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獲火鳥大獎，《過去將來進行時》：被禁返鄉流亡者的內心渴望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4月12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五十周年“火鳥大獎”競賽頒獎典禮。紀錄片競賽”的火鳥大獎得主是莫爾塔扎·阿赫馬德萬德、菲魯澤·科斯羅瓦尼合導的《過去將來進行時》，憑其“真摯地刻畫了被禁返鄉流亡者的內心渴望”，得到評審團青睞。伊莎·蘿卡·芬寶執導的《我們腳下的大地》因“動人地闡明，每個人都有權在尊嚴中度過生命最后的時光”，獲頒發評審團獎。

“只要你們還在其中游泳，泳池就一直是泳池。”這是瑪麗亞姆（Maryam）那據稱是父親的旁白。瑪麗亞姆二十歲時逃離伊朗，現居美國任教。伴隨著家庭錄像中孩子們在游戲中歡呼雀躍的畫面，這些影像凝聚了因伊朗革命爆發而被迫分離的整代人心中，那無法填補的空虛與痛苦。

首映于威尼斯電影節“威尼斯日”競賽單元的《過去將來進行時》（Past Future Continuous），是由伊朗導演菲魯澤·科斯羅瓦尼（Firouzeh Khosrovani）與視頻藝術家莫爾特扎·艾哈邁德萬德（Morteza Ahmadvand）聯合創作的長片。科斯羅瓦尼在《我的家庭X光片》（Radiograph of a Family, 2020）中便展現了處理影像及其關系的深厚功底：她既運用素材，又剝離其說明性或工具化的傾向；同時構建出一種介于紀錄與虛構（本片劇本由兩位導演親自執筆）、實拍與檔案之間的混合敘事。這種手法打破了真實與虛構、過去與當下的界限。這種電影語言，為觀眾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既令人迷失又充滿主觀色彩的體驗，關乎真相，亦關乎時間。

四十五年后，我們在精妙的旁白與檔案影像的引導下得以回望并重新審視瑪麗亞姆的故事。她曾躲在羊皮下，在滿懷痛苦卻執意保護她的父親推動下，隨走私者逃離那個對異見學生和活動家而言已無法生存的伊朗。而疫情之后，她通過德黑蘭朋友的幫助，在老家安裝了監控攝像頭，試圖隔空守望已步入高齡的父母，在這份迫切中，她正絕望地試圖掌控那些正在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一切。

我們很難不被這段自傳碎片所觸動，甚至深陷其中。當敘事試圖尋找意義的落腳點時，碎片的詩學賦予了時空絕對的自由，去尋回丟失的影像與被抹去的經歷——包括因恐懼和仇恨而產生的憤怒。時間在這里不再是不可逆的線性流動，而是在“共時性”的坐標中被激活。但正如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所言，每一段記憶在被重新解讀和書寫的同時，也意味著某種遺忘。

在這兩難之中，觀者可以選擇將監控鏡頭視為一種裝置：它永遠無法將生命禁錮于單一、飽和且全能的視野之中，因為總有無法捕捉的空白與缺失。這些空間或許存在于想象時間的“脫節”中，或許存在于被觀察者細微而深邃的目光里。影片通過對影像來源（包括家庭錄像和監控畫面）的模糊處理暗示我們：這些影像交織出的生命軌跡，或許比單一的自傳更加復雜。那些在畫面中閃現的女孩和女人，可能直接來自導演的前作。

這種對生命與歷史的重新拆解與重組，印證了一個假設：基于檔案影像的電影敘事從未僅僅代表過去。那個曾經的小菲魯澤和她的母親，正從過去看向現在的我們。這種凝視產生了三重意義：為瑪麗亞姆們當年被剝奪的尊嚴正名；拒絕抹殺那些沉重卻定義了未來可能性的過去；以及，逆著紋理去解讀歷史。

正是在這種生命與故事的混淆與重組中，一個假設得以印證：基于檔案影像的電影敘事，從未精準復刻過過去。我們可以想象，童年的菲魯澤與年輕的母親（從《我的家庭X光片》中可知，她曾以真誠而解放的姿態投身那場革命）仍在那里注視著我們，卻又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由此，影片生發出三重可能的指向：其一，讓當年因漠視生命與自由而被剝奪的認知，在當下得以復現，這關乎瑪麗亞姆與無數同命運的男女；其二，不將那段時而轟然壓頂、卻又勾勒出未來可能性邊界的過去，再度掩埋（這與遺忘的本質需求不同）；其三，逆讀歷史——影像不為說教與威權所用——展現個體日常的尊嚴，以及一種共同體的盈余：它仍能跨越禁忌邊界，尋回至親與反抗的全新意義。

影片介紹：

她好像在，卻又不在。生于斯長于斯，伊朗的家如今是無法重返的故居，曾經溫暖的空間只剩年邁父母孤寂身影。明明近在眼前，偏偏無法擁抱。不見其人，只聞其聲，因瑪麗安早已流亡美國，唯靠屋內閉路電視拉近與雙親的距離。本片由《我的家庭X光片》美術指導與導演再度拍檔，將含蓄而濃烈的思鄉之情融入監視器的冰冷畫面，交錯童年回憶的溫馨片段，糅合飛鳥自由翱翔的幻象，拼貼出流亡者的脆弱、哀愁與思念；失落的聯系，是夢想與科技也沒法彌補的遺憾。

本文來源：CLOSE-UP

作者：Alessia Brand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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