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論壇】村志村史寫什么||劉德元

村志村史寫什么

劉德元

編修村志村史，是全國二輪三級志書完成以后，由地方史志部門鼓勵推進、鄉村自發興起的一種修志行為，也是二輪三級修志的一種拓展延伸。

村志和村史寫什么？怎么寫？如何讓村志和村史起到存史教化、留住鄉愁的作用？從筆者最近審讀的這部村志（史）稿看來，其內容最大的問題是，編者把主要筆墨放在記錄村干部、領導視察（志稿中把鄉鎮干部下鄉稱為視察，照片選擇也不規范）、鄉村名人、脫貧致富等重大主題上。乍一看，這部村志（史）稿抓住了時代的主流，具備一定“官修志書”的現實價值和社會意義，但志稿中對鄉村的歷史沿革、姓氏源流、村民村事、民風民俗等方面關注不多，缺項多，明顯錯誤多，看不出一個村莊的歷史沿革、文化故事和發展成就。這部村志（史）稿雖不具普遍性，但具有針對性，這是當下編寫村志村史應當引起注意的一個問題，明乎于此，才有可能編好村志村史。

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來，我國鄉村變化翻天覆地，物質生活日趨豐足，城鄉之間差異逐步縮小，人們在精神文化的追求上日漸復雜化、多樣化，諸多外來文化穿街過巷，對鄉村產生強烈的、以點帶面的影響。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村莊不斷地消失，空心化、老齡化日益嚴重。隨著時間的推移，老人在不斷地離開，最后一代傳統農民或將徹底消失。我們要看到，村莊是村民聚居的處所，一般由一個或多個家族聚居而自然形成，村莊的主體是村民、是家族、是氏族，古老的村具有幾百年乃至上千年歷史，年輕的村也有數十年歷史。村落的沿革、文化、物質、精神等問題關乎村民的心靈建設，關乎村民的“自制”“自治”“自洽”和“自處”，關乎村民與村民之間的“互動”“互融”“共進”與“和諧”。村民不僅要物質富足、治安無虞，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更要與時俱進、不斷革新。換個說法即是，我們的村從哪里來？我們村里的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誰來耕地種田？誰來繼承五千年來的優秀傳統文化？在這個特殊而又艱難的時期，真實記錄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鄉村變化，為一部分已經消失或即將消失的村莊留下永久的文化記憶，為實現全面脫貧和向小康發展的村子留下奮斗的歷程，唯有村村修志修史，修好村志村史，方能充分記錄村民歷史，講好鄉村故事。

因此，村志村史的編修，一要關注鄉村人精神文化的嬗變。

費孝通先生說過：“中國人的生活是靠土地，傳統的中國文化是在土地里長出來的?！贝逯敬迨肪褪峭恋乩锷L出來的文化果實。從外觀甚至表現形式上看，鄉村與城鎮之間的差異縮小，真可謂“忽然之間”。尤其是衣食住行，城鄉之間已經沒有了本質上的區別。各種裝飾豪華的樓房、代步轎車、各式電器、手機、互聯網、快遞等在鄉村的興起與流行，一方面反映了人們物質上的充裕程度，另一方面則是鄉村模仿城市的直接表達。

由于個體性現實生活的各種“必需”和不同境遇，很多鄉村人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農家之門，以打工或做生意的方式到城里生活，這些人被形象地稱之為“農民工”，這些已經進入城市居住的村民，既熱愛城市的各種便利，卻又舍不得村里的房宅和田地。他們進城的主要目的，首先是為了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其次是就近就醫養老。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又渴望回到鄉村，在相對寬敞、自然、隨意的環境中生活。然而天長日久，有的村莊在城市發展中消失了，有的村莊變換了昔日的模樣，鄉愁失去可寄托的實物載體。鄉村是農耕文明最后的晚照，是傳統文化的根脈之地。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是從文化認知開始的，農耕文化的形成自有其環境、根脈、水土。強烈的民族、家國和文化上的認同感，以及在長期的生活之中形成的敬天憫人、家國情懷、故鄉情結、鄉親觀念，以及對同一地域風俗習慣的認同感、親和感、身體力行的傳承與弘揚等，都是其中的優秀部分。當下的城市文明與外來文化不斷以各種面目、形式進入鄉村，對鄉村社會產生較為強勁的沖擊。這種沖擊并非以粗暴的方式出現，而是以各種柔性、彈性極強的方式，進行溫和地“介入”?？陀^來講，城市文化、外來文化的進入，也使鄉村思想越來越開明、現代，帶來諸多好處。這是一種復雜的嬗變。因此編修村志存史，不能簡單地以官方的視角進行判斷，而是要以志者和史家的態度和情懷，深入分析其中的內在機制，尋找到融合、突破以及書寫的新可能。

