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婷 | 先秦儒家忠孝觀念的異同及實踐智慧

摘要：先秦儒家的忠孝觀念既有區(qū)分又相統(tǒng)一。二者的區(qū)別在于，孝突出子女的愛敬道德情感與終身倫理義務(wù)；忠強調(diào)臣的政治責任與尊嚴，以及君臣共治理念，要求臣革除一己之私，并表明臣依道義而去就的自由。同時，忠、孝都突出倫理責任和道德教化,彰顯人際意識與價值理性。面對忠孝沖突，舍忠取孝不是重孝輕忠，而是既不違背忠又優(yōu)先盡孝；舍孝取忠不是重忠輕孝，而是蘊含忠孝兩全的價值訴求。孝與忠的辯證關(guān)系，對個體心身安頓與社會和諧有重要借鑒意義。

關(guān)鍵詞：先秦儒家 孝忠異同 忠孝沖突 忠孝兩全

在歷史與現(xiàn)實中，一些人將儒家的孝簡單理解為孝親或家庭倫理義務(wù)，且不理解忠君的倫理實質(zhì)，便認為儒家倡導忠孝一體、家國同構(gòu)。也有人認為，儒家面對忠孝沖突有舍忠取孝或舍孝取忠的不同主張，分別表達出重孝輕忠或重忠輕孝的不同價值取向。[1]事實上，自先秦以來，儒家便對忠孝觀念有辯證認識。在世衰道微和父子、君臣相殘的社會背景下，先秦儒家倡導的孝親與忠君既有嚴格區(qū)分，又有共通之處。同時，先秦儒家典籍中有關(guān)忠孝沖突的典故，看似有舍忠取孝或舍孝取忠的不同傾向，實則蘊含先秦儒家處理忠孝關(guān)系的價值觀念與實踐智慧。職是之故，辨析先秦儒家忠孝觀念的異同與實踐運用，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忠孝觀念的精神實質(zhì)與實踐智慧。

一、孝與忠的區(qū)別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孝是“事父母”的道德規(guī)范，是儒家家庭觀念的具體落實；忠可以作為“事君”的道德要求[2]，是儒家政治理念的具體體現(xiàn)。孝親與忠君存在很大差異。

首先，孝親與忠君的倫理定位不同?？鬃右浴盁o違”論孝，強調(diào)“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保ā墩撜Z·為政》）孝事父母包括父母生前以禮侍奉，父母去世依禮葬送、依禮定期祭祀。無論父母生前、死后，子女的個體際遇如何，都不能改變子女以禮孝事父母的要求。因此，事父母無違禮，突出親子人倫關(guān)系是不可改易的常道，孝親是人子應(yīng)該終身踐行的無條件的、必然的倫理義務(wù)。

相比之下，先秦儒家將忠君視為政治職責?？鬃诱f：“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保ā墩撜Z·憲問》）不處在某個職位，便不干預與該職位相關(guān)的事務(wù)。不同職位的臣子各有政治職責，不可越位。因此，所謂忠君，突出忠于職守，做好本職工作。同時，孔子又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薄暗啦煌幌酁橹\?！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忠君的重要前提是國家政治清明、君主行德政。如若國家混亂、君主腐敗，士人可自行離去。孟子說：“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孟子·公孫丑上》），認為人們不應(yīng)該為殘暴昏庸的君主謀事與諫言。故而，先秦儒家認為，忠君是一種基于不同職位而各盡其職的政治職責，人臣擁有依據(jù)政治清明與否而決定去留的自由。

其次，孝以恩親為倫理原則，忠以義為倫理原則。孟子說：“內(nèi)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保ā睹献印る墓稀罚抖Y記》也說：“門內(nèi)之治恩揜（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保ā抖Y記·喪服四制》）家庭內(nèi)部關(guān)系以恩或親為倫理原則，家庭之外的政治倫理關(guān)系以敬或義為倫理原則?；诖?，先秦儒家對“父子有親”與“君臣有義”有不同闡述。

