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綺云烈士與延安第一臺印刷機 | 趙邦富 編寫

題記：驚悉烈士宋綺云長子宋振華于2026年3月30日在鄭州逝世。為緬懷先烈，我再次拜讀《一門三烈》一文，現根據宋振鏞撰寫的《延安的第一臺印刷機》一文，整理為《宋綺云烈士與延安第一臺印刷機》。以示悼念。

宋綺云（1904—1949），江蘇邳縣（今邳州市）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革命烈士，“小蘿卜頭”宋振中之父。他早年投身革命，深耕新聞宣傳戰線，以筆為刃傳遞革命火種，在民族危亡之際，用熱血與擔當完成了一項特殊而艱巨的任務——為延安送去第一臺正規鉛印印刷機，為黨中央宣傳工作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1937年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時任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在完成這一歷史性任務后，即將啟程離開西安。臨行前，時任《西北文化日報》社長的宋綺云專程前往周恩來下榻的賓館請示工作，聆聽今后的工作指示。

周恩來首先肯定了宋綺云在西安事變中的重要貢獻，他說道：“西安事變促成蔣介石答應抗戰，是張學良、楊虎城將軍順從全民族的意愿逼成的，與你們辛勤工作是分不開的。”隨后，周恩來勉勵宋綺云，今后工作更加艱巨，要做好西北軍的團結工作，堅守革命陣地，推動形成統一抗日的局面。

握手話別時，宋綺云主動詢問周恩來，在西安還有無需要協助辦理的事情。周恩來沉思片刻，坦誠說道：“你看在西安能否搞到一套印刷設備。”宋綺云當即回應：“西安不生產印刷機，報社目前使用的設備隸屬于十七路軍，不便調配。”

周恩來面露惋惜，隨即解釋道：“中央來到陜北后，印刷條件極差，長征途中幾乎丟失了所有設備，如今各類文件只能靠刻字蠟紙油印，不僅費時費工，字跡還模糊不清；石印也十分不便，遇到需要鉛印的重要文件，不得不派人冒著生命危險送到西安印刷，印后運輸更是困難重重。”

深知革命宣傳重要性的宋綺云，對此深有體會，他當即鄭重承諾：“改善中央印刷條件迫在眉睫，我來想辦法，請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完成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周恩來欣慰點頭：“好，我先代表黨中央謝謝你。”宋綺云堅定回應：“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有責任和義務完成這項任務。”

在回到《西北文化日報》社后，宋綺云深感任務緊迫——當時整個延安、保安地區沒有一臺正規印刷設備，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仍采用落后的石印方式，根本無法適應當時抗日救亡的形勢和革命宣傳的需求。他立刻找來邵幼和、曹冷泉、楊賓青等骨干商議，最終確定了捐贈方案：報社主力印刷設備屬于西安行營和十七路軍，不便轉送；而《西北畫報》的全套印刷設備，是他發動報社職工自籌資金，由曹冷泉、郭子剛專程前往上海購置的備用機，可無償捐贈給黨中央。

經宋綺云和曹冷泉耐心動員，全體職工紛紛表示愿意奉獻力量，將這套包括對開機、鉛字、銅模、照相器材等的完整設備，無償送給延安，支援那里的抗日斗爭和革命宣傳工作。

彼時的西安，白色恐怖陰影籠罩，國民黨各級機關已恢復正常工作，對革命力量的監視和鎮壓愈發嚴密。《西北文化日報》社的處境尤為危險：對門是西安軍警督察隊，西鄰是國民黨控制的《西京日報》社，東面是國民黨黨部設立的、專門刺探報社動靜的飯館，三面被監視，唯一的出路只有報社后院編輯部東側的廁所，而廁所墻外還有一戶居民，轉運設備必須爭取到該住戶的配合。

宋綺云與負責具體轉運工作的郭子剛商議后，由郭子剛出面聯絡住戶——郭子剛曾在該住戶家中居住，深知其為人正直可靠，最終順利爭取到配合。隨后，宋綺云與紅軍三十七軍駐云陽辦事處主任楊尚昆取得聯系，約定好轉運時間，由楊尚昆派彭加倫帶領汽車到西安鹽店街等候。

轉運當晚，天空陰沉，伸手不見五指，還下起了小雨，路面泥濘濕滑，給轉運工作增加了極大難度。宋綺云安排印刷組組長楊永嘉負責拆卸印刷機，郭子剛帶領姬景光、王復元等多名有政治覺悟的工人，翻墻進入后院，先將兩付半鉛字一盤一盤遞出墻外，待印刷機拆卸完畢后，又拆墻將機器搬出，冒雨經廣濟街巷子轉運至鹽店街裝車。工人們滿身泥污，卻毫無怨言，連續奮戰數小時，順利完成了裝車任務。

考慮到要讓設備盡快發揮作用，宋綺云特意選派黨志英（原名黨應孝）、武志善、唐永謙等16名政治可靠、責任心強的技術骨干，由李蔚然帶隊，隨印刷機一同前往三原。設備運到三原后，被安置在城隍廟街一處房屋內，遵照楊尚昆的指示，技術工人們立即拭機排版，試印了《中國革命向何處去》一書，檢驗了設備性能。

1937年3月，桃花盛開之際，延安方面派來兩輛卡車，在彭加倫的指揮下，將全套設備和技術工人一同接往延安。設備抵達延安后，被安置在東門外萬佛洞《解放日報》社。此時周恩來已從西安回到延安，他特意將印刷設備送達的消息告知相關部門，安排財政部部長林伯渠、《解放日報》社社長祝志澄前往迎接技術工人。

為了讓技術工人們安心工作，黨中央給予了他們特殊照顧，不僅經常派人到西安購買大米白面，還為每人每月發放30塊銀元工資，這種待遇在當時的延安極為少見。周恩來更是稱贊宋綺云：“想得周到，不僅送來了機器，還送來了技術人員。”

這臺印刷機成為延安第一臺正規鉛印設備，徹底改變了中央機關印刷落后的局面，極大改善了黨中央對外宣傳的條件，《解放日報》也從此由石印改為鉛印，每月出版對開一大張，讓革命思想得以更廣泛、更清晰地傳播。如今，這臺承載著革命記憶的印刷機，被珍藏在北京軍事博物館，靜靜向世人訴說著宋綺云烈士為革命事業無私奉獻的光輝事跡，也見證著中國革命宣傳事業的艱難起步與蓬勃發展。

（資料來源于宋振鏞著《紅色家庭——一門三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