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勃丨走出圈層范疇——新大眾文藝浪潮與中國美術體系的當代建構

引言

圍繞“新大眾文藝”的討論之所以迅速擴散，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并不是某個單一門類內部的術語更新。更實質的變化，是文藝生產的主體結構、渠道結構與評價結構正在同步發生位移。“新傳媒時代到來，新大眾文藝興起”（《延河》2024年第7期）。

新傳媒指的是數字媒介及相應的網絡平臺，而新大眾直接涉及創作與消費領域中的主體性，由此還涉及到公共性問題，“位移”與“破界”不斷發生，構成種種“體系壓力”。當平臺化傳播改變可見性分配機制，當生成式AI降低某些勞動門檻并重寫創作流程，當公眾參與從觀看延伸到生產、傳播與評價的連續鏈條時，美術不可能僅憑既有圈層規則或單一市場尺度來維持自身秩序。因此，所謂“體系構建”不宜被理解為風格門類的羅列，而應指向由價值闡釋、生產機制、傳播展示、評價方式與治理工具共同構成的運行結構。這些環節彼此耦合，既受制度條件影響，也受技術條件牽引，最終要能落到可操作與可檢驗的層面。例如雙年展、藝術空間與美術館體系仍在塑造專業話語，同時短視頻平臺、社交媒體與線上展陳又在生成新的觀看慣習，兩套系統既互相借力，也彼此拉扯。

“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文藝創作的價值導向。然而，只有價值宣言仍不足以解釋秩序如何形成。現實中常見的情形是，價值主張寫在文本里，卻未必轉化為作品形態與評價習慣。相反，傳播技術、平臺規則與量化指標會在不知不覺中改寫審美偏好，使價值在運行層面被稀釋甚至被反向利用。因此需要引入“審美范式”這一概念，用來解釋價值如何被轉譯為共同體默認的原則與前提，并說明范式又如何在媒介與制度變化中發生位移。當核心價值與審美范式的關系被放在同一框架中討論，價值不再只是結論里的口號，而成為貫穿生產、展示與批評的結構性問題。

一、新技術與新生態

在現有討論中，“新大眾文藝”大體形成了若干較為穩定的共識。它往往被理解為中國百年文藝大眾化進入新階段的表征，也被視為在新技術條件下形成的新生態，成為不斷生成與擴散的系統性建構，可問題就在于當下應如何運作、如何評價又如何治理。

強調這些共識的“相對穩定”，并不是要把概念凍結。相反，正因為主體擴容與渠道重組已成為現實，美術體系的建構必須面對一個更實際的問題，即如何在新的結構中維持公共導向，同時保持必要的藝術性與專業性，避免審美被單一指標牽引。核心價值的提出，正是為了解釋并回應這一現實壓力。

在“新大眾文藝”視域下討論中國的當代美術，應承認一個基本現實，即“當代藝術”這一概念在中國的雙重性：一是當代藝術所具有的“實驗性”，即觀念為先的當代實驗藝術譜系，可見改革開放以來的裝置、行為等非主流藝術；二是當代藝術所具有的“在地性”，即生活為先的現實主義藝術譜系，可見主題性創作、公共美術工程等主流藝術。這種邊界差異不僅是學術分類問題，更是評價秩序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實驗藝術路徑與大眾化路徑之間長期存在張力，而“新大眾文藝”在某種意義上把兩端都拉回到同一張制度與媒介網絡中，迫使核心價值必須跨越門類差異，提供可對話的共同坐標。這些對象之間還存在頻繁的互相借用，例如主題創作會吸收當代藝術的裝置語言，實驗藝術也會進入公共項目與城市更新；在平臺場景中，學院訓練與大眾趣味的邊界同樣可以打開。

基于上述語境，將“新大眾文藝視域下中國當代美術的核心價值”理解為一個相互牽引的五維結構，即人民性、公共性、藝術性、傳播性，以及創新與合規之間的平衡。這五個維度并非并列口號，它們更像對美術運行結構的不同切面描述。而納入同一系統，也可以歸納為三個層次，使之分別對應價值取向、專業標準與運行治理。