孝主要表現(xiàn)為愛敬父母的情感意識與行為實踐。荀子指明，“敬愛而致文”（《荀子·君道》）是人子之道。關(guān)于愛父母的行為，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保ā墩撜Z·為政》）“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薄案改钢?，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論語·里仁》）他指出，子女應(yīng)該時常關(guān)心父母的身體健康與生活狀況，就近奉養(yǎng)與陪伴父母。

子女為何親愛父母？在“三年之喪”典故中，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保ā墩撜Z·陽貨》）他認為，子女對父母的親愛情感，是子女用心體會親子間親密氛圍與父母長期慈愛、關(guān)照而生出的愛戴與感恩之情。孟子也說：“人少，則慕父母……大孝終身慕父母?！保ā睹献印とf章上》）王文娟指出，“慕”或思慕是真摯、濃烈與恒久依戀、依賴的道德情感，源于血緣天性以及父母慈愛、撫育與情感交流的長期積淀。[3]

孟子認為，人們之所以親愛父母，源于他們在嬰幼兒及少年時期成長過程中，感悟父母的慈愛、關(guān)懷與言傳身教，由此生成的深深依戀與無條件信賴父母的道德情感。這種依戀與信賴情感可以伴隨人的一生。因此，孝以恩、親為原則，彰顯血親關(guān)系不可改易、親子良性互動及其特殊而深摯的愛親情感，并表達出愛親情感中愛戴、感激、依戀與信賴的復雜內(nèi)容。愛親構(gòu)成人們生命活動的重要情感羈絆與精神寄托。

先秦儒家又認為，孝親應(yīng)當敬親，敬親與愛親不可分割?？鬃诱f：“今之孝者，是謂能養(yǎng)。至于犬馬，皆能有養(yǎng)；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他強調(diào)，敬事父母是孝的重要內(nèi)容。關(guān)于敬親，《禮記》有細致記載：

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淞⒅簿匆栽x，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⒆又猩類壅弑赜泻蜌?，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zhí)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禮記·祭義》）

敬事父母的極致是子女專心致志，唯恐有失（“洞洞”“屬屬”），突出了敬親的謹畏、不懈怠的精神狀態(tài)，體現(xiàn)出鮮明的道德自律意識。同時，《禮記》區(qū)分了敬親與一般意義上的敬。一般情況下，人們?yōu)槿颂幨轮斝∩魑?，卻顯得莊嚴、恭敬而疏離（“嚴恭嚴恪”）。然而，敬親不僅嚴肅、專一，還因深愛父母而流露出溫和（“和氣”）、愉悅（“愉色”）和恭順（“婉容”）的精神狀態(tài)。故而，敬親既注重小心謹畏的心理狀態(tài)與行為自律，又飽含愛親情感及和順、愉悅的情感表達。因此，敬親是人們因深愛與敬重親人而產(chǎn)生的道德自律與責任意識，體現(xiàn)出愛敬互涵的特點。如此，敬親既保留了溫情與關(guān)愛，又讓子女保持適度的謙敬與規(guī)范意識和親子距離。這能有效克服親昵無度帶來的過分溺愛與恃寵而驕的偏失，促進親情的合理表達與親子關(guān)系的良性展矣。”（《論語·里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論語·顏淵》）臣子諫言獻策應(yīng)該受到君主的尊重和采納，其諫言若不可行，臣子就應(yīng)該離去，不能自取其辱，突出臣子的勸諫、引導之責和政治尊嚴。同樣，孟子說：“君子之事君也，務(wù)引其君以當?shù)?，志于仁而已?！薄敖裰戮呓栽唬骸夷転榫偻恋?，充府庫。’”（《孟子·告子下》）忠臣恭敬君主，不是對君主阿諛奉承、卑躬屈膝，也不是為了滿足君主圖富強或其他的私欲；相反，忠臣要直陳君主的過失，引導君主行仁義，讓民眾富裕。荀子也有類似看法。[4]可見，先秦儒家倡導的忠君并非效忠君主個人，而是突出臣子的公共政治職責，彰顯臣子督導君主政治行為的責任，以及臣子輔佐君主、參與國家治理的主體地位與政治尊嚴。

