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16世紀的“八卦故事”，如何成為微觀史名作？

假設你穿越回16世紀的法國，因為與鄰居發生爭執而失手殺死了他。

現在，你可以選擇逃跑，也可以請求國王賜予一封“赦罪書”，只要你的講述令人信服。

16世紀的赦罪場景（1524年）

如果你選擇了后者，那么你會如何做？你必須強調這不是預謀，而是一時沖動；你必須證明自己一貫本分，而非危險之人；你還得訴諸當時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讓自己的行為“可以理解”……

你不會說出全部真話，但同樣，你也不能隨意說假話，那些會被拆穿的細節，那些暗示惡意的修辭，都會讓你付出慘痛代價，你必須充分理解并應用當時的規則和觀念。

事實上，大多數人正是以這種主動姿態參與歷史，但是歷史書寫一度不屑于呈現小人物。而今天要說的這本書是個例外，它是開頭故事的出處，也是新文化史代表作——《檔案中的虛構》。

這本書改變了我們對史料的閱讀和使用，讓我們徹底意識到，檔案不是事實的倉庫，而是意義的現場：它真中有假，前提是你能看穿；而且與此同時，也不妨“以假顯真”。

豆瓣網友對《檔案中的虛構》的評價

一、請求赦罪的敘事技巧

戴維斯重點考察了16世紀法國普通求赦者的敘事技巧，她告訴我們，他們其實掌握著一套相當成熟的“講述方法”。

一封1548年的赦罪書

首先，是時間的安排。我們可能會以為，他們會把自己的行為放進更大的歷史背景中，比如戰爭、動亂，用“時代”來解釋自己。但有意思的是，大多數人并不會這么做。

因為一旦你把行為放進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就很容易讓人覺得——這不是偶然，而是某種“有預謀的行動”。

相比之下，他們更傾向于另一種時間框架：節慶、儀式、日常生活。比如，在一個節日的聚會中，在一次普通的勞作之后，在一個看似平靜的時刻，突然發生沖突。這種時間設置有一個好處：它讓暴力看起來像“意外”，而不是“計劃”。

當然，這種方式也在變化。到了16世紀后期，有些人開始借助宗教沖突、時代動蕩來解釋自己的行為。換句話說：時間，并不是用來還原事實的，它也是用來“修飾”或“虛構”的。

法國宗教戰爭（1562—1598），法國天主教與新教胡格諾派之間的長期內戰。

其次，是動機的講述。最常見的理由，是憤怒和自我防衛。但是怎樣的憤怒也有講究，宗教上看來，憤怒導致的罪行無可赦免，但是現實中，“突如其來的憤怒”卻可被理解。

所以這里有一種非常典型的敘述：受害者往往被描繪成脾氣暴躁、挑釁在先的人；而講述者，則盡量呈現為克制、理性、被迫反應的一方。

如果這一點不明顯，那他們就會換一種方式，不直接說“我失控了”，而是通過細節去“表現”這種失控。

這里對國王的評論，是求赦者對艱難時世的反應。

最后，是故事的整體結構。這些赦免故事很少從仇恨或沖突開始，它們通常這樣展開：一個平靜的日常場景、一次偶然的相遇或節慶、一場逐漸升級的沖突、一個無法挽回的結局……

這種敘事方式，用邏輯先后來模糊因果，讓結果看起來像不可避免的意外。同時，清清楚楚的各種細節，還會帶來一種強烈的“真實感”。

但正是在這種真實感之中，最關鍵的部分，已經被重新排列過了。這使得這些赦免書，既滿足法律的要求，又帶有某種文學性。

二、“虛構”背后的社會性

按照書中的論述，要理解他們為何如此“虛構”，還得結合各自的社會屬性。

不同階層的人，講述“憤怒”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農民的故事，往往圍繞婚禮、繼承、家庭關系展開；工匠和商人，則更多涉及勞動、報酬、債務；而所謂的紳士，則強調權利和名譽——他們更像是在“維護尊嚴”。

每個人，都在用“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為自己辯護。他們不是隨便編故事，而是在調動自己所理解的社會角色。

更有意思的是性別差異。在這些赦免故事中，女性很少被描寫為“憤怒的人”。因為在當時的觀念里，女性的憤怒一旦形成，就是持久而危險的，甚至是不可寬恕的。

所以，她們必須換一種講法。她們往往轉而強調恐懼，或是創造性地提供更多符合赦罪規定的細節。

16世紀的一幅畫，諷刺女性為爭奪一條鰻魚而拳腳相加。

與此同時，女性求赦者的敘述很少圍繞職業或社會地位展開。她們更常講的是如何保衛家庭，如何免受性侵犯，她們也更少訴諸禮儀和節慶，這反映了她們可以使用的敘事資源本來就更少。

我們會發現，所謂“虛構”，并不是隨意編造，而是對既有社會角色和敘事資源的運用。一個人能如何講述自己，取決于他是誰，也取決于這個社會允許他怎么講。

三、小人物背后的時代洪流

戴維斯的分析重點是小人物的敘事技巧，但是這些赦罪故事同樣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了那個時代的歷史進程。

這些講述，為什么會“有效”？不只是敘事本身，還在于它所處的權力結構。從15世紀末開始，法國的赦罪權逐漸被國王壟斷。原本分散在領主、教會和法院手中的權力，被集中到王權之下。

一位求赦者正卑微地請求最高法院批準他的赦罪書，死者的遺孀和遺孤也在場。

赦免不僅是司法判斷，也是一種政治行為。它既是懲罰的補充，也是王權的展示。一方面，公開的處決體現公正；另一方面，赦免則體現仁慈。

求赦者必須下跪、低頭，以謙卑的姿態講述自己；無論是農民還是紳士，都要把自己納入同一套表達方式之中。

這并不只是單向的壓制。從另一方面看，赦免也為普通人提供了一條避免極刑的路徑。于是，在某種意義上，赦罪書體現了社會如何呈現為一種微妙的“共謀”。

在講學的娜塔莉·澤蒙·戴維斯（1928-2023）

今天重讀這本書，倒不在于了解16世紀的法國，而是為了重新理解一個更切近的問題——我們是如何講述自己，又如何被他人的講述所說服。

正如這本書提醒我們的：任何看似“真實”的敘述，都帶有選擇和修飾；而理解這些講述，本身就是理解社會的一種方式。

2023年，娜塔莉·戴維斯去世。她在2022年的一次采訪中，寄希望新一代學者能夠把微觀歷史的細致觀察，與更宏大的歷史視野結合起來。

也許，讀完這本書你會明白：如何在細節之中，看見結構；在故事之中，理解時代；以及在敘事之中，理解自我。

你之前看過這本新文化史名作嗎？

它的新視角是否給你什么啟發？

歡迎在留言區暢所欲言，

小北將從中抽選2位讀者，

送出這本再版歸來的經典。

故事講得好，死罪或可逃？！

一場跨越時空的檔案解密，

一部16世紀法國社會的世情百態

戴維斯講述一個16世紀文人的雙重世界

-End-

觀點資料來源：《檔案中的虛構》

轉載及合作請發郵件：scb01@pup.cn

▼點擊名片 ?標關注我們▼

歷史書上輕輕翻過的一行

便是一個人波瀾壯闊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