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鎖未來：新質生產力如何重塑中國經濟

2026年，我國跨入“十五五”時期的元年，“十五五”時期不僅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常規五年規劃周期，更是承接“十四五”規劃成果、邁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的關鍵五年。

圖/中經視覺

“十五五”期間新質生產力肩負著重要歷史使命

“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范式正經歷著深刻的轉變，過去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生產要素量的擴張，而未來經濟穩定增長則必須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十五五”期間便是這一“轉型升級”的攻堅決勝期。

在這一宏大敘事的背景下，新質生產力被看作是“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這意味著它不是某一個具體產業的代名詞，而是一種能夠滲透到國民經濟發展各個領域的通用能力。無論是傳統制造業的數字化改造，還是未來產業的培育，其核心邏輯都是通過技術賦能提升效率，從而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而這一過程的關鍵便在于新質生產力的加速培育。

可以預見的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將是貫穿“十五五”時期乃至更長時期的核心戰略主線，承載著三重使命。

其一，在面臨全球地緣經濟格局的重塑與挑戰時，推動我國逐步擺脫外部技術依賴。步入2026年，全球經濟格局呈現出“碎片化”與“陣營化”交織的特征，大國競爭已進入深水區，競爭的焦點從貿易領域擴展到了對未來技術主導權的爭奪。外部環境的劇烈變化，使得“安全”成為“十五五”規劃的前置條件。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首要任務便是構建安全可控的產業體系，過去依賴國際大循環獲取技術外溢、以市場換技術的模式已難以為繼，我國必須在保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同時，通過自主創新，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將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二，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助力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產業鏈、供應鏈是大國經濟必須具備的重要特征，這意味著在“十五五”時期，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建設被提升至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戰略高度，成為統籌發展和安全、筑牢國家經濟發展根基的重要抓手。新質生產力作為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其內涵不僅體現在技術體系的創新突破與先進迭代，更對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自主性和可控性提出了剛性要求。這意味著，針對能源、糧食、關鍵基礎材料、核心零部件等關系國計民生和產業發展命脈的重要行業，中國的產業布局與發展邏輯將實現重大轉變，不再單純以經濟效率最優化、生產成本最小化為單一導向，而是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放在優先位置，通過構建多元化供應體系、布局備份產能、設置合理的產業冗余、完善風險預警與應急保障機制等方式，實現效率與安全的動態平衡，從根本上防范產業鏈供應鏈斷鏈等系統性風險。

其三，在縱深推進“雙循環”戰略的過程中，承擔起連接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紐帶作用。一方面，新質生產力是做強國內大循環的“內核”。新質生產力通過帶動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將有效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的短板，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體系的安全與獨立。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升級，不僅解決了高端供給不足的問題，還通過催生新產業、新模式和新動能，創造出更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這種供給側的質變，能夠精準匹配并引領日益升級的國內消費需求，從而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堵點，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使國內大市場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富有韌性。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可以提升國際循環的“層級”。在國際大循環方面，新質生產力正在重塑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隨著以“新三樣”為代表的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成為出口新增長極，中國正逐步從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向高端攀升，改變了過去依賴要素驅動和低成本競爭的傳統模式。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增強了中國企業在國際標準制定、品牌建設和核心技術領域的掌控力與話語權，使得中國能夠以更高水平的開放姿態嵌入全球創新網絡，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資源匯聚，從而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據主動地位。

“十五五”期間新質生產力的變化趨勢

一方面，新質生產力將加速對傳統生產力三要素的重構。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本質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創造性發展與重構。在這一嶄新的理論范式下，經典的生產力“三要素”——勞動者、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不再是簡單的數量疊加，而是發生了從實體形態向數字形態、從單一維度向多維空間的質態躍升，共同驅動著生產力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

在勞動者要素方面，“十五五”期間將進一步實現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轉型升級。在新質生產力的架構中，勞動者的核心競爭力已基本擺脫了對單純體力投入的依賴，轉而聚焦智力資本的深度開發。在“十五五”期間，兩類人才將成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一類是具備原始創新能力、能夠突破“0到1”技術瓶頸的“戰略人才”，即頂尖科學家與科技領軍人物等，他們是新質生產力的“大腦”；另一類則是能夠熟練駕馭復雜算法、操作高端設備并解決工程化難題的“應用型人才”，即卓越工程師與高技能工人，他們構成了新質生產力的“軀干”。這種人才結構的根本性變化，對國家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預示著在“十五五”期間，教育體系將更加注重產教融合與跨學科創新能力的培養，以實現人力資本供給與產業技術變革的精準匹配。