先秦儒家認為，忠君是有條件的。孔子說：“道不同，不相為謀?！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君主若不贊同臣子的政治主張，并且不禮敬臣子，臣子就無需為君主謀劃與盡忠。換言之，君主能否重視臣子的治國理念，是臣子是否盡忠的前提條件。孟子指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保ā睹献印るx婁下》）

如果君主重視與信賴臣子，臣子便推心置腹，忠于君主；如果君主不重視甚至鄙視臣子，臣子便疏遠甚至仇視君主；如果君主昏庸，無緣無故殺害士人和民眾，臣子與士人便無需忠君。臣子是否忠君，要根據(jù)君主能否禮敬臣子并采納臣子的諫言而定。[5]荀子也說：“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于臣子矣?！保ā盾髯印ぞ馈罚┮虼?，君主充分尊敬與重用臣子并善待臣民，不自私自利，是臣子忠君的必要前提。

可見，先秦儒家孝親與忠君的差異在于，孝凸顯親子關(guān)系及其倫理義務(wù)不可改易，忠君強調(diào)臣子的政治職責，并表明臣子有依道義而去就的自由。同時，孝以恩、親為原則，體現(xiàn)為愛、敬父母的深摯情感與家庭倫理責任；忠以義為原則，強調(diào)臣子的政治職責與政治尊嚴，并以君主禮敬臣子、善待臣民為前提。因此，孝是親子情感的真實表達，有益于個體的生命安頓與精神寄托以及家庭和睦。忠君不能摻雜私人情感、貪欲和私利，亦不受君、臣的政治權(quán)力與政治地位影響，強調(diào)秉公辦事和君臣共治理念。

二、孝與忠的統(tǒng)一

在先秦儒家看來，孝親與忠君在倫理責任、道德教化和人際意識方面有共通之處，能夠促進個體意識與行為的道德性，并維系社會倫理秩序與人際和諧。

首先，先秦儒家的孝與忠都體現(xiàn)出主體的道德自覺，凸顯倫理責任意識?？鬃诱f：“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論語·學而》）個人孝事父母要盡心竭力，忠君盡職要委致其身。這說明，無論是孝親還是忠君，個體都要全身心地自覺投入，對父母與君主忠誠、負責。并且，他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yǎng)。至于犬馬，皆能有養(yǎng)；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

人們之所以能盡力做到孝與忠，關(guān)鍵在于人們對父母和自身政治職責有敬的意識。《禮記》載：“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禮記·喪服四制》）事君參照事父的地方在于，二者都有敬的意識。上文已指明，敬親突出專一和謹畏的情感心理與行事態(tài)度，并包含親愛情感。忠君之敬同樣如此，只是不包含親愛情感。所以，二者都強調(diào)行為主體的恭敬道德情感、忠誠與謹慎的行事態(tài)度和高度的倫理責任意識。

與此同時，先秦儒家強調(diào)，盡孝與盡忠需要個體自覺克服私利、感性情感等因素的影響。孟子批評世俗生活中的不孝行為，如“惰其四支”“博奕好飲酒”“好貨財，私妻子”“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孟子·離婁下》）。這說明，孝親應(yīng)該克服自身的肢體惰怠、私利私欲與意氣用事，盡心侍奉父母，一言一行都要對父母負責。對于盡忠，孔子說：“君子憂道不憂貧”“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論語·衛(wèi)靈公》）。孟子也說：“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保ā睹献印る墓隆罚?/p>

