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與父母同住的比例幾乎是女性的兩倍。一項最新研究表明,這種現象對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危害尤為嚴重,與受過高等教育的同齡人相比,他們保住工作的可能性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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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美各地租金飆升,越來越多的男性選擇搬回父母家中。一旦回到家中,許多人便不再工作。事實上,目前有六分之一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與父母同住,而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這一比例僅為8%。
彭羅斯在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表示:“在美國,確實存在著非常現實的經濟力量,正在限制未受過大學教育男性的選擇。”她認為,目前觀察到的一些現象,僅僅是這些男性面對將他們排擠出局的系統所作出的理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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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搬回家的比例幾乎是女性的兩倍。數據顯示,最終回到父母家中的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正越來越多地徹底退出勞動力市場。
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機會與社會流動中心主任斯科特·溫希普認為,這個問題令人倍感擔憂。與彭羅斯研究起始的20世紀60年代相比,如今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可能面臨著更多的劣勢。
溫希普對《財富》雜志表示:“如今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數量比上一代人少得多,因此我們絕對應該關注這個群體。”他指出,與前幾代人相比,他們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原因在于目前擁有學士學位的年輕人比例已高達40%左右,而過去這一比例要低得多。這正是令他感到擔憂的根源。
她表示:“在某些地區,住房成本較高并不是因為人們收入增加從而推高了價格,而是因為湖泊、海岸線等地理因素限制了供應。”她補充說,這些地方的住房之所以更貴,僅僅是因為在那里進行建筑施工更加困難。
曾在美國企業研究所長期研究男性收入的溫希普指出:“如果住房成本較高的城市沒有更多男性住在父母家里,那反倒令人驚訝,因為從定義上講,這些城市的住房負擔能力必然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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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羅斯表示:“當成年子女被擠出住房市場時為他們提供生活保障,這在經濟學家看來是一種‘正常商品’,即人們越富有,在這方面花費就越多。如今的現狀是,父母的收入在增加,而他們兒子的收入卻在減少。”
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會員與消費者調查研究主任布蘭迪·斯諾登表示,數據證實了這一點。她在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引用了該協會2026年時代趨勢報告。該報告顯示,近期有四分之一的“嬰兒潮一代”購買了多代同堂的住宅。
她指出:“‘嬰兒潮一代’繼續在近期的購房者中占據最大比例。這使得他們能夠照顧年邁的父母或親屬,并容納那些可能搬回他們家中,或者從未離開過的成年子女。”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25至45歲之間與父母同住的男性比例幾乎翻了一番,從7%上升到如今的12%。女性的這一比例也有所上升,但目前穩定在7%。這種現象對男性的影響之所以比女性更大,很大程度上歸結于孩子因素。
當彭羅斯將沒有大學學歷且家中沒有孩子的女性單獨列出時,她們的行為模式開始與男性幾乎完全一致。
她表示:“當我觀察那些沒有大學學歷且沒有孩子的女性時,她們的勞動力參與率以及與父母同住的比例,看起來與這些男性非常相似。兩者之間的區別僅僅在于是否有年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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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希普對彭羅斯的發現評論道:“這對我來說并不太令人驚訝,因為如果你觀察那些二三十歲還住在父母家里的成年人,你會發現他們基本上是同齡人中最弱勢的群體。”他認為,這些人在尋找和保住工作方面面臨著其他障礙,因此他們更有可能永久退出勞動力市場,這在邏輯上是說得通的。
在30歲出頭且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中,有五分之一與父母同住,并且這一比例在他們進入40歲時依然居高不下,40歲時的比例約為14%。在寄居在家的無業男性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從未有過任何工作經驗,這一比例高于1980年的五分之一。
彭羅斯坦言:“我聽到的一些反對意見是,人們認為‘也許男性只是把這當作一個跳板’。”但她指出,實際情況似乎并非如此,這些與父母同住的男性已經完全脫離了勞動力市場。
分區限制和建筑施工限制不僅推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還在無意中壓制了那些最無力承擔這些成本的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彭羅斯在報告中寫道:“限制住房建設的政策通過提高獨立生活的成本,無意中削弱了勞動力的參與度。”
她表示:“當我們思考住房政策時,也許我們只考慮了負擔能力,但這同樣關乎如何讓人們處于能夠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有利位置。”她認為,在紐約等城市推行降低住房成本的政策,應當能夠提高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尤其是那些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
溫希普對彭羅斯的觀點表示贊同。他指出,像紐約和舊金山這樣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往往也是人們能夠找到更多就業機會的地方,但這同時伴隨著高昂租金這把雙刃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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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希普表示:“這指出了問題背后真正的癥結所在,也就是那些限制住房建設數量的土地使用法規和分區制度。”他補充道,不幸的是,往往是那些最具經濟活力、擁有眾多便利設施且更善于促進階層向上流動的城市,存在著這些分區問題。因此,這絕對是政策制定者應當重點關注的領域。
如今,職場中的女性數量在歷史上第三次超過了男性。隨著女性的收入超越男性同行,她們在家庭中也承擔了更多的勞動。溫希普呼應了此前的一些報告,認為人們日益疏離傳統婚姻價值觀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
溫希普指出:“我認為,婚姻的衰退是一個潛在的隱性問題。在過去,許多年輕男性和工人階級男性會選擇結婚,因此他們能夠忍受更高的住房成本,而不必搬回父母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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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總結道:“如果你是一個審視現狀的年輕男性,你不會覺得未來需要為一個家庭負責。”在這樣一個他們不再是主要養家糊口者的新世界里,他們并不真正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這種迷茫促使他們減少工作,并可能選擇與父母同住。分析人士指出,婚姻確實是這里不容忽視的隱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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