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重慶奉節報道
白帝城在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劉備夷陵兵敗后退守于此,病危之際托孤諸葛亮;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行至白帝城忽聞赦令,揮筆寫下千古名篇《早發白帝城》。而杜甫與陸游,更是與這座峽江之城結下了深沉的不解之緣。
公元1170年,時年45歲的陸游來到夔州(今重慶奉節)擔任通判。彼時他詩名已遠播,世人常以“小李白”稱之。抵達夔州后,他與約四百多年前在此寫下《秋興八首》《登高》等巔峰之作的杜甫,隔著時空長河“相遇”。深受杜甫影響的陸游,詩風由此開始發生轉變,完成了從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巨大蛻變,最終成為一位偉大的詩人。
走你走過的路,看你看過的風景。4月11日下午,由川觀新聞、封面新聞、上行文化主辦的阿來“唐宋詩中的巴蜀與成都”系列講座之“陸游蜀中詩講”,在重慶奉節迎來了第二十講。本場講座中,阿來以“零落歌詩遍兩川”為主題,細讀陸游緬懷杜甫的詩篇,并以杜詩為參照,辨析唐宋詩的異同,品味唐宋風韻。講座中,阿來旁征博引,深入探討了詩歌與大地、山川的關系,以及唐宋詩詞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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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在講座中(攝影:何宏杰)
作為一名在文壇深有影響的作家,阿來與重慶出版社有著密切的出版合作。他曾應重慶出版社邀請,參與由英國一家出版社發起的全球性“重述神話”跨國出版項目,其長篇小說《格薩爾王》即是由重慶出版社作為該項目的合作出版機構推出。本場講座之前,川報上行與重慶出版社現場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一座城、兩種方向、三位古人
“四川”這一名稱的由來,字面看起來像指四條河流。實際上,“四川”是宋代行政區劃的簡稱,指劍門關以北的利州路、劍門關以南的益州路與梓州路,以及長江三峽地區的夔州路,合稱“川峽四路”,簡稱“四川”。
夔州,于杜甫是出川之地,于陸游是入川之所。陸游將一路溯江而上、入蜀的見聞與心路歷程,凝練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游記——《入蜀記》,在抵達夔州時收筆。在夔州任職的歲月里,對陸游而言,杜甫不僅是詩壇先輩,更是靈魂相通的知己。正因如此,尋訪杜甫在夔州留下的遺跡,成為他在任期間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夔州的街巷、江畔與古祠之間,處處留下了陸游追尋杜甫足跡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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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在講座中(攝影:何宏杰)
阿來說,自己此次來到奉節,主要是因為三個古人:杜甫、陸游,還有劉禹錫。在杜甫離開夔州約半個世紀后,公元822年,劉禹錫來到奉節擔任夔州刺史。他在詩歌寫作的形式上另辟蹊徑——這種創新正是他向當地民間歌唱學習的結果,竹枝詞應運而生。在唐代的絕句中,竹枝詞別樹一幟,富于歌唱性,既通俗易懂,又意蘊深長,為詩歌開辟了一種全新的表達方式。
陸游寫詩極為勤奮,存世詩作達八九千首,是宋代最高產的詩人。這一方面與南宋印刷術的發展有關,另一方面也緣于陸游感情充沛、創作力旺盛。阿來提到,讀者如今能讀到的陸游夔州之前的詩作僅存七十多首——他在晚年曾大量刪減早期作品,可見其詩風轉變之徹底。“夔州開啟了陸游一個嶄新的詩歌時代。”阿來說。
陸游的夔州歲月
公務之余,登城懷杜
阿來特別提醒,陸游來到奉節,并非旅游采風,而是有正式職位的——夔州通判。阿來在講座中以詩文互證的方式,還原了陸游在夔州的日常工作與生活。
例如《定拆號日喜而有作》一詩,記錄了陸游作為地方官員參與秋闈閱卷時的情形。閱卷期間需與外界隔絕(即“鎖院”),當終于等到拆號放榜之日,意味著公務即將結束,可以回家與闊別多日的家人團聚了:“小雨如絲落復收,悄無人語但嗚鳩。挽須預想諸兒喜,倒指猶為五日留。滿案堆書惟引睡,侵天圍棘不遮愁。為農父子長相守,誤計隨人學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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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在講座中(攝影:張杰)
阿來還講解了《入瞿唐登白帝廟》,指出宋代尚無現代自然科學觀念,陸游認為瞿塘峽乃大禹導江所形成。而在講解《東屯高齋記》時,阿來詳細梳理了陸游訪杜與懷杜的細節。《東屯高齋記》是陸游探訪憑吊杜甫夔州舊居的一篇散文。文章開篇即點明“少陵先生晚游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并詳細考證了杜甫詩中“高齋”的具體位置。陸游實地探訪后發現,“白帝城之高齋”早已淪為廢墟,“瀼西之高齋”亦變為街市,蹤跡難覓,唯有東屯高齋因李姓人家世代守護而風貌幸存。文章后半部分,陸游從憑吊杜甫轉向深沉的自況,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抒發了“仕不能無愧于義,退又無地可耕”的兩難境地。
在夔州,陸游不可能不登白帝城;登白帝城,不可能不想起杜甫。杜甫在此寫下諸多名篇,其中包括《白帝城最高樓》,以及被譽為“古今七律之冠”的《登高》:“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登上白帝城的陸游,與杜甫展開一場隔空的精神對話,寫下《夜登白帝城懷少陵先生》:“拾遺白發有誰憐?零落歌詩遍兩川。人立飛樓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然。升沉自古無窮事,愚智同歸有限年。此意凄涼誰共語?夜闌鷗鷺起沙邊。”
阿來認為陸游此時的詩歌境界已經來到了新的層次,并對照賞析了杜甫的《旅夜書懷》:“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阿來認為,這個世界上人的孤獨也分大小,“杜甫那種置身壯闊天地間的深沉孤獨,是大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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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為讀者簽名(攝影:張杰)
唐宋詩之別
唐人的豐神情韻,宋人以筋骨思理
講座中,阿來還援引錢鐘書《宋詩選注》的觀點,辨析唐宋詩的不同風貌: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元氣充沛,修辭精湛,呈現盛唐氣象;宋詩則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善于以文入詩、以議論為詩。正如嚴羽《滄浪詩話》所言,宋代詩人“以文入詩”,拓寬了詩歌的路子,但對詩人的要求也更高——寫得好則精妙深邃,寫不好則味同嚼蠟。
在本場講座的尾聲,阿來提到,山水因詩而不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山水,而是被賦予了靈魂與精神——山川得詩,便有了神采;詩得山川,便有了靈魂。山川風物滋養一代代人的文學創作,一代代的文學書寫又反過來塑造和影響了空間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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