他們認為，士、君子忠君盡職應(yīng)該不受貧富影響，不是為了追求食祿多少，而是要秉持道義、忠于職事。因此，孝親與忠君都要求人們發(fā)揮道德自覺，克制自身的情感任意、惰怠意識與私利私欲，謙虛、謹慎地行事，主動承擔起相應(yīng)的倫理責任。如此，人們才能克服個體感性情感的不恰當表達與私利之心，培養(yǎng)責任意識，進而改變親子與君臣相疏離甚至相殘害的亂象。

第二，孝親與忠君都注重為善去惡的道德教化。荀子明確提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保ā盾髯印ぷ拥馈罚┧麖娬{(diào)，要以道和義來事君與事父，而不是諂媚與屈從君主，也不是一味順從父親。孟子也說：“君子之事君也，務(wù)引其君以當?shù)?，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臣子忠君，要以引導君主向道與行仁義作為自身的職責。先秦儒家注重以道、義來引導君、父，使得孝與忠超出了事父母與事君的特殊倫理規(guī)范層面，被賦予了一般的善惡道德規(guī)定的內(nèi)容。

只不過，孝親與忠君的勸善方式不同。孝親強調(diào)幾諫?？鬃诱f：“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保ā墩撜Z·里仁》）《禮記》亦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于鄉(xiāng)黨州閭，寧孰諫?！保ā抖Y記·內(nèi)則》）先秦儒家指明，子女要對父母展開道德勸諫。但是，人們不能因為父母有過錯便不孝順父母，更不能因此而出言頂撞或斥責父母。相反，子女要注意勸諫的方法，秉持愛敬父母之心，和顏悅色、點到為止地委婉勸告父母，用自己的誠意與孝心感化父母，并反復加以勸告，對父母進行道德感化與價值引導。

相比之下，忠君不但要教化君主，而且要勇于直諫。孟子說：“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保ā睹献印るx婁上》）他認為，忠君是指恭敬君主，不是卑躬屈膝、諂媚君主，而是勇于直接指責與質(zhì)疑君主的過失，并向君主陳述善政，以堵塞君主的邪心妄念，幫助君主樹立正確的政治理念，提升治國能力。荀子也說：“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diào)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保ā盾髯印こ嫉馈罚┏甲右玫滦惺论E來教化君主，并以道德來匡正君主的過失；若不可行，再據(jù)理力爭、直接諫言。因此，諫親以愛敬之心為原則，注重柔性與委婉的勸諫。忠君則以道義為主導，強調(diào)臣子教化君主行善政與向善，勇于質(zhì)疑與責難君主的過錯。

第三，先秦儒家的孝與忠都有鮮明的人際意識，彰顯價值理性。由上文可知，先秦儒家的孝親以愛敬父母為倫理內(nèi)核。這說明，孝親突顯出子女愛敬父母的人際意識。并且，先秦儒家強調(diào)，人們愛敬父母的人際意識主要表現(xiàn)為無條件地親愛、敬重與信賴父母的倫理意識與價值信仰，這要求子女排除私利、私欲等因素。因此，先秦儒家的孝親注重父母的生存價值與尊嚴，要求子女孝親不計得失、不以名利為目的，彰顯出價值理性的維度。

同時，先秦儒家要求臣子秉持對道義的信仰而為官從政。否則，他們寧愿生活清貧，也不為不守道義的暴君盡忠。[6]先秦儒家還要求臣子不計較職位高低、俸祿多少與仕途逆順，盡忠職守。故而，忠君以臣子對道義的純粹信仰為旨歸，不以實現(xiàn)君主或臣子自身的名利、貪欲為目的。所以，忠君突出道義本身的崇高價值與臣子的政治尊嚴和獨立人格，體現(xiàn)出鮮明的價值理性思維。