第一，在價值取向層面，人民性與公共性指向“為了誰、面向誰”的方向問題。人民性要求美術以人民的生活經驗與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與落腳點，并承認人民既是表現對象也是鑒賞與評判的主體。公共性則強調作品進入公共場域的有效性，作品不僅要被創作出來，也要能被接觸、被解釋、被討論，從而形成公共導向的當代表達。在藝術史的視角下，這一層面關心的是美術如何與社會生活發生可持續的連接，而不是停留在象征性的宣示。從近代以來的公共雕塑到當代的社區藝術項目，公共性往往不是作品的附帶屬性，而是在進入公共空間的過程中被不斷協商出來的，包含了場地、觀眾與解釋框架的共同作用。

第二，在專業標準層面，藝術性與創新構成對“指標化審美”的必要抵抗。藝術性并不等同于精英壁壘，它更像作品在形式、語義與情感組織上的密度，使作品不被短期流量邏輯完全吞沒。創新則是新技術條件下不可回避的現實要求，它既包括材料與媒介的擴容，也包括方法與觀念的更新。但創新若脫離人民性與公共性，就容易變成自足的“新奇”，因此它必須被放回價值取向之內討論。回望20世紀的美術史，許多看似“技術性”的革新之所以成立，往往是因為它回應了新的社會經驗與新的觀看方式，這也提示今天的創新需要和現實經驗發生更緊密的聯系。

第三，在運行治理層面，傳播性與合規性為公共信任提供條件。傳播性并不等同于營銷，它更接近一種制度化的可溝通能力，涉及作品如何被看見、如何被解釋、如何進入公共討論，這需要策劃、展示與公共教育等解釋性供給。合規性則是新技術條件下的底座，同質化、虛假合成、版權不清與責任不明等問題若不被處理，人民性與公共性很難兌現，創新也可能成為消耗信任的快消品。在實踐層面，這還涉及機構如何制定披露規范、平臺如何處理版權申訴、以及公共項目如何設置責任邊界等具體環節。

由此可見，核心價值至少承擔三方面作用。它首先為廣義當代美術內部的異質性提供共同坐標，使實驗藝術、學院創作、主題創作、公共美術與平臺原生視覺生產可以在同一框架內被比較與討論。其次，它為體系構建提供方向，價值需要被寫入生產機制、傳播展示、評價批評與治理工具之中，形成可操作、可檢驗的規則鏈條。再次，當評價標準在專家、機構、公眾與平臺數據之間出現分裂時，核心價值也提供一個可以回到原點的參照系，用以處理爭議并修正偏差。

二、共同體默認與自明性前提

“范式”（paradigm）一詞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提示知識與判斷并非在真空中產生，而是依賴共同體共享的承諾與規則。審美判斷同樣依賴共同體共享的概念、尺度與預設，而這些預設往往以“理所當然”的方式運作，只有當爭議出現或媒介條件變化時，它們才會被重新看見。

當討論從展廳走向日常媒介環境時，短內容語境改變了敘事節奏與注意力分配，算法分發改變了可見性結構，這些變化不只是外在條件，它們會進入感知與判斷之中，推動范式層面的重排。藝術史中的“正當感受”并非天生，它往往通過教育、展覽與批評體系被培養出來；當培養機制轉向平臺化和碎片化，范式的變化也會更迅速、更難被察覺。

審美范式也并不只存在于宏大的美學史分期。在圖像時代的研究中，有學者借用范式概念提出“視覺范式”，用以指稱特定時代人們的“看的方式”，并由此討論影像生產與觀看技術如何重寫經驗結構。（《高字民：《從影像到擬像——圖像時代視覺審美范式的變遷》，《人文雜志》2007年第6期）這一路徑提示，討論當代美術的審美范式時不能只盯住作品風格，還需要同時看到“觀看的制度”如何被媒介與平臺塑形。在美術館展陳之外，線上圖像庫與算法推薦也在塑造“什么值得看”的排序邏輯，這種排序邏輯往往先于解釋而發生作用。

