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促亞洲安全的新“中國方案”

在近日閉幕的博鰲亞洲論壇2026年年會上，“亞洲安全觀”成為討論熱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在年會全體大會上的主旨演講中提出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為指導，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通過和平方式政治解決矛盾分歧，推動構建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的亞洲安全模式。這一主張回應了當前亞洲安全面臨的挑戰風險，為區域安全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獲得各方積極反響。

當前全球地緣沖突加劇、局部戰爭此起彼伏，亞洲也難以獨善其身，地區不穩定因素在增多，面臨三重挑戰。

首先，隨著大國戰略博弈加劇，部分域外力量通過強化軍事存在與推進同盟體系網絡化，不斷加大對地區安全事務的介入程度。這種以軍事聯盟為基礎的安全架構，正在引發典型的安全困境：一國出于防御目的的能力提升，往往被他國解讀為進攻性意圖，從而誘發連鎖反應，加劇地區軍備競賽與戰略對抗。其次，經濟領域的泛安全化趨勢正在加劇，成為影響地區穩定的關鍵變量。在“去風險化”供應鏈重組等政策導向下，經濟問題日益被安全邏輯所主導，貿易與投資關系被賦予更多地緣政治意涵。再次，文明沖突和陣營對抗的舊思維沉渣泛起，折射出當前國際社會在規則、價值與治理模式上的分歧在擴大。

面對共識缺失、規則失范和治理失效，不同觀念間的競爭成為影響地區安全的深層變量。就理論層面而言，當今國際社會大體存在三種具有代表性的安全觀范式，其在安全來源、實現路徑與價值取向上存在顯著差異。

一種是以同盟合作為核心的“同盟威懾型安全觀”。這一安全觀強調通過力量優勢與聯盟體系來實現安全，其邏輯基礎在于“以實力求安全”。在這一框架下，安全往往被理解為相對的、排他性的資源，一國安全的提升可能意味著他國安全的下降。冷戰時期，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大國間的戰略穩定，但在當今多極化與相互依存加深的背景下，其負面效應日益凸顯。

另一種是以主權安全為核心的“國家中心安全觀”。這一安全觀強調國家獨立自主與不干涉原則，其合理性在于維護國家基本安全與發展權利。然而，在全球化與跨國問題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這一模式也面臨一定局限。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與網絡安全等問題具有明顯的跨境屬性，單一國家難以獨立應對。

與上述兩種安全觀相比，中國提出的“亞洲安全觀”屬于“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的范式，核心在于強調安全的不可分割性與相互依存性，主張通過對話協商而非對抗沖突來解決分歧。從理念內涵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突破了傳統以軍事為中心的狹義安全理解，將經濟、科技、環境等因素納入安全范疇，同時強調安全的長期性與結構性。

不同安全觀之間的碰撞，反映了國際秩序轉型期關于“如何才能實現安全”的根本性分歧。究竟是通過力量對抗維持穩定，還是通過合作共贏實現安全，世界還缺乏共識。在多重安全挑戰與理念沖突的背景下，中方提出的亞洲安全觀更具現實和長遠意義。從地區層面看，這一理念為亞洲安全秩序提供了一種不同于傳統權力政治邏輯的規范性框架。“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這一表述突出安全的共享屬性與實現路徑，指出地區安全治理應從以對抗落實轉向合作導向。其核心在于通過制度化對話機制降低誤判風險，通過包容性合作增強安全互信，從而逐步塑造更加穩定的地區安全結構。從全球層面看，這種亞洲安全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價值目標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兩者都強調國家間命運相連，安全不可分割，反對零和博弈與強權政治。

此外，中方的亞洲安全觀與四大全球倡議形成內在聯動關系。全球發展倡議提供物質基礎，全球安全倡議提供理念支撐，全球文明倡議緩解價值沖突，全球治理倡議則提供制度保障。因此，這種亞洲安全觀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理念在區域層面的具體實踐路徑，并有望通過多層次協同推進，真正轉化為可持續的制度實踐。

（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發于2026.4.6總第123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共促亞洲安全的新“中國方案”

作者：項昊宇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