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與儒家財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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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中庸之道”

與孔子關系最為密切、在儒學中最為核心的典籍，顯然當屬《論語》。《論語》中只有一處直接提及“中庸”。《論語·雍也》講：“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這么看來，似乎有些奇怪：一方面孔子用“至德”來稱呼“中庸”，其重要性可以說是無以尚之了；但另一方面，在《論語》中，“中庸”遠不如其他諸如“智”“勇”“義”等德目被談論得那么頻繁。

這實際上源于“中庸”的特殊性。首先，“中庸”與其他德目并不完全處在同一個價值序列之中。《論語》以及后世所經常討論的各種“德行”，是具體場景下一種具體的發心和行動。而“中庸”——以“中”為用、追求中道，是儒家看待萬事萬物的總的方法論，看起來更為抽象，但普適性則更為廣大。因此，雖然儒家看起來并非直接的經濟學家，直接談論財富問題的內容似乎也不算多，但當我們總結儒家思想對于財富的看法、儒家人物的財富觀時，總能發現其背后“中庸”作為指導思想之一發揮著的作用。其次，在《論語》中雖然只一處直接說出“中庸”二字，但“中庸之道”的思維方式貫穿于《論語》始終，成為儒家思想區別于其他思想的根本特質之一。而相傳為孔子之孫子思所作、躋身儒家“四書”之一的《中庸》，則直接、詳盡地闡釋了儒家“中庸之道”的豐富內涵。“四書”作為一個整體，互相對讀可以互相印證，發現更多深層次的內容。

因此，要點明《論語》《大學》等經典中那些儒家對于財富問題的表達，從更加整體與系統的層次了解儒家的財富觀，決不能繞過《中庸》，決不可忽視“中庸之道”這一儒家總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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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財富觀：集體調控與自由市場之間

《中庸》言，大舜有大智慧，他執政能夠“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用其中”，以“中”為用，實際上是早期中國先民在漫長歷史中所總結出的生存與治理智慧，而為孔子所忠實繼承。《論語·子罕》記載，縱使多能多聞的孔子，也有自己不了解的問題和領域，而此時孔子也選擇了大舜那樣以“中”為用的智慧：“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首先明確把握這一問題下完全相反的兩極的極端狀況，然后依照人性、人的需求與具體境況，不斷向中間去推演一個合適的度，在此基礎上來尋求解決辦法。

對于公共財富，即集體或者國家的財富問題來說，這里的“兩端”與“用中”便是把握集體調控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平衡。

在許多人的認知中，儒家強調“士農工商”的等級劃分，輕視商人群體；強調重農抑商、重義輕利，輕視商業和市場的價值。然而事實與此截然相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儒家不僅完全承認與肯定人類趨利的本性，而且對于市場與商人群體并不存在異于常人的看法，能夠認識到商業是人類社會自然而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即使印象當中最為“重義輕利”的孟子，在他的理想社會的架構中，也從來不能缺少商人、市場、商業社會的部分。孟子描述能夠“以德服人”而人人向往的王道之國時，不僅是“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一定也有“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在其中。（參見《孟子·梁惠王上》）不論士、農，還是工、商，都是一個健康、良好的社會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甚至在孟子那里，最早提出了對于壟斷傷害自由市場的批判——《孟子·公孫丑下》記載孟子說：“人人都想要富貴，這種自然的趨向是很好理解的。唯一的問題是，有人的富貴想要靠壟斷來實現。古時的市集，就單純是通過交換滿足需求的一個場所，國家對于市場的治理也只需要維持基本秩序即可。可就是有‘賤丈夫’出現，通過操縱市場來實現壟斷，他想要獲利就不讓其他人獲利。而正是因此，國家才在大家的允許下介入，通過征稅的方式預防壟斷，通過調控保障更多人應有的權益。”