類似的判斷也出現在對人工智能傳播實踐的研究中。相關研究指出，AI的深度嵌入會推動傳播從具身在場走向離身在場，并通過算法與交互界面重構感知維度與審美坐標。（國歌、趙廣遠：《從具身到離身：人機耦合視域下AI主持的審美范式重構》,《傳媒》2025年第22期）盡管不同門類之間不能直接類比，但這一提示仍具有方法論意義，即新技術改變的不只是生產工具，更會改變審美感知結構與評價前提，從而觸發范式層面的遷移。

再從審美史的角度看，20世紀以來美學研究對象逐漸從“美的本質”轉向“審美經驗”，大眾美學的興起與受眾參與的強調，使對象更為具體多樣，審美體驗的當下性被持續放大。當審美領域向日常生活擴展，審美范式也會隨之調整。（傅守祥：《審美范式的世俗化：藝術哲學的重構與審美風尚的改變》，《探索》2007年第2期）這種調整既帶來活力，也可能帶來功利化與快感化的壓力，因此更需要回到范式層面，說明其變化的條件與機制。

可以確定一定時期內被共同體默認的普遍審美價值取向，以此追問其審美范式，因為自明性的前提組織審美表達與評價，會在媒介技術與社會結構變化中發生遷移，并讓研究者將價值問題落實到運行結構上。

討論兩者關系之前，需要先劃清概念邊界。在美術的體系建構上，問題是“應當成為什么”，并為此提供規范性方向、優先序與底線；在審美的時代范式上，問題是“在什么前提下被感知、被表達、被評價”，并為此提供共同體默認的原則、概念與評價前提。兩者都涉及價值，但層級并不相同。如果把人民性、公共性直接等同于某種風格標簽，就會把價值降格為形式；如果把審美范式僅理解為流派樣式，也會遮蔽范式在共同體默認與評價機制上的力量。

為了讓關系解釋更便于操作，可以把核心價值、審美范式與運行機制放在同一條鏈條上理解。核心價值規定方向與底線，審美范式把價值轉譯為可識別的原則與評價前提，運行機制則把這些前提固化為日常制度安排，例如創作如何組織勞動分工與工具鏈，展示如何提供解釋性供給，批評與評審如何設置參照與流程，以及治理工具如何處理風險與爭議。這樣處理的好處，是把抽象的價值討論落到一條可追蹤的路徑上，使每一環都可以被追問：價值在哪里被轉譯，范式在哪里被強化，機制又在哪里發生偏差。

在這條鏈條上，核心價值的作用首先體現在“方向與底線”上。人民性與公共性指明面向社會生活的基本取向，藝術性與創新提供專業尺度，傳播性與合規治理則構成進入公共空間時不可缺少的條件。它們共同回答當代美術應當守住什么，又應當朝哪里走。審美范式的作用在于把價值轉譯為共同體能夠反復使用的判斷方式。哪些表達更容易被理解為正當，哪些經驗更容易被視為有意義，往往并不是靠一條明文規定，而是靠共同體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默認前提。這些前提一旦穩定下來，就會像“習慣的眼睛”一樣組織觀看與評價。運行機制則把這種默認前提寫進具體流程。當機制成熟時，價值與范式會在日常運作中被不斷重復與訓練，從而獲得相對穩定性；當機制偏離價值或被外部指標接管時，范式也會隨之漂移。由此，機制并非附屬環節，它決定價值能否落地，也決定范式能否自洽。

自明性預設如果不被制度化為機制，就很難穩定；而機制如果脫離核心價值，就會變成純粹的技術性安排，最終由最強的外部力量（平臺指標、市場回報）接管。如同美術學院的訓練會把某些形式語言變成“常識”，展覽機制會把某些主題與敘事變成“可被期待”的對象，成為庫恩所言的“共享承諾”，即共同體之所以形成穩定的判斷方式，是因為共享承諾被不斷重復、訓練并固化為規則。

