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鳥畫自唐代獨立成科之后,逐漸形成富貴典雅和野逸清幽兩種藝術風格。禪畫花鳥是野逸清幽風格的代表,通過樸質灑脫的筆墨和深厚交融的意韻體現禪學境界。它肇始于唐代,經五代至南宋日臻繁盛。“南宋后期的禪畫花鳥,當院體日趨凋零之際異軍突起,與禪畫人物、山水一樣,以剛猛迅烈的狂肆作風引人側目”(徐建融《宋代名畫藻鑒》),為元代墨花墨禽的盛行和明清寫意花鳥畫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法常是宋末元初著名的禪門畫家,他那不拘成法、高古清幽的繪畫風格“當屬南宋畫家創作中,最富生氣和最具新意的繪畫成就之一”(陳野《南宋繪畫史》),為明清乃至于近現代花鳥畫的創作提供了新的技法范式和藝術意境。
一、生平及社會語境
法常,號牧溪,俗姓李,四川人,生于宋寧宗開禧三年(1207)。和當時其他年輕人一樣,法常研讀四書五經,參加科舉考試,曾得中舉人。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認為他“出系舉人”,馬臻題詩也稱他為“士”。
法常擅長繪畫,深受北宋四川文人畫家文同的影響。文同擅畫竹,創濃墨為面、淡墨為背之法,主張胸有成竹而后動筆。《宣和畫譜》稱贊文同墨竹:“非天資穎異而胸中有渭川千畝,氣壓十萬丈夫,何以至于此哉!”牧溪繪畫也多用水墨,畫風清新典雅。
南宋和金朝對峙之際,蒙古汗國崛起,先后滅掉西遼和西夏,不斷進攻金朝。宋理宗紹定四年(1231),蒙古軍假道南宋興元府(今陜西省漢中市)進攻金朝金州(今陜西省安康市),進入四川北部,川民紛紛逃難。法常隨難民沿長江東下江南,來到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
在臨安,法常結識了兼擅詩畫的世家弟子馬臻。兩人既有世家公子的風范,“書劍辛勤歷,輕肥少壯便。浪游春富貴,醉舞月嬋娟”,又有憂國憂民的情懷,“義士含孤憤,謀臣誤大權。少微潛在野,太史泣占天”。家鄉淪陷,懷才不遇的法常極度失望,遂出家為僧,師從徑山寺住持無準師范。
徑山寺始建于唐朝,北宋年間已成為南方佛寺首席。清代《兩浙金石志》記載:“臨安又其(錢镠)故里,崇建梵宇,比它邑為尤多。凡一山之圣,一水之麗,必建立浮屠宮,故百里之境,而佛剎幾百數,其間最盛者,南宗徑山是也。”至法常出家之時,徑山寺已成為南宋朝廷欽定“五山十剎”中的五山之首。紹定五年,即法常避難臨安的第二年,法常的四川同鄉無準師范奉敕住持徑山寺,宋理宗賜號“佛鑒禪師”。無準師范既得皇室支持,又結交諸多文人士大夫,如丞相游侶、寶章閣學士吳泳、詞人劉克莊等。法常能進入徑山寺跟隨無準師范研習禪法,實為難得。
在無準師范的引導下,法常不僅佛法日漸精深,而且畫藝不斷精進,創作了極具禪學意蘊的《禪機散圣圖》。他曾得到殷濟川的指導,元代《蒲室集》記載:“(殷)濟川名畫脫去畦畛,昔牧溪嘗從其學。”
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日本僧人圓爾辨圓(謚號圣一國師)前來中國,入徑山寺跟從無準師范學習佛法。法常和圓爾辨圓的關系非常好,淳祐元年(1241)圓爾辨圓歸國,法常以《觀音·松猿·竹鶴》三聯軸贈別。由于圓爾辨圓在日本十分推崇法常的作品,被宋元主流畫家貶斥的法常畫作不斷流傳到日本。法常禪畫脫俗簡約的技法和空寂幽玄的意韻,契合了日本人的審美意趣,在日本畫壇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牧溪的畫……最適合日本人的愛好、最適應日本人的纖細感覺的。可以說,在日本的風土中,牧溪的畫的真正價值得到了承認。”(東山魁夷)
寶祐四年(1256),法常住持臨安赤山埠的六通寺。
此時,南宋國勢江河日下。朝廷內,賈似道深得皇帝信任,獨攬朝政。他生活奢侈,搜刮民財,致使物價飛漲,民怨沸騰。國門之外,南宋和蒙古汗國聯合攻滅金朝后,蒙古軍隊開始入侵南宋,于咸淳三年(1267)圍攻襄陽、樊城等軍事重鎮,賈似道不肯救援,南宋政權岌岌可危。
面對國事危亡、權臣誤國的局勢,身在佛門的法常于咸淳五年斥責賈似道。賈似道知曉后派人追捕法常,法常隱姓埋名避居山野,而禪林藝壇則開始流傳法常圓寂的訊息。《松齋梅譜》記載:“一日(法常)造語傷賈似道,廣捕而避罪于越丘氏家。”《宋遼金畫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評述道:“賈似道是南宋末年炙手可熱的權臣,法常居然敢于對他進行抨擊,可知是一個富于正義感的人物。”現藏日本京都大德寺傳為法常所作的《虎圖》,款署“虎嘯而風烈,咸淳己巳牧溪”。“咸淳己巳”為1269年,即法常斥責賈似道那一年。圖中威風凜凜的怒虎正是法常正直人品的展現。
