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最恨 AI 的人，是大學畢業生

在這個沒法逃避的技術周期里，Z 世代想明白了。

作者｜Moonshot

編輯｜靖宇

生成式 AI 爆發這兩年，人們理所當然地以為，作為互聯網原住民的年輕人，是這項技術最狂熱的信徒。

表面看確實如此。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54% 的美國青少年已經開始用 ChatGPT 等工具完成學業。蓋洛普最新發布的《Z 世代的聲音：AI 悖論》報告也顯示，美國 14 至 29 歲人群中，超過一半（51%）保持著每日或每周使用 AI 的高頻習慣。

但行為不等于意愿。蓋洛普還調查出，過去短短一年，14 到 29 歲人群對 AI 感到「充滿希望」的比例從 27% 跌到了 18%。近三分之一（31%）的受訪者感到「憤怒」，高達 42% 的人陷入持久的焦慮。

高頻使用與信任崩塌同時發生，又恨又離不開 AI，這種擰巴情緒，正在美國 Z 世代（1996 - 2012 年出生的人）里蔓延。

為什么最頻繁使用 AI 的一代人，反而最不信任它？

01

焦慮：把敵人留在身邊

對 AI 敵意最重的群體，是那些剛剛踏入社會、或正在尋找起點的職場新人。

蓋洛普數據顯示，在已就業的 Z 世代中，高達 48% 的人認為 AI 在工作場所的風險遠大于收益，這一比例在一年內激增了 11 個百分點。認為收益大于風險的僅占 15%。

原因不難理解，經濟大環境不好，美國畢業生也不好找工作了。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顯示，去年底，22 至 27 歲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飆升至 5.6%，遠超整體失業率。

在這種大環境里，AI 被渲染為「提高效率」的工具，能成為企業的「數字員工」。一些 AI 公司高管也經常對媒體表達「未來幾年內，大量入門級白領崗位可能被自動化替代。」這類言論。

而這類工作往往都是專屬年輕人的「初級白領崗位」，沒有了這些初級崗位的歷練，年輕人連建立職業護城河的資格都沒有。

所以，盡管現實中這種替代還沒有全面發生，但預期已經先一步改變了情緒，對年輕人來說，AI 像一個潛在的競爭者。

「失業潮」的周期剛好遇到了 AI 崛起｜圖源：《紐約時報》

在《紐約時報》的報道里，提到了許多 Z 世代具體的困境。

比如 22 歲的心理學畢業生 Erin，為了找一份哪怕是基礎的商業分析工作，她投出了近 200 份簡歷，結果只收到 4 次面試，最終只能在長島的一家餐廳當招待員作為過渡。找工作的過程讓她身心俱疲，已經開始尋求心理治療。

而大一新生 Sydney 不知道如何選專業，「我感覺任何我感興趣的領域，在未來幾年都有可能被取代。」她的迷茫代表了當下絕大多數大學生。

另一邊，科技巨頭們正以部署 AI 為由不斷裁員。這就是當下極其割裂的現實。硅谷精英們可以讓企業「降本增效」，落到年輕人的真實處境里，他們失去了進入職場的敲門磚。

諷刺的是，為了不被淘汰——他們每天不得不打開 ChatGPT 潤色簡歷，向大模型詢問哪所大學更容易錄取。

這種對 AI 心理和行為上的不一致性，才是讓 Z 世代對 AI 感到焦慮的核心原因。

02

恐懼：不得不用的 AI

既然充滿敵意與不信任，為什么高達 51% 的年輕人依然在每天或每周使用它？

《紐約時報》記者 Callie Holtermann 在長期的采訪中捕捉到了答案，她發現，受訪的年輕人根本不覺得使用 AI 有多棒。促使他們打開對話框的驅動力，是「如果不熟悉這項技術，就會在學業或職場上落后。」的恐懼。

職場的規則已經被 AI 重塑了。年輕人在瀏覽初級崗位的招聘啟事時，經常會看到「申請人需要熟練使用 ChatGPT 或 Gemini」的要求。

企業 AI 代理公司 Writer 最近的一份報告寫得更殘酷，77% 的高管明確表示，拒絕掌握 AI 的員工不會獲得晉升。甚至有 60% 的管理層在考慮直接裁掉這批人。

這意味著，在現有的職場和評價體系里，不懂 AI 就意味著直接出局。

員工對抗 AI 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想讓 AI 替代自己的工作｜圖源：WRITER

哪怕勉強拿到了工位，這種恐懼也不會消失。

這些打工人還要面對「FOBO」（Fear of becoming obsolete，害怕過時）的沖擊。報告指出，26% 的打工人認為，AI 正在直接削弱他們的創造力，和在公司內的核心價值。

這是一種深層的專業剝奪，你苦學多年的代碼、法律或財務知識，市場溢價正在迅速歸零。伴隨價值清零的，是對自身能力的深刻懷疑。在蓋洛普調查中，大量年輕人擔憂 AI 會削弱自己的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

而且這種「FOBO」不只是對打工人，對強迫員工擁抱 AI 的管理層也是如此。Writer 報告中 69% 的公司正在因 AI 進行裁員，但其中 39% 的企業根本沒想清楚怎么靠 AI 賺錢。連 73% 的 CEO 自己都因為 AI 戰略感到焦慮。