用這一鏈條可以解釋兩種常見問題：一是價值空轉，即文本層面高舉人民性與公共性，但評價仍被圈層慣習或流量邏輯主導，作品與公眾之間缺乏可溝通路徑，公共性容易退化為口號；二是范式漂移，即機制層面被平臺化技術快速改寫，評價標準向量化指標傾斜，審美經驗被“可計算的反應”替代，藝術性與公共信任隨之受損。AI主持研究已呈現類似結構：當審美過程從“感官體驗”轉向“算法感知”，審美感知從“情感共鳴”走向“數據共振”，評價也更容易偏向量化指標。（國歌、趙廣遠：《從具身到離身：人機耦合視域下AI主持的審美范式重構》，《傳媒》2025年第22期）

同時也要看到，核心價值與審美范式并非單向決定。范式一旦改變，會反過來影響價值的解釋方式與優先序。圖像時代人類通過視覺機器獲得技術化視覺經驗，“看的方式”被視覺機器編碼，影像向擬像的轉變最終導致“超真實”與意義“內爆”。（高字民：《從影像到擬像——圖像時代視覺審美范式的變遷》，《人文雜志》2007年第6期）當意義生成方式改變時，“什么是有價值的觀看”“什么是值得的真實”都會發生變化，當前存在的“審美生活化圖景彌散”“功利性審美趣味取代崇高理想”的趨勢，本質上也是范式變化對價值結構的重排。（傅守祥：《審美范式的世俗化：藝術哲學的重構與審美風尚的改變》，《探索》2007年第2期）因此，在新大眾文藝語境下談核心價值，不僅要列出價值清單，更需要討論在新的范式與機制中這些價值如何被保護、被轉換并被糾偏。

三、數字平移與數字集市

“數字平移”從字面意義上分解，可分為“數字”與“平移”。“數字（number）”除了包括“0-9”對應的記數符號外；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由“數字”所衍生的“數字公民”、“數字空間”等詞語日漸增加。當中，“數字”是形容生活在信息時代下的社會，其描述對象直接或間接地與信息技術等新興技術產生關聯。（周琴：《智慧賦能教師專業發展》，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平移（translation）”意指周期中的波峰偏離中點的現象，其作用在數據分析中是用來預測更長周期的趨勢。（[美]小查爾斯·D.柯克帕特里克（Charles D. Kirkpatrick II）、[美]朱麗葉·R.達爾奎斯特（Julie R. Dahlquist）：《經典技術分析》，機械工業出版社2020年）從力學來看，平移是沿著直線的運動，例如上下、左右或者前后，在平移的過程中，方向、大小、形狀沒有變化，位置則發生了變化。（阮寶湘主編：《工業設計機械基礎》，機械工業出版社2023年）在此基礎上，“數字平移”其本體論可指涉一種由物理世界的物質本體（如架上藝術）轉化為離散、可計算的數據本體的過程；在數字平移的實踐過程中，“平移”不僅是力學上的中性位移，而是涉及由平臺、算法、協議構成的數字技術邏輯。在數字藝術的文化語境中，其藝術實踐與文化形態，往往由傳統藝術的精神內核與審美范式所展開，當中“數字平移”可說是傳統藝術在數字時代的增殖，其文化基因延續而生成可編程性、交互性的新屬性。

在當代美術研究語境中，“數字平移”實現了從技術層面向文化層面的線性移動；廣泛而言，藝術創作、傳播與接受系統從物理介質向數字介質的整體性遷移過程，這一過程本質上，是藝術本體存在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美術作品在數字空間并非原樣呈現，而是在數據化過程中產生新的屬性——可編程性、可交互性、可衍生性。在生成式AI時代，簡單的藝術品數字化的邊際成本趨近于零；若缺乏后續的活化與交互，這些龐大的數據庫將如同無法產生效益的“技術負債”般。因此研究提出“數字平移”的技術發展應從“存儲導向”轉向“生成導向”，藝術創作需積極地融入新工作流的產業，而并非僅作為展示，決定了其在重構文化語境中的能力體現。這無疑亦引發觀眾對藝術創作的新理解：在數字空間中，藝術的語境與觀看關係產生了何種本質化變化？