在與此相對的另一面，是儒家對于集體調控的重視，如“均”的思想、對于井田制的土地制度的思考、強調公平、強調對于弱勢群體的慈善與賑濟等，則是我們更為熟悉的內容，不需要在此贅述了。

而如果了解包括《史記》在內的很多文獻，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許多人對歷史上“重農抑商”的印象，實則來自以法家思想為指導的秦國，以及其后承接秦制、大亂后亟須恢復生產力的漢代初年。法家的公共財富觀是通過“利出一孔”的方法徹底控制人民——除了在官方那里，百姓沒有任何可能的收入來源，沒有任何可能獲得褒獎的途徑，如此“獎勵耕戰”的方針才能夠得到徹底執行。從“中庸之道”的角度去觀察，我們便能夠清晰地看到，法家在這里走向了依賴集體調控的極端，而簡單化地將市場與商人視為敵人。與此相對的另一個極端，則是道家“小國寡民”式的公共財富觀。這種財富觀念雖然能夠保證每一分財富、資源都直接地作用于提升每一個個體的福祉，但其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缺少集體的調控，無法激發包括市場在內的更高的效率，也更無法作為集體抵御人性惡與外來的沖擊。

后世古今中外的歷史也同樣反復證明了，放任自由市場的發展，必然出現無序的大量浪費、壟斷與寡頭、金錢至上甚至壓倒人的生命等問題；而依賴集體調控安排一切，則總是事倍功半：設計者疲勞不堪，執行成本完全傾倒在集體身上，但與此同時，普羅大眾又置身事外，無法有效激發創造財富與資源配置的效率。

在更具體的經濟指標上，更是時時體現著“中庸之道”的邏輯與追求：

經濟學數百年的發展，一言以蔽之，只不過是《中庸》偉大哲理的小小腳注。經濟增速太高不行，太低亦不行；收入分配太平均不行，太不平均亦不行；通貨膨脹不行，通貨收縮亦不行；完全市場化不行，完全政府化亦不行；稅率太低不行，稅率太高亦不行；利率太高不行，利率太低亦不行；完全封閉經濟自然不行，完全開放經濟亦不行；金融不發達不行，金融過度發達亦不行……舉凡經濟學所有命題，皆必須符合《中庸》首創的“致中和”原理……經濟學發展到今天，數學演算復雜非凡，卻至今還沒有找到上述這些關鍵的“致中和”原理。（向松祚：《經濟學里的“中庸”——全球金融反思系列之一》）

所以說，儒家公共財富觀的寶貴之處，就在于能夠同時認識到自由市場與集體調控這“兩端”各自不可替代的價值與偏于一方的極端化所會帶來的問題，而追求在兩者之間達致一種平衡的“中庸之道”。新中國成立以來，關于“效率”與“公平”問題的若干表述，以及根據現實情況而進行的幾次調整，本身也是這種儒家“中庸之道”公共財富觀的一種現代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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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財富觀的榜樣：舜與顏回

我們閱讀《中庸》能夠看到，尤其在第二章到第九章，實際上是以大舜與顏回作為能行“中庸之道”的代表與榜樣的。從天下之君、至為富貴的舜，到英年早逝、至為貧賤的顏回，兩人在外在的各個方面尤其是擁有的財富上可謂天壤之別，然而舜與顏回是同為儒家所推崇的圣賢。二人的人生恰似一體兩面，樹立了我們面對個人財富問題最好的榜樣。

《中庸》描述舜“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舜是社會層面上的天下共主、道德層面的圣人，全天下的財富都能夠為他所調動，也可以說是屬于他的。這種財富、福蔭更能超越個體肉身而延伸到子孫后代身上，讓他們因為是圣人之后而得到尊重和善待。可以說，舜已經走到了人類幸福的最高點。