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蒙古軍隊攻占了鄂州,兵敗丁家洲的賈似道被貶到廣東一帶,半路被殺。此時已將近70歲高齡的法常重新露面。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法常圓寂,享壽85歲。《松齋梅譜》記載:“江南士大夫處今存遺跡,竹差少,蘆雁亦多贗本,今存遺像在武林長相寺中。”
二、畫跡
法常禪畫題材廣泛,“喜畫龍虎、猿、鶴、禽鳥、山水、樹石、人物,不曾設色,多用蔗查□結,又皆隨筆點墨而成,意思簡當,不費妝綴。松竹梅蘭,不具形似,荷蘆寫(此處疑有脫漏)俱有高致”(《松齋梅譜》)。其中花鳥畫成就較高,傳世的法常禪畫也以花鳥畫所占比重最大。
法常花鳥畫由于筆墨形式和審美傾向迥異于宋元繪畫主流,在國內不被廣泛接受。《畫鑒》認為:“(法常)作墨戲,粗惡無古法。”《圖繪寶鑒》稱:“(法常作品)皆隨筆點墨而成,意思簡當,不費妝飾。但粗惡無古法,誠非雅玩。”故而,法常花鳥畫藝術在中國幾乎消遁殆盡。然而,法常畫作卻在南宋末年開始流傳到日本,深刻影響了日本繪畫的發展,法常被稱為“日本畫道的大恩人”。自鐮倉幕府直至德川幕府,研習法常花鳥畫技法的日本畫家不計其數。“學習牧溪的日本畫家,自默庵、可翁以下,有如拙、周文、雪舟、雪村、元信,經桃山時代的友松、等伯,到江戶時代的宮本二天,都各自帶有其時代特色。”(失代幸雄《日本美術的特質》)
正因為如此,著錄法常畫作的中國古籍寥寥無幾,而日本著錄法常畫作的文獻卻極為豐富。最早著錄法常畫作的是成書于日本元應二年(1320)的《佛日庵公物目錄》,記錄了7幅法常畫作。記載室町時代中國宋元繪畫流傳情況的兩部重要文獻《君臺觀左右帳記》和《御物御畫目錄》,分別著錄法常畫作104幅和103幅。
日本文獻著錄的法常畜獸花鳥畫達156幅,傳世的法常花鳥畫真跡《叭叭鳥圖》《松猿圖》《竹鶴圖》《芙蓉圖》《栗圖》《六柿圖》,均收藏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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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叭鳥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叭叭鳥圖》(亦稱《松樹八哥圖》,紙本水墨,縱78.5厘米、橫39厘米),畫面鈐畫家印“牧溪”,現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此圖構圖洗練簡潔,僅繪一只八哥停棲于松樹枝干上。松枝蒼勁古樸,藤蔓曲折蜿蜒,畫面上方的松針和松果微微顫動,彰顯秋風蕭瑟的意韻。八哥身姿挺拔,睜眼俯首,喙理羽毛,神態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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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猿圖
《松猿圖》(亦稱《猿圖》,絹本水墨,縱173.9厘米、橫98.8厘米),畫面鈐畫家印“牧溪”和收藏印“天山”,現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此圖描繪子母黑猿棲息在松樹之上的情景。白面長臂的母猿將幼猿攏于懷中,形象生動。松樹枝干蒼勁有力,藤蔓纏繞,松葉堅挺。猿猴是禪畫的重要題材,因其能表達禪門畫家的諸多心緒。南宋高僧虛堂智愚作《法常牧溪猿圖》偈頌云:“霜墮群林空,一嘯千巖靜。耿耿殊有情,勞生發深省。抱子攀危條,清興在高遠。一點鐘愛心,業風吹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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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鶴圖
《竹鶴圖》(亦稱《鶴圖》,絹本淺設色,縱173.9厘米、橫98.8厘米),畫面鈐畫家印“牧溪”和收藏印“天山”,現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此圖描繪月下丹頂鶴獨自鳴叫于竹林邊的情景。只見竹林中薄霧繚繞,幽深朦朧,丹頂鶴頭部微揚,氣定神閑,且行且鳴,營造出云霧縹緲、超脫塵世的隱逸意蘊。