若把“數字平移”理解為物質世界對象的數字化，以及數字對象在平臺、格式與環境之間的移動，那么保存與策展提供的是更成熟的概念框架，它們提醒人們不僅應該關注“搬過去”，還包括“搬過去之后還能不能被讀到、能不能被證明”。在這類討論里，數字對象的元數據與描述信息也被視為保存對象的一部分，因為它們決定后來者能否理解文件的來歷、語境與使用限制。“數字平移”不僅改變了藝術的載體，更重塑了其價值基礎。傳統美術珍視原作物質性的“靈韻”（aura）與歷史唯一性。而在數字領域，簡單的存儲與復制價值邊際遞減，“生成性”成為新的價值載體，藝術的價值不再僅源于其作為封閉客體的存在，更在于其作為數據本體所具備的可編程性、可交互性與可衍生性。這要求創作思維從“制作一個作品”轉向“設計一套生成規則與交互可能”，價值評估也需考量其在數字生態中持續引發再創造與意義迭代的能力。

圍繞數字保存的研究中，常被反復討論的是“遷移與仿真之爭”（Migration vs.Emulation）。遷移強調通過轉換對象或格式來保持可用性，例如把舊格式文件轉為新格式，把舊系統的數據導出到新系統。仿真則更在意原貌與功能，通過重建原運行環境來維持使用方式與感知經驗。兩種路徑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即數字對象的“可用”究竟意味著什么。傳播與媒介研究進一步把這種轉換理解為一種媒介間的改寫，因為每一次轉換都會帶來呈現方式、意義組織與可見性結構的變化，數字對象并非只是被搬運，它也在被重新書寫。對藝術史而言，這一爭論也關涉數字復制品的展示方式：同一幅作品的數字化文件若被反復遷移與壓縮，色彩與質感的細微差異會累積，進而影響研究與公共呈現。

進入人工智能研究與應用語境后，這套討論被明顯拉長。備份與遷移不再只關心“文件是否可恢復”，還要支持實驗與系統的可復現、可追溯與可審計。生成式AI（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GENERative AI或GenAI ）使“需要被保存與遷移的對象”發生外延變化，大量關鍵內容來自模型生成，且會回流到信息生態甚至訓練語料之中。于是，保存不只是一份拷貝，還包括來源與過程的說明，例如生成時使用了什么模型與參數，經歷過哪些編輯與壓縮，是否存在合成與篡改的可能。換言之，AI時代的“平移”常常意味著跨平臺、跨格式、跨可信度的移動，需要通過標注、版本管理與數據譜系等手段，把對象的來路與變形過程一并帶過去。

在“分享經濟”的討論中，“數字集市”更多指一種可以交易與共享的線上貿易平臺。它借助互聯網把分散的個人與資源連接成市場，把原本閑置的“剩余使用容量”匯集起來，使資源更容易被看見，也更容易被匹配。相較于傳統集市受限于地理與時間，數字平臺讓交易從偶發走向日常化，并在更大范圍內形成規模效應。其關鍵機制在于點對點連接帶來的直接互動，供需雙方可以繞開層層中介，直接完成信息對接、信用評估與交易結算。（王寧：《分享經濟的社會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1期）

在“新大眾文藝”的語境里，“數字集市”（Digital Bazaar）更像一個借用“集市”經驗所形成的隱喻。它指數字平臺技術與參與式文化共同促成的開放共建場域，新興文藝、傳統文藝與社交型文藝在同一空間并置，日常生活的經驗與情感被轉化為可傳播的審美材料。這個場域依托平臺基礎設施運行，流量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交換的通貨，并被算法持續組織與再分配。在大眾數據流、算法策展與主旋律內容投放交織的格局中，更多原本缺乏名望的創作者獲得可見性，觀看也更容易轉化為評論、轉發與共同創作等交往實踐，從而形成一種帶有“公地”色彩的文化參與空間。（朱麗麗、馬麗丁娜：《“數字集市”：新大眾文藝的景觀形態、生成機制與權力重構》，《南京社會科學》2025年第6期）

兩種“數字集市”都以平臺的連接能力為前提，并借“集市”強調開放匯聚與交換，但它們面對的對象與權力結構并不相同。在新大眾文藝的討論中，被交換的更多是符號、情感與注意力，價值尺度更依賴可見性與流量，因此算法分發與內容治理會深刻塑形其公共性。分享經濟的數字集市則圍繞使用權、服務與收益機會展開，核心在于去中介化匹配與規模效應，解釋的是閑置資源如何被常規化、社會化地利用。