二是新的農村景觀需要新的史志章法來表達。編寫村志和村史的目的與編寫地方志綜合性志書一樣，都是為了存史、資治、育人。編修村志村史必須是原生態的、開放的、兼容并蓄的，主筆的職責就是以靈活的史志體裁與技巧，對一個村莊的歷史演變進行更具史實性的關切與呈現。

村莊的人綿延不休，薪火相傳，其最根本的支撐力就是他們在漫長時間中創造和積淀的獨特鄉村文化及其鄉村精神。在鄉村，傳統文化的繼承，需要更多的人身體力行和代代傳承。而“村民”不是抽象的，是我們長年累月在山野、工地、高速路之間奔波勞作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以及他們背后的空巢老人、留守兒童，也更是蒼天之下億萬人民在晨光與暮色中的綹綹背影。放眼當下鄉村，廣闊的人群，悠遠的故土，正經歷著時代的巨變，體驗著文化的轉換。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的，并以鄉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多半是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在鄉村文化精神和心靈信仰賡續之間、轉換之時，村志村史寫作自有廣闊天地。

筆者在審讀這部鄉村志稿時，正好是蛇年春節期間，為此我特意邀約了幾個當年的下鄉知青，去我們插隊落戶的地方，然而讓我們驚訝的是，我們的車兜兜轉轉，居然如入“八陣圖”一樣找不到路了，經過多次下車打聽，才知道我們那個生產大隊（現在的村）的8個生產隊中，有4個生產隊已經被推土機推平，我們當年的知青屋不見了，村民的土坯房和架子房也不見了，山灣堰塘、牛滾蕩、土地廟、采石場和排水溝等都不見了，一個知青打算去看望曾經關心過他的老農，據說也于年前去世了；在一家路邊麻將館內，一伙春節回鄉尚未返工的年輕人正在打牌，我們仔細分辨，一個也不認識。這種情況，讓我強烈地意識到，在當下的時代，我們可能偶爾去到農村，看到村莊阡陌、山野河谷，流水的小橋、盤山的公路，看到以各種表情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農村人。可我們真的了解當下的農村和農民嗎？了解他們的來龍去脈、鄉村結構與文化心理嗎？現在的中國鄉村已經不再是魯迅《故鄉》《社戲》等作品中的鄉村，也不再是蕭紅的“呼蘭河”、孫犁的“荷花淀”、趙樹理的“山藥蛋”。這是一個更新、改良與新造的時刻，對鄉村文化傳統和物質來源的反思，對鄉村人精神風貌的發現，進行獨具特色的、別開生面的史志構建和表達，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史志編修始終與鄉村歷史地理和村民文化息息相關。對目前的村志村史編寫而言，其書寫對象、題材來源，只能源于本土、出自本土，源于村民、出自村民，村民寫村志，村志寫村民，在書寫中捕捉村民的來龍去脈，鄉村的時代變遷，以史家筆墨，志者情懷，史志結合，以志為主，把村史、村志、村民口述史三方面緊密結合起來，寫出鄉村歷史、地理和文化的魂魄與精髓，寫出鄉村文化精神在嬗變時刻的慌亂與艱難、不舍和創新。這應當是村志村史的另一個著力點所在。

基于此，筆者認為，村志村史的編寫，主要是記錄鄉村歷史淵源和建置，村莊主要姓氏來源分布，家譜資料，自然環境，土地資源，河流山谷，氣候降水，植被動物，道路狀況，能工巧匠，下鄉知青，水利農田建設，郵電通信，鄉村衛生，學校教育，宗教廟宇，四季農事，村民憶事，糧食生產，林果業，養殖業，商業以及村辦企業，村級組織，村規民約，歷史人物，紅色革命歷史，大學生，老黨員，手藝人，立功退伍軍人，創業成功人士，民俗文化，傳說故事，繪畫書法，名老中醫，婚慶喪葬，風味小吃，老舊照片，老舊農業用具，文物遺跡，駐村干部，脫貧攻堅，農業發展等內容。至于資料的收集，除本村本土的資料外，重要的是村上的族譜和家譜，其次還可以銜接鄉鎮文化室，縣區級檔案館、地方史志辦公室，以及個人口述歷史等。村志村史的編寫，要不拘一格，要充分寫出本村本土的特色，堅持有什么就寫什么，堅持“三個不”：不忌諱，不隱晦，不夸張；堅持“三個講清楚”：把歷史沿革講清楚、文化故事講清楚、發展成就講清楚。

概而言之，編寫村志村史不僅是記錄歷史、地理和文化的需要，也是促進地方發展、增強文化認同和激勵后人的重要手段，一句話，村志村史寫好了，即使村莊消失了，故鄉變得面目全非了，村志村史仍可以讓鄉愁記憶永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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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劉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