《松猿圖》《竹鶴圖》是法常《觀音·松猿·竹鶴》三聯軸中的兩幅,是流傳有緒的宋元花鳥畫精品,是中國古代禪畫的經典之作,對日本繪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視為日本的國寶。
《芙蓉圖》(紙本水墨,縱34.5厘米、橫36.7厘米),現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此圖描繪兩朵芙蓉花迎著凌厲的寒風傲然綻放,樹葉疏密有致,秋意盎然。
《栗圖》(紙本水墨,縱35.1厘米、橫33厘米),現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龍光院。此圖畫面極為簡潔疏朗。畫家用瀟灑質樸的筆墨繪制了一簇栗子,五片葉子姿態各異,四個栗子毛絨刺手,寥寥幾筆表達出如此豐富的審美感受,可謂神來之筆。
《六柿圖》(紙本水墨,縱35.1厘米、橫29厘米),現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龍光院。此圖繪制了幾乎一字橫排的六個柿子,二左、一下、三右,極富韻律之美。“雖不過只是六個柿子,但是其墨色濃淡的氤氳變化,真是不可端倪,其排列,其錯綜,一一都洞見作者之深邃用心,卻又像自自然然,全是天機流行。”(李霖燦《中國美術史講座》)
此外,傳為法常的作品還有:故宮博物院藏《水墨寫生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寫生花鳥圖》和日本東京五島美術館藏《叭叭鳥圖》、東京出光美術館藏《叭叭鳥圖》、MOA美術館藏《叭叭鳥圖》、京都大德寺藏《龍虎圖對軸》、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巖猿猴圖》、群馬縣立近代美術館藏《蘆雁圖》、德川美術館藏《柳燕圖》、常盤山文庫藏《竹鳩圖》、相國寺藏《栗柿圖》、根津美術館藏《龍圖》《荷葉圖》《蘆蟹圖》《竹雀圖》,以及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藝術博物館藏《虎圖》、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叭叭鳥圖》《墨龍墨虎圖對軸》《蓮燕圖》等。
三、繪畫風格特點
法常花鳥畫受梁楷繪畫技法的影響和禪學思想的熏染,故而不拘于傳統院體花鳥畫的羈絆,也不像文人畫那樣植根于儒家和道家思想,沒有煩瑣的形式追求,卻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其藝術風格既明顯區別于院體畫,又不同于逐漸興起的文人畫。這一藝術風格特點充分體現在表現題材、經營布局和筆墨技法上。
首先,法常花鳥畫的表現題材極其廣泛。
國內僅存的法常花鳥畫作品只有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水墨寫生圖》和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寫生花鳥圖》,但均為贗本。然而,如果我們將它們和法常真跡相比較,就會發現兩者有較多相似之處。譬如,日本京都大德寺所藏的《芙蓉圖》《六柿圖》和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寫生花鳥圖》,其中芙蓉和柿子的造型十分相似,尺寸也大體接近。故而,有學者認為,法常應該繪制過類似的“寫生花鳥卷”,后被明代畫家臨摹成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寫生花鳥圖》。
綜合法常傳世的花鳥畫真跡可知,法常花鳥畫描繪對象涉及果蔬、花木、禽鳥、水族、走獸等諸類。果蔬類有石榴、桃、梨、枇杷、蘿卜、茄子、栗子、柿子、筍、蓮蓬、菱角、藕、瓜、蔥等;花木類有牡丹、蓮荷、茶花、芙蓉等;禽鳥類有燕子、喜鵲、鴿子、赤麻鴨、雁、八哥、雉、斑鳩、麻雀、丹頂鶴等;水族類有魚、蝦、蟹等;走獸類有龍、虎、猿等。
值得注意的是,法常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當時畫家不屑于表現的“不入畫”之物,這與他禪門僧人的身份有著密切的聯系。禪僧修行以禪宗思想為指導,在尋常果蔬、花木、鳥獸中體悟佛門真諦。譬如法常常常繪制“八哥圖”。清代陳元龍《格致鏡原》記載:“宋元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鵒(即八哥),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旦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正因為八哥和佛教有著不解之緣,故而成為禪僧法常多次描繪的對象,有多幅傳為法常所作的《叭叭鳥圖》收藏于日本和美國的美術館或藝術館。