作為“數字集市”的新大眾文藝場域呈現出三個層次形態：（1）微觀的美學體驗；（2）中觀的數字機制；（3）宏觀的復合權力結構。其中，由生產者/消費者合組而成的“產消者”（prosumer），消解了專業和非專業的隔閡，消解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隔閡，使之成為極具生活氣息的民主的數字公共場域。在虛擬遺產應用中，Open Simulator便開發設計了“虛擬集市”涵蓋每個生物智能體的屬性，擬造出古希臘集市日常場景。（方興東、嚴峰、鐘祥銘：《大眾傳播的終結與數字傳播的崛起——從大教堂到大集市的傳播范式轉變歷程考察》，《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年第7期）AI算法的出現使智能傳播超越了過往21世紀10年代的移動互聯網的“人工”傳播范式，開啟了算法驅動的大規模生產與傳播的新時代。

隨著各個智慧城市逐漸建立，美國技術哲學家本杰明．H．布拉頓（Benjamin H. Bratton，1968-）以“Stack”來形容不同虛擬層疊加在城市空間中的現象。（Benjamin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MA: MIT Press, 2016.）這就將互聯網的空間屬性從過往的賽博空間解放出來，結合5G網絡嵌入現實的空間中，實現將虛擬與現實無縫銜接的超真實場景。（趙華森、陳燕：《智慧城市中的公共藝術設計：解放即將被數據馴服和囚禁的人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20年）從藝術的角度，數字集市可想象為由數字技術建構的藝術公共場域，當中可進行藝術品的交易，同時亦是衍生出新的藝術話題、審美經驗的協商平臺。數字集市消解了傳統藝術場域的“生產者-消費者” 二元結構，在數字集市中身份的邊界被日益模糊化，其多主體共在的特徵使創作者、收藏者、評論者、觀眾的身份能持續切換。另一方面，數字集市的運作建構于平臺算法、數據所有權、注意力分配機制，這亦形成了新藝術界的權力重構。

“藝術界”作為當代概念，這一文化關鍵詞的探討即展現出新的美學研究與藝術探討的方向，同時反映研究者有意識地將數字集市的藝術實踐，回溯至藝術學的文化語境研究之中。（殷曼楟：《“藝術界”概念的現代生成及學科對話》，《社會科學研究》2013年第1期）在數字集市中，誰是“領航者”？在資本與技術的雙重驅動下，數字集市是否正實現全球化的藝術公共領域？人工智能作為無機生命，可以說是沒有“意志”可言，其運作所遵循著的算法理性使得人工智能具更廣泛的應用潛力，這亦使得理性的運用主體由“人”轉向成“類人的人工智能”，統稱為理性運用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孫國東：《“算法理性”的政治哲學檢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在AI“去人化”的特征越加突出下，新型的“數字集市”不再只是交換場所，而是成果交付的生態場域；當中，人類不再是唯一的藝術創作者，AI生成的藝術方案或許成為人類創作者的替代，這取決于其重構文化生產工作流的能力。

四、制度路徑與機制閉環

新大眾文藝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更廣泛的社會成員參與到文藝創作活動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創作者與評判者的傳統分工。對美術而言，這意味著審美共同體不再由單一圈層構成，而是由專家、機構、公眾與平臺數據共同參與。當評價主體擴容時，標準更容易分裂，因此核心價值必須被寫入多主體評價的范式結構之中。這里的關鍵在于“寫入”，也就是把人民性與公共性轉換為可執行的流程與邊界，明確公眾參與的范圍、專家復核的職責，以及爭議處置與糾偏機制的運行方式。在很多線上場景中，作品先以圖像碎片進入傳播，后續解釋與批評常常追趕在后，這使范式更容易被即時反應與熱度數據牽引，因此更需要在制度層面補足解釋與復核環節。