從價值理性出發(fā)，孝親與忠君都十分注重親與子、君與臣之間的理性溝通和良性互動。孝親要求子女關(guān)懷、尊重、親愛父母，并以謙遜、恭順的方式與父母相處與交流，柔和、耐心地反復勸諫父母。因此，先秦儒家倡導的孝，要求子女基于親子共處的生存事實與愛敬父母的親情，運用道德理性與德性品質(zhì)，與父母展開真誠溝通、親密交往與情感互動，從而促使親子雙方在價值觀與生活實踐的方方面面達成共識。故而，孝親雖然未必能展現(xiàn)親子間完全平等的溝通，卻蘊含理性溝通精神。忠君強調(diào)君臣同道，更加體現(xiàn)出理性而平等的溝通精神。

孟子認為賢王與賢士應(yīng)該樂道而忘勢（參見《孟子·盡心上》）。他指出，君臣的政治地位與權(quán)勢雖然不同，卻應(yīng)該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而相互信任與平等交流，理性協(xié)商社會政治事務(wù)，并在國家治理的具體問題上達成政治共識。所以，忠君以君臣相互信任與彼此尊重的人際意識與價值理性為基礎(chǔ)，強調(diào)君臣之間的平等參與和理性協(xié)調(diào)，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政治共識。

可見，先秦儒家的孝親與忠君都彰顯出理性溝通精神與良性互動意識。在這一意義上，人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有子所謂“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保ā墩撜Z·學而》）孝與忠包含的價值理性與理性溝通精神，有利于保持人與人之間起碼的尊重與信賴，并促進平等、理性的溝通與價值共識的達成，從而維系社會秩序與人際和諧。

綜上，先秦儒家的孝親與忠君觀念雖是分屬不同領(lǐng)域的道德要求，但二者都強調(diào)主體的道德自覺與責任意識，以及對個體私利、私欲與感性情感的節(jié)制，皆注重道德教化，并突顯人際意識、價值理性與理性溝通精神。這些共同的道德特質(zhì)使得孝親與忠君不再局限于事親與事君的具體倫理規(guī)范，能夠在道德價值訴求、內(nèi)在道德意識與外在道德實踐層面相通。同時，孝親與忠君之統(tǒng)一，又源于先秦儒家對主體德性、仁義道德與道德人格的推崇與信仰。

三、忠孝沖突下的倫理實踐智慧

先秦儒家孝親與忠君既有區(qū)分又相統(tǒng)一，共同維系著家庭與社會政治生活的和諧與良性運轉(zhuǎn)。不僅如此，先秦儒家意識到社會生活實踐中存在種種忠孝倫理沖突，并列舉了舍忠取孝與舍孝盡忠的兩類不同典故。然而，舍忠取孝是不是重孝輕忠？舍孝盡忠就等于重忠輕孝嗎？對此，結(jié)合孝親與忠君的辯證關(guān)系展開分析，方能恰當把握先秦儒家處理忠孝沖突的實踐智慧。

舍忠取孝以舜“竊負而逃”典故為代表。關(guān)于圣王舜應(yīng)該如何面對父親殺人的情境，孟子說：“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薄八匆晽壧煜陋q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然，樂而忘天下?！保ā睹献印けM心上》）他指出，舜并未利用自身的權(quán)勢禁止行政執(zhí)法，而是選擇放棄自身政治職責，偷偷背著父親逃跑。也就是說，在父親殺人的特殊情境下，舜為了救父親，選擇盡孝，放棄盡忠。由上文可知，先秦儒家認為，盡孝是個體終身、必然的倫理義務(wù)，盡忠則是個體可去或就的政治義務(wù)。同時，郭店簡《六德》指明：“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薄犊鬃蛹艺Z·弟子解》也記載了曾子不就職的理由是“吾父母老”“不忍遠親而為人役”。

