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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漲,萬物跌。
自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全球股市、黃金、美債、日債等各類資產幾乎全部遭遇大幅下挫與拋售。
當以美債為代表的傳統避險資產避險功能失效時,全球投資者紛紛將配置目光轉向中國。
過去一個月,不僅中國國債收益率保持穩定,而且人民幣逆勢升值。
與此同時,人民幣的支付地位也顯著提升。3月,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日均交易額達9205億元,創過去12個月以來最高,并且在4月2日,單日交易額進一步升至1.22萬億元。
渣打銀行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透露,短期已有一部分中東資金流入中國市場。
人民幣資產正成為這場中東危機下新的“避風港”。
美債五周遭拋售超900億美元,人民幣債券受熱捧
美聯儲數據顯示,自美以伊沖突爆發前的一周起,外國官方機構已連續五周凈賣出美國國債,累計拋售規模達909億美元。作為外國官方需求指標的美債托管持倉量已降至2012年以來最低水平。
截至2026年2月18日,外國賬戶存放在聯邦儲備銀行的美債持倉為2.803萬億美元。到3月25日,這一規模已降至2.712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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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銀行利率策略師梅根·斯威伯(Meghan Swiber)直言,中東石油出口國可能是本輪美債拋售的重要來源之一。中東石油出口國所持美債占總量的約3.5%,規模略超3000億美元。沙特阿拉伯是持有美國國債的中東主要石油出口國之一。
美國外交關系協會高級研究員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指出,土耳其、印度、泰國等石油進口國同樣是本輪美債拋售的主力。自2月27日以來,土耳其央行已從外匯儲備中減持約220億美元外國政府債券,其中絕大部分為美國國債。
外國拋售大幅推升了美債的收益率。截至北京時間4月3日下午7點,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自美以伊沖突爆發以來大漲約37個基點至4.321%。
除了美債之外,英國、德國、日本等主要國債的收益率也在美以伊沖突期間大幅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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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中國財富方案部首席投資策略師王昕杰告訴每經記者:“全球通脹預期上升,造成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市場的貨幣政策寬松難以持續。在全球財政政策都‘捉襟見肘’的環境下,貨幣政策寬松空間不足,進一步導致了美債在內的收益率上升和全球股市的波動加劇。”
與全球其他債市的劇烈波動不同,中國國債收益率走勢相對平穩,10年期國債收益率自美以伊沖突爆發以來僅小幅上行1.4個基點,截至4月3日下午7點報1.835%,成為全球市場中難得的穩定資產。
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也迎來認購熱潮。
3月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重開1年期人民幣特區政府機構債券投標。投標結果顯示,該期債券發行規模10億元人民幣,投標申請總額達114.00億元人民幣,認購倍數高達11.40倍,市場認購熱情高漲。從定價來看,本期債券平均中標價為100.18,對應年化收益率為1.358%。低收益率下的超高認購量,充分體現國際投資者對離岸人民幣債券的強勁配置需求。
同一天,香港金融管理局重開的5年期人民幣特區政府機構債券投標也受到市場熱捧。該期債券發行規模12.5億元人民幣,投標申請總額達108.80億元人民幣,認購倍數達8.70倍。平均中標價為101.27,年化收益率為1.661%。
王昕杰告訴每經記者,“從歷史經驗來看,中東國家面對地緣風險時,會尋求更多元且長期的區域配置,以更好抵御風險。”
德意志銀行國際私人銀行部新興市場首席投資官鄧智杰(Jacky Tang)對每經記者解釋道,伊朗與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屬于供給驅動型通脹沖擊,而非需求沖擊,它推高了通脹風險溢價,導致實際收益率波動加劇,從而削弱了美國國債、黃金等傳統避險資產的表現。中國和美國國債走勢的分化,反映出傳統避險資產定價失效,而中國資產則在政策錨定下完成了新一輪重估。
CIPS3月日均交易額創下過去12個月以來峰值
在外匯市場,人民幣也展現出了極強的韌性。
在截至4月3日的一個月中,美元指數階段性走強,歐元、加元、瑞士法郎、日元和韓元等發達經濟體貨幣普遍承壓。其中,韓元對美元匯率一度跌破1530關口。日元匯率非常疲軟,在3月27日跌破160整數關口。即便是傳統的“避險貨幣”瑞士法郎,也未表現出明顯的優勢,對美元匯率下跌了2.06%。
但在這期間,人民幣成為唯一對美元實現升值的主要貨幣,截至4月3日下午7點報1美元兌6.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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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匯率背后,是人民幣在全球支付地位的提升。
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有限責任公司的網站數據顯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處理交易額今年3月創下過去12個月以來的峰值,日均交易規模達9205億元,交易筆數為3.574萬筆,較2月的6197億元和2.593萬筆大幅攀升。
4月2日單日,交易額進一步升至1.22萬億元,交易筆數也達到近4.2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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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結構性優勢讓中國資產成新“避風港”
中國資產能成為全球避風港,核心源于能源安全、政策穩定、經濟基本面三大結構性優勢。
鄧智杰向每經記者分析稱,中國擁有成熟的能源安全政策框架,不僅國內煤炭資源充足,而且油氣進口渠道覆蓋俄羅斯、中亞等多元區域,戰略石油儲備可支撐超100天。
與能源進口依賴度高達80%至95%的日本和韓國不同,油氣來源的分散化使中國得以將供應鏈沖擊降至最低。
而且,中國龐大的可再生能源體系也大幅稀釋了燃油成本的上漲。數據顯示,核電、風電、光伏、水電等可再生及替代能源目前已占中國發電總量的40%,較十年前的26%大幅提升。
中國的另一大優勢在于政策可預測性。
王昕杰告訴每經記者,政策層面,與美國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形成鮮明對比,中國沒有通脹問題,貨幣政策維持適度寬松,仍具備充足空間。因此,即便油價后期仍然居高不下,國內也有更多的貨幣空間來對沖這一影響。
鄧智杰對每經記者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全球資產對通脹與政策不確定性進行重新定價,而中國資產則在一個更可預期、政策支撐更強的宏觀框架內重新定價盈利風險。中國資產正成為相對穩定器,扮演低波動配置角色。在傳統對沖工具失效時,中國資產提供了分散化價值。
展望未來,王昕杰總結稱,“我們認為這一趨勢會長期延續,但背后的邏輯并非完全是避險,而是全球資金的再平衡,以及尋求多元配置帶來的資金持續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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