而與此同時，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其實在于舜之無上財富的“來路”與“去向”，也就是財富的獲得與使用。首先，上古時代以圣為王，舜獲得至高無上的財富與榮光的根源在于他至高無上的德行與付出。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天下雖然名義上屬于天子舜，舜（或者說，儒家尊崇的諸位上古先王）卻從來不將其視為私產而橫征暴斂，沉溺于享樂。當然，舜也就不會因為可能失去天下而憂心不安，更不可能像后來無數被權力、金錢欲望異化的暴君權臣富賈一樣，為了維護財富和地位而走向瘋狂。

其次，作為天下最富之人，舜的財富又用到哪里去了呢？這樣富有的人還會有煩惱憂慮嗎？孔子已經在與弟子子路、子貢的兩次交談中給出了答案。弟子問：自己修行達到至德，從而使得天下百姓都得到好處，使貧弱者得扶持、危困者得救助，這算是很高尚的人了吧？孔子不由慨嘆：這豈止是仁愛有德、高尚所能形容的啊——“堯舜其猶病諸”——堯、舜所心心念念、憂慮思考著的，也是能夠這樣天下如一家、福澤蒼生萬物呀！（參見《論語·雍也》《論語·憲問》）可見，大舜的財富觀是將有限的財富繼續投入到切實地增進同胞的福祉中去。而這樣的“付出”并非消耗，而是一種增長，正如《大學》所說“財散則民聚”，換來的是更多人心的響應與財富的集聚。整個社會的財富在這樣生生不息的流轉中得以獲得更多的增長，財富與資源不再單單是“物”本身，而是更加直接地轉化為人的幸福。

而與大舜在身份與財富上完全相反的另一極，則是孔子最為喜愛的弟子顏回。孔門弟子不少出身寒微，而顏回的貧困在其中仍很突出，甚至有學者推測顏回早亡的原因是長期的營養不良。那么，終生貧苦的顏回，他的人生是遍布痛苦與黑暗，還是快樂與光明？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顯然的。孔子對于顏回的稱贊，我們耳熟能詳：“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在后世，“孔顏之樂”更成為形容儒家人生觀、價值觀的一個固定詞匯。周敦頤指導程顥、程頤兩兄弟讀書，首先讓其去“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宋史·道學傳·周敦頤傳》）孔子、顏回都不是典型的世俗意義上春風得意的人，窮困、顛沛，但是他們求道的快樂發源于內心而不依賴于物質，因此并不會被現實的財富問題所難倒。

從大舜與顏回財富、地位相差殊遠而共同成為圣賢的人生，可以看到“中庸之道”的財富觀對于我們的啟示：

第一，以“中庸”的態度對待財富的獲得。一方面，儒家肯定人人追求富貴的本能與權利，希望人人都能有充足的財富與資源去實現自我；另一方面，儒家又鮮明地認識到財富與幸福之間并非對應關系——財富誠然是實現幸福的重要條件，卻非必要條件。只矚目于財富的量的積累，而忘記了財富的意義是帶來生命的質的提升，那么我們并不會更加幸福，反而可能淪為物的奴仆。

第二，以“中庸”的態度對待財富的使用。財富本身就是一種力量，但儒家認識到更為重要的是使用這種力量的智慧。儒家常講的“義利之辨”，同樣是一種中庸的智慧——財富并非不重要，但在與德義有沖突的情形下，真正的儒者會選擇以德義為先，讓德義為財富指引方向。在具體的生活情景中，儒家一方面既不像許多宗教的苦行者一樣把素樸甚至痛苦本身作為追求，另一方面也警惕奢靡之風和無端的浪費。注意把握追求德義與個人享受之間的中庸，不去讓財富變為外在無聊的標榜，而真正服務于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

“中庸”作為孔子所稱的“至德”、儒家思維方式總的方法論，貫穿于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讀罷《中庸》回看他書，如《論語》“貧而樂，富而好禮”“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大學》“富潤屋，德潤身”“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也將會有新的體悟。

◎本文原載于《走進孔子》（作者：楊傳召），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