因此，先秦儒家認為，人們可以為了孝親的緣故，拒絕接受或辭去官職，放棄自己的政治義務(wù)及職責。在一般情況下，相對于盡忠，盡孝具有行為實踐的優(yōu)先性。但這并不意味著舜放棄職務(wù)，不繼續(xù)盡忠，就違背了忠的原則或不忠。因為他沒有玩忽職守、以權(quán)謀私，也未蔑視法律權(quán)威。他沒有做任何逾越或違反自身政治職責的事。故而，舜優(yōu)先選擇盡孝，卻沒有違背忠的原則或不忠，也不意味著先秦儒家重孝輕忠。

舍孝盡忠有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申鳴的故事。申鳴以孝聞名，是楚國的左司馬。白公叛亂，申鳴帶兵圍剿。白公派人劫持了申鳴的父親，并威脅他歸順，否則就殺死他父親。情急之下，申鳴殺死白公，其父親也被殺害。楚王獎賞申鳴。申鳴說，國君危難時逃避，算不上忠臣。忠君而害死父親，又非孝子。盡孝與盡忠兩不全。于是，他自刎而死（參見《韓詩外傳》第二十四章）。表面上，申鳴選擇了盡忠，舍棄了盡孝。但孟子認為，“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孟子·離婁下》）是世俗說的五種不孝行為之一。由此可推知，讓父母陷于危難之中，本身就是不孝。

申鳴的父親被人劫持，便迫使申鳴陷入不孝的境地。同時，形勢所迫，他選擇忠于職守而殺死了叛亂者，又因忠君之故而導致父親被殺害，又是不孝。其中，不能盡孝是受人脅迫，并非他本人的意愿，也不意味著他輕視孝；盡忠體現(xiàn)了他的意愿和主動行為選擇，可以說明他重視忠。故而，在他心中盡孝與盡忠都很重要。因此，在受人挾持、迫于形勢的特殊情況下，他雖然采取了舍棄孝、選擇忠的行為，但這并不符合他本人的意愿。他最終選擇自殺，也是因為他的舍孝盡忠的行為違背了他孝忠兩全的價值理念。所以，申鳴舍孝盡忠的行為是無奈之舉，不意味著他重忠輕孝。

所以，上述舍忠取孝與舍孝取忠的故事共同表達出忠孝兩全的理想價值訴求。然而，先秦儒家典籍中卻鮮有忠孝兩全的典故。但同時，先秦儒家記載了親親與盡忠兩全的典故。在《孟子·萬章上》所載“封象有庳”故事中，孟子指出，面對圖謀害舜的弟弟象，舜既依照分封制度，封象而使他富貴，并常常接見他，以示親愛兄弟；又不讓象有實權(quán)與作為，另派官吏治理封地，防止他危害百姓，展現(xiàn)出舜的政治責任意識。

又，《公羊傳》記載，察覺兄長叔牙欲弒君，季友既悄悄鴆殺兄長，以盡忠；又不以謀逆罪公開誅殺叔牙，宣稱他病死，不累及兄長聲譽及其子孫爵位，保全親親之道（參見《春秋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面對兄長慶父弒殺閔公的罪行，季友一方面追捕慶父以盡忠，迫使慶父走投無路而自殺；另一方面，在追捕過程中，他放慢速度，讓慶父逃逸他國，展現(xiàn)親親之道（參見《春秋公羊傳》之閔公二年、僖公元年）。

面對兄弟圖謀弒君而帶來的親親與忠義倫理困境，這兩則典故不是簡單采取二選一的辦法，而是通過一系列行為，既遵照并執(zhí)行各項政治制度、政治職責與法律原則，以顯君臣忠義，不以親親而妨害盡忠；又不主動伸張兄弟的罪行，在不違背政治綱紀與政治職責的情況下顧念親親之道，不因忠于職守而廢棄親親。所以，面對親親與盡忠的倫理沖突，先秦儒家希望人們以親親與盡忠不相妨害為倫理實踐原則，發(fā)揮自身的倫理實踐智慧，既靈活又不失原則地行事，以實現(xiàn)親親與盡忠兩全。

