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對伊朗開戰國會裝聾作啞，75年戰爭權力被奪，總統失控

特朗普繞過國會發動伊朗戰爭，立法者對此聽之任之，延續了長達75年的權力失衡趨勢。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民主黨領袖亞當·史密斯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沖突已經持續了六周，但行政部門至今沒有向我們提供任何關于戰爭的公開簡報。”

目前，唐納德·特朗普總統針對伊朗政權的軍事行動正處于停火階段。盡管這場戰爭的支持率持續低迷，但總統并未結束沖突，行動的結果至今尚不明朗。

此次聽證會的推遲，只是國會在戰爭問題上表現軟弱的一個縮影。多數共和黨人否決了民主黨為行使憲法賦予的戰爭監督權所做的多次努力。2026年4月16日，參議院第四次否決了一項戰爭權力決議。

作為研究戰爭權力的學者，我們曾撰寫過關于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在阿富汗戰爭決策的書籍。我們認為，國會不愿主張自身權力的態度，實際上是歷史的重演，正如總統的單邊行動一樣。

美國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宣戰權屬于國會而非總統。大多數現代總統及其法律顧問均主張，憲法第二條允許總統在特定情況下無需國會事先批準即可動用軍隊。他們也確實付諸行動，在未顧及國會意愿的情況下，將軍隊派往從巴拿馬到利比亞的沖突地區。

根據1973年通過的《戰爭權力決議》，總統有義務在發起軍事行動后的48小時內通知國會，如果軍事行動持續超過60天，則必須尋求立法授權。

自該決議通過以來，總統們在單方面發起軍事行動時，通常會履行48小時內的通知義務。他們常用的措辭是“依據”其作為三軍統帥和行政首長的權力來發起行動。

自尼克松以來的歷任總統從未正式承認《戰爭權力決議》的憲法地位。不過，他們在致國會的信函中確實提及過該決議，并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其中的限制。因此，措辭至關重要，總統們在通知國會時傾向于使用“符合”《戰爭權力決議》這一表述。

第二屆特朗普政府打破了這一標準。在2026年3月2日致國會關于伊朗戰爭的信函中，特朗普既未提及《戰爭權力決議》，也未提及憲法，甚至連場面話都省去了。

相反，特朗普通過行政命令傳達其對伊朗政權動武的意圖，從而繞過了《戰爭權力決議》的傳統框架，規避了國會的監督。無論此舉是否合法，它都賦予了總統極大的自由，使其能單方面決定軍隊的行動目標、所用手段及持續時間。他決定向該地區增派航母戰斗群和數千名美軍，便是最新的例證。

國會已表現出無力或不愿制約這種總統單邊主義。在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開始后不久，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墨菲曾提出旨在限制特朗普的戰爭權力法案，但未能在參議院通過。3月5日，眾議院也以微弱優勢否決了一項旨在阻礙擴大或延長軍事行動的決議。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正在目睹歷史的重演：在過去七十年的戰爭時期，國會議員不愿作為，而總統也不愿尋求授權。

1917年，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在三天內就戰爭理由向國會陳述并獲得了正式宣戰聲明；1941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當天下午便獲得了國會授權。

自朝鮮戰爭以來，國會議員表現得更加順從，主張權力的意愿顯著下降。

在朝鮮戰爭中，哈里·杜魯門總統并未獲得國會的戰爭授權。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沖突后，杜魯門繞過國會，直接向聯合國安理會陳述戰爭理由。1950年7月，聯合國安理會第84號決議“授權美國建立并領導由聯合國成員國所有軍事力量組成的統一司令部，并授權該司令部在聯合國旗幟下行動”。

杜魯門將美國在朝鮮半島的作戰行動描述為聯合國“警察行動”，這種說法愈發牽強，但他成功避免了尋求國會的許可。此舉開創了一個先例，即美國軍隊開展作戰行動不再需要國會的宣戰聲明。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曾反對這種缺乏國會審議的做法，稱杜魯門的行動是“篡奪”了戰爭權力。但隨著朝鮮戰場陷入戰術和戰略僵局，國會最終并未采取任何行動來阻止戰爭。

在越南戰爭中，1964年發生“北部灣事件”后——即所謂北越對美國海軍艦艇的襲擊，但實際上并未發生——林登·約翰遜總統利用這一所謂的危機推動國會授權在東南亞擴大武力規模。

約翰遜向國會提交了《北部灣決議》并迅速獲得通過。與以往戰爭中非常明確的宣戰聲明不同，該決議賦予了約翰遜自由升級美國在東南亞軍事介入的權力，其授權內容模糊不清，允許他根據需要進行軍事干預。

曾撰寫過越南戰爭戰略分析的哈里·薩默斯上校指出，《北部灣決議》證明了行政部門、國會和軍方等相關方未能預見到他們所開啟的行動規模。

該決議顯著增加了總統的行動自由，同時也使其脫離了監督，標志著1965年7月美國戰爭升級和“美國化”的重要一步。盡管在南越的介入深陷泥潭，且后來出臺了《戰爭權力決議》，但我們依然看到總統們在沒有咨詢國會議員、更遑論獲得授權的情況下自行其是。

在特朗普關于伊朗敵對行動的決策中，美國人終有一天需要回答這些問題：為什么美國要參與這場政治目標不明的戰爭？為什么國會允許它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