在勞動資料要素方面，“十五五”期間將進一步實現從“機械化設備”向“智能化設備”的跨越。生產工具作為劃分經濟時代的標尺，在過去幾年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數字化變革。傳統的物理機械正在被工業互聯網、數字孿生系統等新型勞動資料所賦能，使得生產全過程具備了可感知、可模擬、可預測與可優化的能力，極大地提升了制造系統的柔性與響應速度。最具代表性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一種通用目的技術，正深度嵌入生產力系統，逐步內化為核心生產工具，通過人機協作模式極大地擴展了人類的認知邊界與創新能力，成為驅動新質生產力躍升發展的“智慧引擎”。此外，“十四五”期間，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被納入到生產函數的核算之中，成為繼土地、資本、技術和勞動力后驅動經濟增長的“第五要素”，而“十五五”規劃的全面實施將為數據資產化工作提供前所未有的政策機遇，將進一步推動數據從要素資源轉變為數據資產，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在勞動對象要素方面，“十五五”期間將進一步實現從“實體資源”向“全域要素”的擴展。傳統的勞動對象主要局限于地表的土地、森林及淺層礦產等自然資源，而隨著深空探測、深海作業及深地鉆探技術的日益成熟以及商業航天、深海經濟等未來產業的不斷發展，人類的生產活動已逐步向“深空、深海、深地”等未知戰略領域挺進。這種勞動對象的拓展不僅有效緩解了陸地稀缺資源的供給瓶頸，增加了稀土等戰略性資源的潛在儲備，更極大地延展了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物理空間，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新的物質基礎與能源保障。與此同時，數據要素通過與其他要素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價值創造機制。當數據滲透進研發、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時，它不再僅僅是被加工的對象，更是一種“催化劑”和“黏合劑”。通過數據流引領物資流、人才流、技術流、資金流，能夠大幅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產生顯著的“乘數效應”與“倍增效應”。這種深度融合不僅提升了全要素生產率，更通過精準對接供需，釋放出傳統經濟模式下難以想象的價值增量，成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引擎。

另一方面，“十五五”期間新質生產力的“綠色”底色將更加凸顯。綠色發展在高質量發展體系中占據基礎性與先導性地位，標志著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質的轉變——從過去單純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的粗放型增長，轉向追求低碳、循環、可持續的高質量高效率型發展。

首先，發展方式的全面綠色轉型，是應對未來國際競爭格局重塑的戰略抉擇。展望“十五五”時期，我國將進入“碳達峰”的關鍵窗口期，綠色科技創新將逐步接替傳統的要素投入，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在當前全球氣候治理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等國際貿易新規則正在構筑新的綠色貿易壁壘。在這種環境下，高能耗、高排放的傳統生產力不僅面臨國內資源環境的硬約束，更將在全球價值鏈中被重新定義為“落后生產力”，面臨被征收高額碳稅甚至被剔除出全球供應鏈的生存危機。

其次，數字化與綠色化的深度融合，正在構建我國企業新的“核心護城河”。新質生產力的“新”，在于技術手段的革命性突破，基于物聯網、區塊鏈、大數據構建的碳足跡公共服務平臺，使得碳排放數據可追溯、可量化、可核查。這不再僅僅是企業的合規成本，而是企業獲取國際市場準入證、提升品牌溢價的“標配”。數字化工具讓綠色生產能力具體化、數據化，從而成為企業參與全球競爭的硬實力。

最后，制度創新為綠色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強大的要素保障。綠色發展不僅靠技術，更靠制度，隨著綠色金融體系的完善和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擴容，資本市場對于綠色新質生產力的敏感度也在顯著提升。金融資源正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工具，精準滴灌至低碳前沿技術領域，引導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向綠色新質生產力集聚，從而在制度層面為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構建起強有力的支撐體系。

“十五五”期間新質生產力如何賦能經濟發展

“十五五”期間，新質生產力對于經濟的賦能將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二是加速戰略性新興產業強筋壯骨；三是助力未來產業擴容擴圍。