在其他文化門類中也能看到類似的結構邏輯。以抗戰題材影視的討論為例，有研究指出，某些類型化、奇觀化的創作曾導致敘事可信性與審美價值的危機，而在政策調控、行業自律與觀眾審美變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創作逐步回歸理性與嚴肅性，并形成新的審美習慣。（于仰飛：《微觀敘事·家國認同·影像美學——抗戰題材電視劇的審美范式演進與當代建構》，《百家評論》2025年第6期）這一例證并不需要被直接移植到美術領域，但評價共同體擴容時，若缺乏規范底線與機制安排，范式容易滑向娛樂化；反之，價值導向與行業機制的協同，也可能推動范式被糾偏并走向成熟。

平臺化傳播首先改變可見性的分配，其次改變理解與討論的方式。短內容語境、算法分發與跨媒介再傳播，使作品的公共命運不由展覽系統決定，傳播性也不再是附加的外部策略，而逐漸進入審美范式內部。作品如何被呈現、被解釋并如何與公共空間發生關系？這一系列問題，不僅導致作品接受方式被改變，也進一步影響其評價標準。討論作品的公共空間，關鍵就在于釋放其評價與流通的權力，將解釋性供給、公共教育與線上線下協同視為范式運行的一部分。藝術史上，新的展示技術往往會帶來新的觀看姿態，例如從展廳到畫冊，再到屏幕，每一步都在改變觀眾與作品的距離與停留時間。今天的平臺環境同樣如此。

為什么美術傳播應當與藝術性與治理方式同時被討論？在新大眾文藝語境中，傳播不是簡單的宣傳，而是公共性得以成立的條件。沒有傳播性，公共性只能停留在“應當進入公共”的愿望上；只有傳播而缺乏藝術性與治理，傳播又可能把作品推向即時快感與同質化。因此，傳播性需要與藝術性標準、版權與責任機制、以及更可持續的公共空間共同結成閉環。其實，“閉環”只是系統中的邏輯關聯，其意義發散及開放性特征正在于其后續的那個公共場域，公共性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生成式AI的影響也不只是“生成了新圖像”。更深的變化在于它改寫勞動分工、工具鏈與創作流程，從而影響作品形態與審美傾向。相關研究在討論AI介入傳播實踐時提醒，當身體在場被弱化，感知與價值坐標可能被算法與界面重新組織。（國歌、趙廣遠：《從具身到離身：人機耦合視域下AI主持的審美范式重構》，《傳媒》2025年第22期）這一提示同樣適用于美術領域，它要求人們把生成式AI視為改變范式條件的因素，而不僅是新的技法。

首先，創作主體更容易呈現分布式結構。一件作品可能由策劃者、提示詞設計者、模型訓練者、素材提供者與后期編輯者共同完成，作者性與責任歸屬隨之進入審美評價之中。觀眾不只看結果，也會追問來源、過程與立場，這使過程披露與版本管理成為范式的一部分。其次，形式供給的快速擴張帶來過剩與同質化風險。當形式生產成本下降，差異性更依賴價值判斷與編輯能力，而不再主要依賴技巧門檻。藝術性在此成為“差異如何成立”的關鍵條件，它要求創作在形式之外提供更有密度的經驗組織與意義生成。再次，公共信任的門檻被抬高。虛假合成、版權不清與責任不明會直接損害作品進入公共空間的可能性，從而使合規不再只是外部約束，而成為人民性與公共性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當社會對真實性與來源更敏感時，作品如何被標注、如何被解釋，也會反過來影響其審美命運。

因此，在生成式AI條件下，核心價值與審美范式的關系變得更緊密。價值若不被機制化為標注披露、過程說明、來源聲明與風險處置流程，范式就可能在信任危機中失效；范式若缺乏藝術性標準與解釋性供給，價值也容易被同質化與快感化吞沒。在此意義上，生成式AI把“價值如何進入范式”這一問題從理論層面推向更迫切的實踐層面。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當下關于生成式AI的討論常常會迅速觸及倫理與治理，它們并非外部附加，而是范式能否穩定的內在條件。

綜上所述，核心價值與審美范式的關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持續的轉譯與校正過程，其關鍵不在口號而在機制。

