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二十八的夜里,窗外鞭炮聲零星響著,整條街都飄著炸丸子的油香。
我坐在床邊,手里攥著那本紅色的離婚協議書,指甲都掐進了紙里。
"撲通"一聲,張建國跪在了我面前。
一個五十二歲的男人,膝蓋砸在水泥地上,悶響。他抬起那張被煙酒熏黃的臉,眼眶通紅:"秀蘭,求你了,別離。我改,我什么都改。"
我盯著他額頭上那道新添的疤——半個月前喝醉了摔的,縫了四針。
我沒說話,把臉扭向窗外。
嫁給張建國二十六年,我等這句"我改",等了整整二十六年。
可如今,我心里那團火,早就滅了。
認識張建國那年,我十九歲,在鎮上紡織廠做擋車工。他在隔壁汽修廠當學徒,長得濃眉大眼,干活利索,逢人三分笑。我媽說:"這后生實誠,嫁了踏實。"
頭兩年確實踏實。他手藝好,開了自己的汽修鋪,日子眼看著紅火起來。可錢一多,人就變了。先是隔三差五跟人喝酒,后來迷上了打牌。
兒子張磊三歲那年冬天,發高燒燒到四十度。我抱著孩子滿街找他,最后在老劉家的牌桌上把他拽回來。他一身酒氣,嘴里還嘟囔:"小孩子發燒,扛一扛就過去了。"
那晚,我抱著兒子在醫院走廊坐了一夜,走廊的消毒水味嗆得我直流眼淚。
我以為他會改。
可他沒有。
打牌輸了錢,回家摔東西。我多說兩句,他就拍桌子吼:"老子在外頭掙錢養家,你一個娘們兒懂什么!"
我不是沒想過離婚。可那年頭,農村女人帶個孩子離婚,街坊鄰居的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我媽也勸:"日子哪有十全十美的?忍忍就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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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這么忍著,一忍就是二十多年。
兒子爭氣,考上了省城的大學,畢業后在城里站穩了腳。去年結了婚,小兩口恩恩愛愛的。我看著兒子的日子過得好,心里那根弦突然就松了——該為兒子扛的,我扛完了。
真正讓我下定決心的,是三個月前的事。
那天我去銀行取錢交醫保,發現存折上少了八萬塊。八萬啊,那是我在紡織廠做了十五年,一分一分攢下來的。我手指頭都在發抖,腿軟得差點沒站住。
回去質問他,他先是不承認,后來被我逼急了才吞吞吐吐說,借給牌友老陳"周轉"了。
"人家急用錢,我能不幫?"他理直氣壯。
我翻出柜子底下那個鐵盒子——里面原本還有兩萬塊私房錢,也沒了。
那一刻,我渾身冰涼。窗外明明出著太陽,我卻覺得骨頭縫里都透著寒氣。
我沒吵,沒鬧。第二天一早,我騎車去了鎮上的法律服務所,花三十塊錢打印了一份離婚協議。
張建國一開始根本不信我是認真的。他笑嘻嘻地把協議書往桌上一扔:"行了行了,鬧夠了沒?大過年的。"
我沒理他,自己搬到了兒子以前住的小房間。
他這才慌了。先是讓他妹妹來勸,說什么"哥就是嘴硬心軟,對你還是好的"。我端了杯茶給小姑子,平靜地說:"好不好,我自己心里有數。"
后來他又搬出我媽。我媽在電話里哭:"你都五十的人了,離了婚住哪兒去?"
"媽,我在廠里干了十五年,退休后每月有一千八的養老金。城里張磊也說了,給我留了一間房。"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最后我媽嘆了口氣:"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于是就有了臘月二十八這一跪。
他跪在地上,鼻涕眼淚糊了一臉。廚房水龍頭沒關緊,"滴答滴答"地響,像某種倒計時。
"這些年是我混賬,"他聲音沙啞,"你給我最后一次機會。"
我低頭看著他。這個男人老了,頭發白了大半,后背也佝僂了。跪在那里,像一截枯掉的樹樁。
我心里酸嗎?酸。二十六年的夫妻,哪能一點情分都沒有。
可我更清楚地記得——那些獨自帶著發燒的孩子跑醫院的深夜,那些被他拍著桌子吼到手腳發抖的黃昏,那個發現存折空了時、太陽底下渾身發冷的下午。
"建國,"我開口,聲音比自己想的平靜,"你不是壞人,可你把我的心磨沒了。磨沒了就是沒了,長不回來。"
我把簽好字的協議書放在他面前,起身拉上行李箱。
門外,夜風裹著火藥味撲面而來。遠處誰家掛的紅燈籠,在風里晃晃悠悠。
我走出院子,沒回頭。
五十歲的天空,黑是黑了點,可腳下的路,終于是自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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