在傳統產業方面，一種常見的誤區是將傳統產業視為“落后”的代名詞。事實上，擁有全球規模最大、門類最齊全的生產制造體系，正是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底氣所在?！笆逦濉逼陂g，傳統產業的發展邏輯不是簡單的產能擴張，而是通過數字化與綠色化的雙輪驅動，實現從“老舊重”向“高精尖”的蝶變。在高端化方面，傳統行業正推動產品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例如，為滿足深空經濟的需要，鋼鐵行業正從生產普通建筑鋼材向生產航空航天特種鋼材轉型。在智能化方面，傳統行業正通過“智改數轉網聯”，普及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利用工業互聯網打通產業鏈上下游數據，實現柔性制造和個性化定制。在綠色化方面，傳統行業正通過工藝革新和設備更新，大幅降低能耗和排放。這不僅是環保要求，也是應對國際“碳關稅”等綠色貿易壁壘的必要生存手段。因此在“十五五”期間，新質生產力并不排斥傳統產業，而是助力傳統產業通過“工業強基”實現轉型升級，打好產業基礎高級化攻堅戰。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十五五”期間重點在于提升產業鏈的完整性和競爭力，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載體，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的比重有望在“十五五”期間得到進一步提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在具體方向方面，低空經濟作為戰略性新興行業的新增長極，正處于從“起步試點”向“爆發增長”跨越的關鍵期，其核心任務在于破解空域管理協同不足的痛點。通過構建適配新型空域的管理體系，推動管理模式從被動審批向主動供給轉變，實現空域資源的動態化與數字化配置。此外，商業航天正加速從試驗驗證邁向規模產業化，“十五五”開局之年的2026年有望成為產業發展的關鍵元年。在“鏈長”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的帶動下，通過“共鏈行動”整合上中下游資源，上海、酒泉等地已形成競相發展的發射基地與產業集群。未來，隨著衛星互聯網的全面部署，商業航天將為第六代移動通信技術與全球物聯網提供核心支撐，成為支撐大國競爭的太空基礎設施底座。

在未來產業方面，“十五五”期間是搶占科技制高點的關鍵時期。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往往伴隨著顛覆性技術的突破，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通用技術，正在成為賦能千行百業的“加速器”。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特別強調了對未來產業的前瞻性布局，其中重點提及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氫能和核聚變能、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信等領域，這些未來產業雖然目前規模尚小，但具有巨大的爆發潛力，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戰略制高點。新質生產力作為先進生產力質態，是開啟未來產業大門的“金鑰匙”，而未來產業則是驗證新質生產力成色的“試金石”，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圖景。通過技術革命性突破筑牢根基，通過要素創新性配置注入活水，通過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拓展空間，中國必將在未來產業的全球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這不僅是一場技術的競賽，更是一場關于制度、人才和生態的綜合較量。唯有深刻把握新質生產力的科學內涵，勇于變革生產關系，才能在不確定的未來中贏得確定的發展機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

“十五五”——新質生產力從“理論”走向“實踐”的關鍵階段

總的來看，“十五五”時期注定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分水嶺”，這五年不僅是連接過去中高速增長與未來高質量發展的橋梁，更是新質生產力從“理論”走向“實踐”的決勝階段。在這一時期，我國面臨著深刻的內外部環境變化：外部是西方國家“去風險”與“脫鉤斷鏈”帶來的長期圍堵與技術封鎖，內部則處于改革深水區，面臨有效需求不足與傳統動能減弱的雙重壓力。面對這一時代的“動能之問”，我國給出的戰略答案清晰而堅定：以新質生產力為核心引擎，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提升，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這一戰略轉型的首要支柱在于技術維度的革命性突破。在“十五五”期間，科技創新將不再局限于單一產品的改良，而是聚焦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業航天及量子計算等顛覆性領域。這些領域代表了“從0到1”的原創性突破，旨在通過“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集中力量攻克關鍵技術，從而實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這種突破不僅是為了應對外部的“小院高墻”，更是為了搶占全球科技競爭的制高點，將科技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產業生態優勢。

與技術突破相輔相成的是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這是激活經濟潛力的關鍵變量。在傳統的土地、勞動力、資本與技術之外，“數據”作為第五大生產要素的價值將在“十五五”期間被徹底釋放。2026年作為“數據要素價值釋放年”，數據將從單純的資源轉變為可交易、可增值的資產，為產業鏈提供倍增效應。與此同時，金融要素的配置也將發生質變，“耐心資本”的概念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同于追求短期回報的游資，耐心資本具備“長周期、高風險承受力”的特征，它們不以短期財務收益為首要目標，而是愿意陪伴硬科技型企業穿越漫長的研發周期，這種資本形態的成熟，將為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提供最堅實的血液供給。

在技術與要素的雙重驅動下，產業深度的轉型升級構成了新質生產力的實體載體。這并非對傳統制造業的拋棄，而是通過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改造，重塑產業競爭優勢。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將實現深度融合，生產性服務業將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從而構建起一個具有強大韌性和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然而，生產力的飛躍離不開生產關系的變革。為此，“十五五”時期的改革將聚焦于制度維度的破壁。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促進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同時，財稅體制改革將進一步理順央地關系，為地方政府培育新產業提供動力，破除阻礙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真正為新質生產力“松綁”。

盡管前路注定不平坦，但“?！迸c“機”始終同生并存。只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創新驅動與改革開放，新質生產力必將從理論藍圖轉化為生動的實踐圖景。展望2035年，這一轉型不僅將奠定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堅實基礎，更將通過在數字文明與綠色轉型上的探索，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一種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具有普世借鑒意義的“中國方案”。

（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 楊德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