（1）關系的基本命題

在新大眾文藝語境中，中國當代美術的核心價值提供規范性方向與底線，包括人民性與公共性所指向的社會立場，也包括藝術性與創新所體現的專業要求，以及傳播性與合規治理所提供的運行條件。審美范式則把這些價值轉譯為共同體可識別、可重復使用的審美原則與評價前提，并通過日常實踐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審美習慣。核心價值回答當代美術要走向哪里，審美范式回答共同體用什么樣的默認前提與規則把它帶到那里。

（2）關系的結構解釋

核心價值與審美范式，二者互相依存。價值設定需要經由范式才能進入共同體的日常判斷，范式運行又需要機制支撐才能穩定。當機制偏離價值時，就會出現價值空轉或范式漂移。因此，核心價值并非停留在文本中的宣示，它必須被轉寫進評價流程、展示系統與治理工具；審美范式也不是自然生成的風格潮流，而是在制度與技術條件中被不斷訓練出來的共同體默認。在這一結構中，范式既可能把價值落實為共同體的日常判斷，也可能把價值消解為可量化的表面指標，因此需要持續地反思與校正。

（3）關系的現實指向

在新大眾文藝語境中，討論核心價值與審美范式的關系最終會落到幾個可檢驗的問題：一、人民性與公共性是否被轉化為作品進入公共空間的真實路徑，而不是停留在宣言？二、藝術性是否仍能提供抵抗指標化審美的內在尺度，而不是被“可傳播性”完全替代？三、創新是否與合規治理形成閉環，使新技術的風險被控制在可承受范圍內，從而維護公共信任？

上述三個關系問題之所以關鍵，是因為它們直接關聯“體系構建”能否落地。當制度、平臺、機構與公眾之間形成相對清晰的分工與協同機制，核心價值就不再只是文本層面的共識，而會在范式層面形成新的自明性前提，并在機制層面穩定為可持續的當代美術運行結構。反過來，如果協同機制缺位，評價被單一指標牽引，或者過程與責任無法說明，那么核心價值很難進入共同體的審美日常，審美范式也會在反復爭議與信任損耗中變得脆弱。

結論

新大眾文藝的視域下論中國當代美術的體系建構，不宜把核心價值與審美范式當作兩個互不相干的概念。核心價值若缺乏范式與機制支撐，往往會空轉；審美范式若脫離核心價值的規范方向，又容易漂移并被外部力量接管。主體擴容、渠道重組與評價結構變化，恰恰把這種關系推到前臺，使其不再只是理論選擇，而成為現實要求，特別是適應新媒介時代的現實要求。

新媒介興起引發又一輪視覺革命，推動著中國美術審美范式的當代轉化：（1）存在形態的轉化。以數據本體所具備的可編程性使藝術不再作為封閉的客體，實現其可交互性與可衍生性。（2）話語權力的轉化。藝術創作的認定權部分地從專業機構及批評家下放至社群，使藝術成為社會對話的媒介與情感連接的紐帶。（3）文化資源的轉化。通過“跨媒介活化”實現文化資源的“互文增效”，為大眾創造深度的文化體驗與精神沉浸。進而呈現“多主體、多元化”與“去中心化”的發展趨勢，以藝術的社會價值（如文化傳承）、經濟價值（如數字資產交易）、社區價值（如社群認同）與技術價值（如算法創新）相互交織，形成了復雜的價值矩陣。

這場轉型的深層動力，是科技革命與文化自覺的雙重驅動，給我們開啟多重思考：如何在全球化數字語境中，建構具有中國美學精神與當代話語的美術體系？如何避免在算法中心化中失去真正的多樣性？又如何在人機協同中捍衛人的審美判斷與倫理責任？具體的問題有很多，留給我們思考的空間非常大。歸結起來，無非就是我和他者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置。此“他者”即在自身之外，包括由人工智能產生的獨立主體。多主體與多中心，各種界限正在不斷消解又不斷確立，其交互性與公共性，不斷構成話語權力場的新博弈。

文/范勃，廣州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協實驗藝術委員會主任 來源：《美術學報》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