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李白的《渡荊門送別》與杜甫的《江漢》，皆寫長江中游，又同為五律，但前詩寫在李白壯年出川之際，后詩作于杜甫晚歲漂泊之時，時代有治亂巨變，詩人的處境心境更是大相徑庭，二人正因把握住了這一根本差異，才使兩詩絕不雷同而同為高唱。陳忠實坦言自己的《白鹿原》是學習張煒的《古船》，但《古船》著力揭示的是時代波譎云詭背景下民族心理的隱曲幽微，而《白鹿原》則試圖以白、鹿兩大家族的命運透視大歷史的變與常，立意的不同，使兩部家族歷史小說各臻至境又互為補充。
“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古人尚且有此雄心，當代作家中，像柳青那樣，為捕捉新的形象、觀察新的生活、培育新的感情、醞釀新的語言而主動要求深入實際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當代中國正發生深刻變革，需要作家以極艱苦的毅力勇氣在生活中沉潛與發現，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具備創新創造的起碼前提，否則，就不可能根本擺脫因循蹈襲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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