其次,法常花鳥畫構圖極為洗練簡潔,呈現出禪畫應有的空靈之美,這是法常花鳥畫經營布局上的最大特點。
畫面構成較為簡約的《叭叭鳥圖》和《松猿圖》均留有大面積空白,顯得非常遼闊空靈,畫面主體在萬籟俱寂的時空里,以質樸自然的狀態折射出“萬物皆有佛性”的禪學理念。法常花鳥畫構圖對計白當黑、知白守黑的巧妙處理,使觀賞者對畫面空白處產生源自禪學佛理的無限遐想,達到“真空妙有”的禪學境界。畫面布白處雖不著點墨,卻盡得靈氣往來其間,體現出法常灑脫自然、恬淡平實的禪修思想和審美傾向。正如清代畫家笪重光在《畫筌》中所言:“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
在畫面構成較為豐富的《松鶴圖》中,法常通過虛實相映的巧妙布局,彰顯出悠遠空靈的崇高藝術境界。白色的丹頂鶴皎潔優雅,彌漫在竹林間的白色濃霧將竹葉隱藏其中,若隱若現,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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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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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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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圖
《芙蓉圖》《六柿圖》《栗圖》采用了傳統的折枝構圖法,截取物象最具藝術特質的一段或者部分入畫,近距離地展示其所蘊含的藝術審美特質。有學者認為,《芙蓉圖》《六柿圖》《栗圖》的尺寸和紙質幾乎一致,且均無題署和鈐印,應該是法常“寫生花鳥卷”的一部分。此卷流傳日本后被收藏者分割成多幅“折枝畫”,分掛于不同的地方或分贈他人。
此外,法常花鳥畫的筆墨技法樸素沉靜,呈現出清幽雅致的格調,表達無盡的禪思和獨具個性的審美意趣。畫家“通過淋漓的水墨所刷出的鳥,粗中帶細尖而毛的筆勢所描出的猿,它的情調,特殊的靈活而清冷,是豪放中突出的風格”(《謝稚柳談藝錄》)。
用筆上,法常擅長用中鋒行粗筆勾勒物象輪廓。如《六柿圖》中左右兩邊的柿子,雖然用淡墨勾勒,但筆觸遒勁有力、線條圓潤厚重。法常筆法中最具個性的是干筆皴擦技法。與中鋒用筆的力量感不同,干筆皴擦是用側鋒或散鋒皴擦,濃墨輕掃,淡墨掠筆,將物象干澀蓬松的質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松猿圖》中向畫面左下方伸展的松枝松針,還有猿猴的毛發,均用干筆皴擦技法繪制,看似隨心所欲,卻最大限度地表現出松針的堅挺和猿猴的靈動。
用墨上,法常擅長用墨色濃淡干濕的變化幻化出豐富奇麗的視覺感受,是明清寫意花鳥畫之濫觴。譬如《芙蓉圖》《栗圖》,均兼用潑墨法和沒骨法繪制,濕筆濃墨勾寫,淡墨點染,墨色干濕交融,濃淡相宜、輕快明麗。正如沈周在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傳為法常繪制的《水墨寫生圖》卷后題識所說:“不施采色,任意潑墨瀋,儼然若生。回視黃筌、舜舉之流,風斯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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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虎圖對軸
法常花鳥畫以其獨特的筆墨技法和深邃的禪學意韻,深刻地影響了日本水墨畫和禪畫的發展,還遠播西方國家,“京都大德寺的《六柿圖》在歐美被競相刊印,為美術界所熟悉”(英國蘇立文《中國藝術史》)。在國內,法常花鳥畫雖然在宋元時期遭遇冷落,而至明清時期,卻對沈周、林良、陳淳、徐渭、朱耷和揚州八怪等諸多寫意花鳥畫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法常花鳥畫在中國繪畫史和日本繪畫史上,乃至世界美術史上,都具有一定的歷史地位。
來源:中國書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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