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絲路只與“奢侈品”有關？來自伊朗的銀幣，曾真正落進了綠洲百姓的錢袋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如今，伊朗上空戰火再起。人們或許很難想到，這片土地曾在一千五百年前鑄造出古代世界信用最堅挺的貨幣之一——薩珊銀幣。

這些小小的銀幣自波斯啟程，隨粟特商隊越過蔥嶺，穿越中亞綠洲，流入吐魯番盆地，后又叮咚落入高昌百姓的錢袋，記入官府的簿冊，隨主人沉入幽暗的墓穴，最終在千年之后的考古挖掘中重見天日。

今天，“一帶一路”倡議讓古絲路重煥生機，而裴成國的新著《銀幣東來：五至七世紀吐魯番綠洲經濟與絲綢之路》（下稱《銀幣東來》），正是循著銀幣的足跡，試圖回答一個穿越千年的疑問：小小的銀幣，穿梭于大漠的遙遠商隊，與綠洲里的尋常人家，共同構建了一幅怎樣的時代圖景？

銀幣中的經濟史

《銀幣東來》全書共六章，大致以時代為序，系統梳理了五至七世紀吐魯番綠洲經濟的演變脈絡，結構謹嚴，層層遞進。

開篇從公元五世紀的北涼和闞氏高昌時期切入，作者由《支生貴賣田券》等新見資料入手，揭示銀錢大量流入前高昌綠洲的經濟形態。最有趣的是，彼時高昌竟以毛毯充當一般等價物，堪稱“毯本位貨幣時代”。作者推測這與當時同處吐魯番盆地的車師前國的畜牧業有關，在雙方長期穩定的經濟交流下，毛毯成了貿易中的主要支付手段。

隨后便進入了全書的重點——麴氏高昌時期。作者從“半文”這個計量單位入手，厘清了高昌國內銀錢與糧食并行的復本位貨幣體系：薩珊銀幣作為高值貨幣，應對大宗交易；糧食作為低值貨幣，解決小額支付的找零難題。二者配套使用，共同應對市面上各種交易行為。

接下來，作者視野繼續拉大，書中的討論對象從貨幣擴展到土地與民生，通過考察普通百姓的土地占有、果木租賃，以小見大，帶出了高昌國如何通過資源調配和經濟戰略的適時轉型，實現一個綠洲小國的經濟崛起的歷程。

但當高昌政權走向消亡，唐朝在此設立西州之后，銅錢進入此地，銀錢、銅錢、絲帛、糧食等多種等價物并行的奇妙局面由此形成。于是，從毯到銀、從銀到銅，高昌貨幣的變遷史便折射出綠洲經濟的命運變遷。

在作者筆下，這趟銀幣的綠洲之旅，最終引向一個更為根本的追問：絲綢之路的存在對于綠洲上的住民究竟意味著什么？

這個話題背后也正是日本學界延續數十年的“絲綢之路史觀論爭”的核心——綠洲經濟的支撐到底是農業還是商業？

綠洲上的“復合經濟”

裴成國在書中第五章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這一章題為“絲綢之路與高昌經濟的崛起”，也是他在日本東洋文庫演講的核心內容。

他的論證邏輯環環相扣，先從樓蘭的荒廢如何使得吐魯番的交通樞紐地位驟然凸顯講起，接下來則是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割據怎樣導致中原絲綢產能銳減，于是絲綢之路上出現了貨源缺口，而高昌國則敏銳地抓住了這一商機，以蠶桑絲織業為支柱發展經濟。從新近刊布的《北涼計貲出獻絲帳》和《北涼計口出絲帳》來看，當時高昌的戶調和口稅都只征收蠶絲，實際上就是以家家戶戶都養蠶織絲為前提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這種只征初級產品蠶絲而非成品絹帛的做法，雖不合中原政權的慣例，卻恰恰與絲路商貿的需求吻合：《魏略》中有記載，羅馬“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他們要的就是生絲，而非加工好的絹帛。然而生絲貿易終究系于時勢——中原一旦恢復統一、絲綢產能回升，高昌的這門生意便難以為繼。

因此比起抓住一時的商機，更關鍵的在于夯實綠洲自身的經濟根基。裴成國接下來便將筆觸轉向了高昌內政，討論高昌如何通過土地政策和勞動力調配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官府限制土地買賣、遏制兼并，將大量鎮家田租賃給百姓，甚至連依附人口“作人”都要承擔國家徭役。這種強勢的王權干預，確保了每一寸土地、每一個勞力都能充分利用。

而最精彩的部分在于——當北魏統一北方、中原絲綢產能恢復之后，高昌不再死守蠶絲一業，而是適時地將客使接待升級為國家事業。于是乎綠洲上下一齊轉向：地里種出的糧食、葡萄園釀出的酒、果園的梨棗、菜園的時蔬、百姓家養的羊，悉數被納入供應客使的產業鏈。官府居中調度，百姓參與其中，外來商旅的消費最終以銀錢的形式回流到這片綠洲的每一個角落。

由此可見，高昌國的經濟形態，并不是“絲綢之路史觀論爭”中簡單的“非農即商”所能概括的。實際上，高昌國不僅圍繞絲路商貿接待客使商旅，同時也為絲路貿易提供了商品與貨源，因此除了農牧業之外，旅館業、餐飲業、釀造業等諸多產業以外來人口為消費對象，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復合型外向型經濟。

