1.實質性評估“國家有關規定”：在認定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時，不應僅局限于《刑法》，而應穿透式地援引《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及參考即將施行的《防治法》，夯實“違法性”基礎。

2.強化主觀推定的證據鏈：對于C這類購買者，應重點收集其非正常交易路徑、低成本高收益、以及對驗證軟件的依賴程度等證據，以此擊穿其“主觀不知”的辯解。

3.注重財產刑的懲戒：加大對B、C違法所得的沒收與罰金刑力度，通過剝奪其再犯能力實現“去動力化”治理。

（二）對平臺方的建議：守門人責任

1.建立賬號異常流轉預警模型：通過技術手段監測賬號在實名信息、登錄設備及地理位置上的突變。對疑似被倒賣的賬號，應及時采取“二次實名核驗”或凍結措施。

2.完善用戶救濟與教育機制：小紅書、抖音等平臺應加大法律普及，明確告知用戶出租、出售賬號的法律風險（如治安拘留、金融封禁），引導用戶主動通過官方渠道處理賬號異議。

（三）對個人的建議：珍惜信用，遠離誘惑

1.嚴守個人實名底線：不要為了幾十元、幾百元的微利而出租、出借實名賬號。在這個全鏈條懲戒的時代，一個賬號的售賣可能導致自己終身無法辦理金融信貸、無法新辦移動號碼，其成本極高。

2.規范處分虛擬資產：如果確需轉讓具備商業價值的賬號，應在不違反法律和平臺規則的前提下，通過平臺授權的官方途徑進行實名變更，確保信息的合法脫敏與安全移交。

在數字法治的新征程中，唯有全鏈條各方共同發力，方能遏制黑產蔓延，真正實現從“生態戰爭”向“數字清朗”的跨越。

參考文獻

[1]姚萬勤.“知情同意”與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出罪機制[N].澎湃新聞,2024-01-03.

[2]高艷東.經同意買賣個人信息也屬違法犯罪[N].檢察日報,2018-08-15.

徐偉，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北京律協優秀辯護律師，北京青年刑辯法庭大賽冠軍，最高檢刑事申訴律師庫律師。

山東大學法學院碩士，北京市律協智庫委員，重大復雜案件研究組成員。作為業內以“靠譜、專業、有拼勁”著稱的新生代刑辯專家，徐律師長期深耕疑難復雜案件的攻堅。不僅在新型網絡犯罪領域建樹頗豐（著有《網絡犯罪案例研究》），更專攻高端經濟犯罪，業務深度覆蓋稅務、金融、走私、高管職務犯罪、重大食藥、復雜刑事資產定性及刑事財產保全與執行等高凈值領域。

其代理案件多次引發行業關注，曾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被寫入最高檢官方報告，并入圍“全國十大無罪辯護經典案例”評選，多次成功幫助當事人獲不起訴、無罪及國家賠償。在最復雜的商業與刑事交織危機中，為您捍衛自由與核心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