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送死竟成叛亂？非裔水手拒裝彈藥被定罪，死后才等來國會平反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芝加哥港彈藥裝載設施的航拍圖

1944年7月17日晚上10點18分，美國加州波特芝加哥的碼頭，突然一道刺眼的白光劃破夜空，緊接著是震耳欲聾的巨響，整個地面都在劇烈搖晃。

爆炸的威力，遠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連400多英里外的內華達州博爾德市，都能感受到明顯的震動。

當時沒人知道，這起爆炸會成為美國二戰期間最慘的本土災難，更沒人想到，災難過后，一群拒絕送死的水手，會被貼上“叛亂者”的標簽。

要講清楚這件事，得先說說波特芝加哥這個地方。

它在舊金山東北部的蘇森灣沿岸，19世紀50年代才有歐洲移民定居，一開始叫灣點，1931年才改名叫波特芝加哥。

二戰爆發后，美國參了戰，急需大量軍火運到太平洋戰場。

1942年，海軍在這兒建了個彈藥裝卸站，這里就成了關鍵的軍事樞紐。

但這個樞紐，從一開始就藏著致命的問題。

當時美國海軍還實行種族隔離，碼頭的裝卸工人，幾乎全是非裔美國水手，而指揮他們的，全是白人軍官。

這些非裔水手挺冤的，他們只接受過普通貨物的裝卸訓練，壓根沒學過怎么安全處理彈藥。

讓一群門外漢去搬烈性炸藥，風險可想而知。

二戰打得正兇，太平洋戰場急需軍火補給。

波特芝加哥的碼頭，幾乎24小時連軸轉，彈藥裝卸一刻不停。

當時碼頭上同時停著兩艘船，一艘是勝利級的“奎諾爾特勝利號”，另一艘是自由級的“E.A.布萊恩號”。

兩艘船都在從鐵路車廂里直接裝彈藥，工人幫派之間還搞起了友好競爭，比誰裝得快。

本來就不規范的操作，因為追求速度，變得更加隨意，安全隱患越積越多。

沒人想過停下來檢查一下，也沒人在意那些被忽略的安全規范。

大家只知道，軍火要趕緊運走，至于工人的安全，仿佛沒那么重要。

兩艘船上一共裝了大概5000噸烈性炸藥，碼頭上還有16節鐵路車廂，裝著400噸炸藥。

這么多炸藥堆在一起，簡直就是個定時炸彈。

10點18分，“奎諾爾特勝利號”率先發生爆炸。

那道白光亮得讓人睜不開眼，巨響過后，碼頭瞬間被火焰吞噬。

本來以為這就夠慘烈了，沒想到幾秒鐘后，“E.A.布萊恩號”也發生了爆炸。

這一次的爆炸更猛烈，整艘船連同周邊的設施，都被徹底炸碎。

事后人們發現，這艘7000噸的船，最大的殘骸也就行李箱那么大。

可見當時的爆炸威力，有多恐怖。

天空中升起了兩英里高的火焰和煙霧，連9000英尺高空的飛機上，都能看到房屋大小的熾熱金屬碎片飛過。

“奎諾爾特勝利號”的殘骸被爆炸的沖擊力拋到了500英尺外的海灣，濺起巨大的水花。

整個碼頭，瞬間變成了一片廢墟。

爆炸發生得太突然，船上和碼頭上的320名工人，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當場就沒了性命。

其中，有208名是非裔普通水手。

這些非裔水手的死，不僅僅是一場意外。

他們本來就不該被推到這么危險的崗位上，更不該在沒有專業訓練的情況下，去裝卸烈性炸藥。

爆炸的沖擊波，把附近的建筑和鐵路車廂都炸碎了。

波特芝加哥所有的房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壞。

數英里范圍內的人們，都被飛濺的玻璃碎片和雜物劃傷。

熾熱的金屬和沒爆炸的炮彈，散落得到處都是，最遠的竟然飛到了兩英里外。

就連25英里外的舊金山，都受到了爆炸的影響。

可見這場災難，波及的范圍有多廣。

爆炸過后，海軍人員、當地的救援人員和平民，都趕緊沖了過來。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撲滅可能引發二次爆炸的火災，搶救被困的傷者。

除了320名死者，還有390人受傷，其中一些人被埋在廢墟里，救援難度極大。

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限，很多傷者沒能得到及時的救治。

《舊金山紀事報》當時報道了這件事，字里行間都是震驚。

公眾也開始質疑，為什么彈藥裝卸會如此不規范，為什么會讓沒有專業訓練的人去做這么危險的工作。

這場爆炸，不僅帶走了320條生命，也揭開了美國海軍種族隔離的遮羞布。

只是沒人想到，爆炸過后的三周，也就是1944年8月9日，幸存的軍械營成員，被命令到附近的馬雷島，繼續裝載彈藥。

這些水手剛剛經歷了那場恐怖的爆炸，親眼看到了320名同伴瞬間離世。

他們心里很清楚，繼續在沒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裝卸彈藥，和送死沒什么區別。

258名非裔水手，鼓起勇氣告訴白人軍官，他們愿意服從其他任何命令，但絕對不回去裝卸彈藥。

他們只是不想再重蹈同伴的覆轍，不想白白送死。

可海軍卻不這么認為，他們覺得這些水手是在違抗命令，是在叛亂。

很快208名水手被軍事法庭審判，罪名是違抗命令。

另外50名水手，被指控犯有叛亂罪。

當時正處于戰爭時期，叛亂罪最高可以判處死刑。

最終違抗命令的水手，被判處不良行為退伍，還被沒收了三個月的工資。

而那50名被指控叛亂的水手，被判處8到15年的苦役。

明明是海軍忽視安全，明明是種族歧視讓這些水手陷入危險，最后被懲罰的，卻是這些只想活下去的水手。

當時未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還以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律師的身份，旁聽了大部分審判。

后來他回憶說，那場審判充滿了種族偏見。

海軍根本沒把非裔水手當人看，在他們眼里，這些非裔水手，比其他水手更可犧牲，更可丟棄。

在當時的美國，種族隔離無處不在，非裔美國人的權利，根本得不到保障。

他們被歧視、被壓迫，連生命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

二戰結束后不久，也就是1946年1月，迫于輿論壓力，海軍對這些水手給予了寬大處理，他們被釋放了。

但寬大處理，并不等于平反。

這些水手的身上，依然背著“違抗命令”“叛亂”的罪名，他們的名譽，依然被玷污。

這一等，就是幾十年。

直到1994年，官方對當年的審判進行了審查，才承認審判程序存在嚴重缺陷，帶有強烈的種族偏見。

1999年12月23日，克林頓對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弗雷迪·米克斯，給予了全額赦免，這是第一個被赦免的“叛亂者”。

本來以為，弗雷迪·米克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所有同伴都被平反。

但遺憾的是，2003年，他就去世了，享年83歲。

直到2019年7月17日，也就是爆炸發生75周年的那一天，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為當年那50名被指控叛亂的水手，正式平反昭雪，恢復了他們的名譽。

75年，整整75年。

那些被冤枉的水手，大部分都沒能等到這一天。

他們帶著“叛亂者”的污名離開人世，直到死后，才終于得到了遲來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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