由此可見，舍忠盡孝不是不忠，而是人們精力或能力有限，在不背棄忠的前提下優(yōu)先選擇盡孝，放棄職務(wù)。同時，舍孝盡忠往往是形勢所迫的無奈之舉。因此，舍忠盡孝不是重孝輕忠，舍孝盡忠也不等于重忠輕孝。此外，先秦儒家認為，面對親親與盡忠的沖突，理想的做法是在不違背各項倫理原則與政治綱紀的前提下，行為主體運用自身的倫理實踐智慧靈活行事，以實現(xiàn)親親與盡忠兩全。所以，上述舍忠取孝、舍孝盡忠和親親與盡忠兩全的故事，共同表達出忠孝兩全的理想價值訴求。

先秦儒家的忠孝觀念既差異鮮明又相統(tǒng)一。二者的區(qū)別在于，孝親注重愛敬父母的深摯情感，凸顯家庭成員之間親密、依戀與信賴的溫情和終身倫理義務(wù)。相比之下，忠君以道義為前提，強調(diào)臣子的政治職責與尊嚴，需要排除私情、私利和私欲，展現(xiàn)出君臣共治的政治倫理訴求。并且，忠君既是政治職責，又是可去就的政治職務(wù)。

二者共通點在于，首先，它們都要求人們自覺克制私利、私欲與主觀情感任意，主動承擔倫理責任。其次，二者都注重以仁義道德教化父母與君主，促使其向善。再次，二者都體現(xiàn)出鮮明的人際意識，凸顯價值理性與溝通精神。基于此，先秦儒家忠孝沖突典故中，舍忠取孝不等于重孝輕忠，而是說在不違背基本政治原則與法律規(guī)范的前提下，個體有優(yōu)先選擇盡孝和不接受政治職務(wù)的自由。同時，舍孝取忠也不是重忠輕孝，而是表達出忠孝兩全的理想訴求。此外，親親與盡忠兩全的故事啟示人們，可以在不違背政治、倫理原則及規(guī)范的前提下，運用倫理智慧靈活行事，做到親親與盡忠兩不相害。

先秦儒家對忠孝關(guān)系與忠孝沖突的辯證認識說明，家庭倫理與政治倫理既涇渭分明、各行其道，又蘊含共同的主體德性與仁義倫理精神，具有共通性。先秦儒家忠孝觀與秦漢以來基于君權(quán)與父權(quán)統(tǒng)治的忠孝觀有本質(zhì)區(qū)別，對個體心身安頓、道德修養(yǎng)與人際交往以及家庭和諧、國家治理和社會良序運轉(zhuǎn)有重要借鑒作用。

注釋

[1]歐陽輝純：《論儒家忠孝的統(tǒng)一與沖突》，《道德與文明》2013年第5期。

[2]先秦儒家還論述了作為個體德性品質(zhì)的忠德。比如，“主忠信”（《論語·學而》）“與人忠”（《論語·子路》）“教人以善謂之忠”（《孟子·滕文公上》）“仁義忠信”（《孟子·告子上》）等，但本文不準備探討一般意義上的忠德。

[3]王文娟：《孝道實踐的情理張力及其克服》，《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3期。

[4]荀子說：“從道不從君。”“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diào)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薄盃幦缓笊?，戾然后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保ā盾髯印こ嫉馈罚┧麖娬{(diào)，臣子忠君不是阿諛、諂媚君主，或滿足君主與自己的私利私欲，而是要讓君主修德與向善，匡正君主的過失，致力于政治公共事務(wù)。

[5]孟子說：“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保ā睹献印じ孀酉隆罚┎⑶?，他說：“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保ā睹献印けM心上》）

[6]如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保ā墩撜Z·里仁》）“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保ā墩撜Z·雍也》）

作者：彭婷，哲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華倫理文明研究中心、哲學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哲學、儒家倫理。

原載：《孔子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