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該如何運算？——對“簡單事復雜化”畸形政績的反思

在網絡平臺上，“9-4=5”被演繹成一套冗長繁復的運算過程，看似玩笑，卻精準投射出當下某些單位的真實生態：一個本可高效解決的問題，被刻意拉長戰線、增加環節、制造“波瀾”，最終在集體“忙碌”中落下帷幕。一位網紅博主的留言更是辛辣刺骨——“把明白的事弄糊涂了，然后再尋找解決方法，最后績效終于上去了?！边@背后，是一種畸形的政績觀在作祟：簡單問題復雜化，被部分干部奉為彰顯自身“工作飽滿度”與“攻堅克難能力”的捷徑。

“復雜化”是如何成為“能耐”的？

在這些扭曲的“績效觀”驅動下，“干事”變成了“演戲”。具體表現為：

流程“精心”設計，環環皆為“留痕”。每一項看似必要的會議、匯報，每一道必經的審批環節，其核心目的已非推動工作，而是制造“工作過程可見”的證據鏈。每一步都必須走，因為每一步都是日后考核時“工作量”的憑證。

責任“巧妙”切割，事事皆可“甩鍋”。將責任推諉給其他科室，不是為了明確最優執行主體，而是為了提前分散風險、預留免責空間。問題一旦出現，復雜的流程就是“各環節均按程序辦理”的擋箭牌。

績效“虛假”繁榮，領導印象成為標尺。最終，這種模式產出的是“高績效”——不是問題解決的高效率，而是過程表演的高得分。在領導面前，這被解讀為“考慮周全、程序規范、責任心強”；同事礙于情面或被迫卷入，還要前來“幫忙”，進一步印證其“工作重要、人緣良好”。

我山東老家有一個詞叫“能耐”，字面是夸人有本事，骨子里卻是諷刺瞎逞強、自作聰明。這正是對上述行為的精準判詞：把簡單的事搞復雜，不是真本事，而是真折騰。

畸形的“政績觀”何以滋生？

這種現象絕非偶然，其土壤在于：一是考核指揮棒偏差。部分單位評價干部，重“過程留痕”輕“實際成效”，重“領導可見度”輕“群眾滿意度”。復雜流程恰好能產出豐富的“留痕材料”和頻繁的“匯報機會”，天然吸引追求“顯績”的干部。

二是免責心態盛行。在多層級、高風險的問責環境下，“不出事”成為首要原則。復雜化意味著程序完備、責任分散，即便解決不了問題，也能證明“已盡力”，從而規避個人責任。

三是形式主義慣性。一些干部長期浸淫于文山會海、過度留痕的工作模式，已形成路徑依賴。他們并非不知效率低下，而是缺乏將工作“做簡單”的勇氣、智慧與制度激勵。

把“簡單”還給工作，把“實在”還給政績

當前開展的“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正是斬斷這一扭曲鏈條的利刃。必須刀刃向內，從觀念、制度、文化等方面協同發力。

第一，校準考核“度量衡”，讓實效說話。堅決調整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大幅壓減過程性、留痕類指標，突出結果導向。重點考核：問題是否實質性解決，群眾是否真正受益，工作效率是否顯著提升。引入第三方評估和群眾滿意度調查，讓“表演型干部”失去市場。要明確真正的“能耐”，是把復雜的難題用最簡潔、最經濟的方式解決，而不是把簡單的問題變成復雜的謎題。

第二，推行流程“極簡主義”，為實干松綁。對現有工作流程進行全面“體檢”和“瘦身”。堅決砍掉那些不必要的會議、重復的審批、無意義的推諉環節。推廣“最多跑一次”“一網通辦”等成熟經驗，用制度剛性防止流程再度復雜。鼓勵干部在合法合規前提下，大膽簡化程序、并聯作業、提高效率。對主動簡化流程并取得實效的，應予正面激勵。

第三，構建容錯“安全網”，為擔當撐腰。完善容錯糾錯機制，明確界定：因追求效率、簡化程序而出現的非主觀失誤，與因程序空轉、推諉塞責導致的問題，在責任認定上要有本質區別。為那些敢于把工作“做簡單”的干部提供制度保護，消除“多干多錯、簡化易錯”的顧慮。同時，對刻意制造復雜、推高行政成本、消耗基層精力的行為，要嚴肅批評問責。

在機關內部大力倡導“務實、高效、簡單”的工作文化。領導干部要帶頭，聽匯報時多問“問題解決了沒有”，少問“走了幾個程序”；下基層時多看“現場效果”，少查“臺賬厚度”。讓全體干部認識到：小說家、戲劇編劇把簡單事復雜化，是為了藝術沖突；而我們為人民服務，追求的是直接、有效、低成本地解決問題。真正的專家，是把復雜事做簡單；只有“耍猴戲的”，才把簡單事耍復雜。

“9-4=5”，本應是常識。如果我們的機關運轉竟需要一套堪比高等數學的論證才能得出這個答案，那不是能力的進步，而是常識的淪喪。當前的學習教育，必須痛擊這種“偽能耐”“瞎逞能”的畸形文化，讓每一位干部都銘記：人民評判我們工作的，永遠不是流程的繁簡，而是問題的得失、效率的高低、民心的冷暖。把復雜留給制度設計，把簡單還給群眾辦事，這才是新時代干部應有的真“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