故紙中的一念通透

《銀幣東來》是裴成國的第一部專著。他坦言，關注這個問題至今已有15年。這15年的工作與破案頗為相似：從零散的線索中，拼出一幅被人撕碎的圖畫。

敦煌吐魯番文書素稱“難治”，大多出自墓葬，許多官私文書被剪裁制成紙鞋紙帽，隨墓主埋入地下，殘缺不全，內容零散，一件文書只剩半張甚至幾行乃是常態。裴成國早年參與新獲吐魯番文獻的整理工作，在錄文釋讀、殘片綴合中浸潤多年，從無數文本碎片中細細拼出線索，再將線索彼此勾連、反復印證，由賦稅賬簿到貨幣流通，再到客使供應、葡萄酒外銷，一點一點復原出高昌綠洲經濟的整體面貌。

這種在碎片中尋路的過程，自然艱辛，卻也不乏柳暗花明的驚喜。他對《高昌張武順等葡萄畝數及得酒帳》的破解，便堪稱一段佳話。尋常人只道“葡萄美酒夜光杯”，卻不知這美酒背后藏著多少枯燥的計算——種了幾畝葡萄、釀了多少酒，哪些納官、哪些留用，樁樁件件都是麻煩。

而一千多年后，要從殘破的故紙中把這些賬目重新讀通，更是難上加難。這件文書里滿是“租了”“無租”“得酒”“儲酒”“有酒”之類的“黑話”，前人研究多年始終未能通解。裴成國苦思良久，終于在一個深夜靈光乍現：如果把“得酒”理解為交給官府用于出售的酒，整件文書便一通百通——高昌國官府集中收購民間的儲酒，登記造簿后外銷謀利，這構成了高昌綠洲外向型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他在后記中回憶那個夜晚：理完思路已近破曉，走出研究室到校園對面的便利店買面包，回頭一望，大學的校園薄霧茫茫，樹影婆娑，“宛若仙境”。這大概就是做學問的人才懂的那種快樂——在故紙堆里蟄伏多年，忽然一念通透，思緒與天色一并破曉。

正是憑借這樣的苦功與靈光，裴成國才有底氣向那個延續多年的成說發起挑戰——絲路貿易與綠洲上的普通人有關系嗎？

與百姓相關的“絲路”

盡管運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對高昌綠洲進行研究在中外學界已有不少積累，但受限于文書本身殘缺零散的先天短板，既有成果往往各執一端，鮮有人將這些線索編織成一張完整的網。

尤其在絲路貿易與綠洲經濟等問題上，許多認識偏差至今依然存在——有些國家的學者翻過《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見得交易的商品不外乎金銀、香料、寶石、奴婢等，便言之鑿鑿地聲稱絲路貿易乃是奢侈品貿易，與普通百姓并無干系——若是這個判斷成立，絲綢之路的意義便要大打折扣。

《銀幣東來》對此提出了挑戰。這本書中，裴成國細細復原了這些閃亮銀幣背后整個高昌綠洲的經濟形態，從貨幣流通、賦役征納到土地租佃、葡萄酒外銷，直至絲路客使的接待供應，全書幾乎觸及了高昌綠洲經濟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作者從大量關于貨幣流通和客使供應的文書賬簿入手，循著銀錢在綠洲中流轉的蹤跡，揭示出高昌經濟社會運轉的內在邏輯，最終呈現出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絲路貿易絕非與百姓無關的奢侈品貿易——恰恰相反，從地里種糧的農戶、園中釀酒的果農，到為過境客商備料供炊的尋常人家，整個綠洲的生產與生計，都被深深卷入了這張橫貫東西的貿易網絡之中。

而這項推陳出新的研究，也是近年來敦煌吐魯番學領域學術突破的一個縮影。新一代學者銳意進取，已在敦煌吐魯番研究領域開拓出一片嶄新的天地——他們的視野更開闊，方法更細密，也更敢于在前輩們反復耕耘過的土壤上翻出新土。

2025年，榮新江教授主編的“新時代敦煌學研究叢書”第一輯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一口氣便是五部專著。從佛教美學與石窟藝術到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占驗信仰，從唐代京城書寫文化與信息傳播到唐代地方社會，再加上這本聚焦綠洲經濟的《銀幣東來》，五本書各辟蹊徑，卻有一個共同的指向，便是要開拓新的視野和方法，以推動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研究在國際學界發出更強的聲音。

當然，這本書并非沒有遺憾：吐魯番文書談不上完整和系統，作者自己也坦然承認，目前“試圖進行系統的、閉環的研究仍然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奢望”， 但即便如此，15年的苦功也絕對不會白費。或許成像還不夠真切，但這一束投向未知世界的光，也已足夠將高昌綠洲經濟的輪廓從千年的幽暗中一點點勾勒出來。

而這大概也正是敦煌吐魯番學最動人的地方：那些殘缺的文書、零散的賬簿、墓穴深處斑駁的銀幣，每一件都是碎片，每一件又都是線索。一代又一代的學人俯身其間，辛苦耕耘，方有今日之成績。裴成國在后記末尾寫道：“吐魯番文書還有可觀的埋藏，靜待下一批新資料的刊布，無論本書中的觀點將來被證實或證偽，我都欣然接受。”

大漠之下，仍有故紙未出；故紙之上，仍有故事待續。

《銀幣東來：五至七世紀吐魯番綠洲經濟與絲綢之路》

裴成國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原標題：《誰說絲路只與“奢侈品”有關？來自伊朗的銀幣，曾真正落進了綠洲百姓的錢袋》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肖雅文

來源：作者：劉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