72% 的員工有或多或少感受到 AI 的壓力｜圖源：WRITER

當恐懼到達極點，年輕人開始在系統的齒輪里撒沙子。

接近一半（44%）的 Gen Z 員工承認，他們在有意識地阻礙公司引入 AI，包括拒絕使用、誤用工具，甚至故意降低效率。

破壞手段五花八門。有人故意把公司機密輸入公共 AI 工具以觸發安全警報，有人拒絕使用獲批的軟件。更極端的情況下，有人在績效評估中做手腳，甚至故意提交 AI 生成的低質量工作，以此向管理層證明「AI 根本不行」。

盧德主義旨在反抗因技術變革導致失業及工作條件惡化｜圖源：維基百科

這種情況，就跟當年工業革命紡織機出現后，工人帶頭砸機器的盧德運動一樣。

哪怕會讓自己面臨極高的開除風險，他們也會采取這種消極抵抗，來對抗內心的恐懼。

03

警惕：越用越不信

面對焦慮和恐懼的情緒，有不少年輕人對 AI 開始保持警惕。

這種警惕感體現在一系列具體行為上，最直觀的變化，是他們開始為 AI 設定邊界。他們已經很清楚 AI 能做什么，也更清楚哪些事情不能交給它。

第一道界限劃在人際交往上。

比如《紐約時報》采訪了 27 歲的旅游業員工 Abigail Hackett。她在工作中經常用 AI 來處理繁雜的文案，省下了不少時間。但在私人生活里，她絕不用 AI 起草任何私人信息。原因很簡單，她不想讓自己的「社交肌肉萎縮」。

這是很多用戶都會有的「警惕式取舍」，AI 可以進入工作流程，但不應該進入社交關系。

哪怕是在那些耗費大量時間的陪伴類 AI 上，年輕人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

過去兩年，像 Character.AI 這樣的角色扮演聊天工具，在年輕人中迅速流行。它們可以模擬朋友、戀人甚至虛構角色，提供一種隨時在線的「陪伴」。與此同時，圍繞這類產品的爭議也在擴大，包括青少年沉迷、情感依賴，甚至個別自殺自傷的事件。

不少輿論因此得出一個結論，認為 AI 正在削弱未成年人的社交能力。

但悉尼大學研究人員的長期觀察推翻了這個假設，他們發現，絕大多數年輕人很清醒，并沒有把 AI 當作真實的人類替身，他們更傾向于把這些聊天當成一種「玩法」或消遣。

Quentin 在戀愛后，和女友都大幅減少了使用 AI 聊天 App 的時間｜圖源：《紐約時報》

比如 15 歲的受訪者 Quentin 曾是 Character.AI 的重度用戶，但他明確表示這只是一場游戲，本質上全是一堆 1 和 0。

一旦現實生活有了新變化，比如在學校交到了新朋友或者開始戀愛，他們花在聊天機器人上的時間就會斷崖式下跌。聊天機器人充其量只是無聊時的電子榨菜，只要真實的生活開始運轉，AI 隨時會被干脆地拋棄。

確立了生活邊界，在人生關鍵的決策節點上，年輕人也不相信 AI 了。

根據咨詢機構 Ruffalo Noel Levitz 2024 年的調查，三分之一的高中生在使用 AI 規劃大學申請。他們會讓 AI 拉出一長串學校清單，把學費、獎學金、錄取率整理成表格，用來快速做初篩，但他們不會讓 AI 做判斷。

這種警惕是在一次次踩坑中建立起來的。

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威斯康星州的高三學生 Brandon 養成了嚴格核查 AI 信息的習慣，因為大模型曾言之鑿鑿地給他推薦過幾個根本不存在的大學獎學金，讓他白白花了不少時間去核實。

舊金山的學生 Tanay 則看透了 AI 給的虛假情緒價值，他的 AI 和他說「你 100% 能進普林斯頓」，他立刻意識到，AI 是用過度肯定來迎合他，對他的擇校決策毫無幫助。

全美公立高中平均 376 名學生才能分到一個輔導員，因此大量學生會去用 AI 輔助申請｜圖源：《紐約時報》

誰用 AI 還沒被它「氣笑」過呢？類似的瞬間一旦出現過幾次，態度就很難再回到最初的信任。

到這里，回頭再看蓋洛普和皮尤的調查數據，「AI 悖論」就能解釋得通了。

一半以上的年輕人每天都在用 AI，那是就業系統和升學壓力逼出來的求生本能。而他們對 AI 的信任度從 27% 暴跌到 18%，就是因為他們用得越多，越容易遇到問題，也因此看到了技術的邊界。

焦慮、恐懼、警惕，甚至某種程度上的濫用，這些看起來沖突的狀態，同時存在于年輕人對 AI 的態度上。

因為在這個沒法逃避的技術周期里，Z 世代想明白了。

工具就是工具，該榨取它的價值就盡情榨取，但別真把它當神仙供著，更不能讓它替自己做主。

與其說他們不信任技術，不如說他們更早意識到，這項技術的收益和代價，可能會同時落在自己身上。

*頭圖來源：Gospel Coalition

本文為極客公園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極客君微信 geekparkGO

極客一問

你現在怎么用 AI，你恨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